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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人民军队的创建
叶剑英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他策应南昌起义,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为红军初创时期的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红军面临分裂的紧急关头维护了在人民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了特殊贡献.
策应南昌起义,暗助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爆发之前,叶剑英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著名将领.他1917年入云南讲武学校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1920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先后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第8旅参谋长等职,1922年陈炯明叛军围攻广州总统府和孙中山的住所时,叶剑英冒险护送孙中山脱险.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叶剑英参加黄埔军校筹备工作,任教授部副主任,参与制定教学计划、招聘教员、招考学生、编写教材等工作.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叶剑英率部英勇歼敌,名声大震.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群众的暴行使叶剑英认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他下决心参加革命,通电反蒋.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叶剑英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此时,他正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入党后,经周恩来同意,叶剑英的党员身份暂不公开,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以配合党的工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安排对于南昌起义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27年7月,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并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计划.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一批党员干部相继来到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工作.叶剑英也随第4军军部来到九江.这时的九江,聚集了人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4军第25师第73、75团,以及当时已经接近的贺龙所指挥的第20军.这些军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为名把贺、叶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同时令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进而将其包围,一举扑灭军队中的革命火焰.当时在第4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这一阴谋后,连夜秘密从庐山赶到九江,把消息通报给叶挺.接着,叶挺、叶剑英、贺龙、廖乾吾等人在甘棠湖上的一只小划子上共商对策,决定贺、叶不上庐山,不接受张发奎调动部队的命令,所部立即向南昌集中.这次甘棠湖上的小划子会议对于保证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对于起义部队及时开往南昌,可谓极其重要,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叶剑英.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3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按原定计划向广东进发,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重新举行北伐.南昌起义的爆发使国民党惊恐万状,、汪精卫等急令调集各路兵马,讨伐起义队伍.张发奎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派兵追击南昌起义军问题.叶剑英从保护起义军角度考虑,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新回到广东立足的企图,向他提出：南昌起义队伍向广东进发,广东的李济深必然会派兵出击,广州城随之空虚,这正是张发奎部队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从这个分析出发,叶剑英劝张发奎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提出“直开广东,不追贺叶”的建议,并得到采纳.这样,在叶剑英暗中保护下,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分追兵,从而比较迅速地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梅,与彭湃领导的农民军会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敌人“心脏”里打响的声
南昌起义前后,叶剑英主要是在国民党军中做策应工作,而对于土地革命初期中国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广州起义,叶剑英则是直接参加了领导工作.
广州起义的主力——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都是叶剑英带领的队伍.教导团最初主要由国民党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组成,这个学校建立于国共合作时期,是为北伐培养军政干部的基地,革命势力在学校占优势,曾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汪精卫走上反共道路后,计划消灭这所学校的师生.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1方面指挥唐生智突然命令军校进行洪山野外演习,同时密令其嫡系军官何键、李品仙等在演习时率部包围歼灭军校师生.叶剑英时刻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前途和命运.得知反动派的阴谋后,他当即建议张发奎出面解围,把军校这股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第2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建议,以“左派”领袖招牌,直接出面交涉,唐生智慑于张发奎的压力,被迫停止围歼军校师生的阴谋.随即,张发奎将军校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军校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员、国民党左派以及进步青年等革命力量因而得以保存.
叶剑英多次寻找机会来到教导团,找教员和学员们谈话,鼓励他们努力坚持.1927年8月,教导团被张发奎下令缴械、“清党”,叶剑英毛遂自荐担任教导团团长,并建议张发奎将教导团改为第4军军官教导团,从而将这支队伍直接并入自己领导的第4军建制.就这样,叶剑英费尽心血、冒着风险为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队伍.
广州起义的另一支主力队伍——第4军警卫团也在叶剑英的谋划下得以壮大.1927年11月,根据党的指示,叶剑英以加强广州城防为名,建议张发奎扩充和改组第4军警卫团.得到同意后,叶剑英即介绍梁秉枢、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员到警卫团担任团长和其他领导职务,从而把警卫团的领导权掌握在员手中.
1927年8月中旬,叶剑英率教导团离开南昌,向广东前进.一路上,他经常召集军官研究部队教育、宿营、野炊、救护等问题,把行军路途变为课堂,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精心培育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9月初,教导团到达江西万安.在这里,叶剑英参加教导团内党组织的会议,这是他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在会上,有些同志提出在万安举行.叶剑英指出,在万安意义不大,应到广州去,“到敌人心脏里”去举行.教导团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继续向广东进发.
叶剑英提出到广州举行起义的主张,同、广东省委的设想不谋而合.广州是北伐的策源地,党曾经在那里举行省港大罢工,群众基础好.而且广州是全国闻名的大城市,是国民党军阀争夺的重点区域,又与香港、澳门相邻,在那里举行起义,在中外造成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南昌起义的队伍已经向广州进发,起义时可以彼此策应.叶剑英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就提出这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显示了他的革命坚定性和战略眼光.
9月中旬,叶剑英率教导团进驻广东南雄.在党组织安排下,他先去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到广州后,叶剑英先去张发奎处报到,继续担任第4军参谋长,并设法和广东省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联系,接受党的指示.黄锦辉提出：要在张发奎部队中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要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掌握好这支的基本武装；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的力量.
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的叶剑英更加谨慎小心地在敌人“心脏”里进行着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10月,他以第4军参谋长的身份,命令已到达花县待命的教导团进驻广州市北郊四标营,随后对全团进行整顿,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军事训练,为起义作准备.他还秘密到香港,同先期到达的恽代英见面,商量广州起义问题.11月,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反对李济深、黄绍竑的政变的时机,命令教导团攻占黄绍竑的第8路指挥部,缴获大批武器,并用这些武器秘密武装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李济深、黄绍竑被张发奎赶出广州后,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打回去.11月中旬,叶剑英在张发奎召集的商议对策的军事会议上建议：全力以赴,集中兵力攻打西路势力较弱的黄绍竑.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将广州防务交给叶剑英负责,命黄琪翔带领主力部队开赴梧州一带进击黄绍竑.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及其他少数部队,全城的防务几乎全在叶剑英掌控之中.这就给武装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11月28日,广东省委秘密散发号召举行武装的宣言,工农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12月7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秘密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12日举行起义.由于走漏风声,再加上教导团内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赶紧派人命令张发奎武力镇压.12月10日,张发奎密调黄琪翔部队从前线赶回广州,策划武力镇压,意欲解除教导团武装.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叶剑英再一次挺身而出.他面见张发奎,批评他不该听信谣言,并担保教导团不会.稳住张发奎的同时,叶剑英将敌人镇压起义的消息及时报告党组织,暗地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警惕敌人袭击.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再一次保护了起义的武装力量.
形势紧迫,广州起义提前举行.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起义第一.叶剑英赶赴设在局的起义指挥部,任红军副总指挥,和总指挥叶挺共同指挥战斗.起义发动后,叶剑英亲眼看到敌人强大的反扑力量,与叶挺等一起提出,不宜坚守广州,应将队伍转向农村,与农军汇合.但是,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在城内同得到英、美、法、日等国支持的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等许多起义者牺牲.50多年后,叶剑英回忆起广州起义,再次总结了其中的教训：“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叶剑英的隐蔽工作做得极为成功,张发奎等敌军将领在被声惊醒后,还打电话给他,令他派兵镇压.陈公博曾经这样回忆广州起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教导团既已缴械,怎么又发回了？我问起缘由,才知道这是参谋长叶剑英的主张,而当时那位叶先生又兼了那个教导团的团长.军队有了异动分子已经很可虑,而高级将领就是,尤其无法可以预防.怪不得我们一方面由局破获无数的机关,仍然没有方法预先消弭这次事变.原来我们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就是,警卫团的团长梁先生也就是！”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与秋收起义一起,是中国开始独立领导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三大标志性武装起义,叶剑英在其中两次起义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党领导的军队的初建作出了不朽贡献.
参与第一批红军条令条例的制定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底,叶剑英经党组织安排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是来到所在地上海,在周恩来安排下,与刘伯承、傅钟等负责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好后送往各苏区,成为红军遵行的第一批条令和条例.
1931年1月,党决定派叶剑英到苏区军委参谋部工作.4月初,叶剑英到达苏区.11月,担任中革军委委员、总参谋部部长.随后,叶剑英以大量精力抓司令部机关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也很不完善,与部队的联系也不太畅通.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司令部机关在组织指挥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多.为此,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的建议.在朱德等的支持下,叶剑英与有关同志一起着手进行整编,取消原来不够合理的机关部门,把统率机关整编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在司令部机关建立起作战、情报、通讯、管理等部门,并明确规定各机关的职责,进行了严格的分工.红军过去行军主要靠向导,不重视利用地图,有些参谋人员见到缴获的敌人地图后,看不懂,随手就丢弃了.在叶剑英的明确要求下,作战部门专门成立地图科,注意搜集敌人的地图,学习利用地图指导行军作战.叶剑英还重视运用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组织电台人员有计划地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从而获取了大量情报.鉴于红军部队中所用号谱与国民党军相同的不利情况,叶剑英为中革军委起草《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要求红军要尽快定出新号谱,统一全军使用,督促司号人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号谱,以便全军尽快在统一号音下行动.
叶剑英指导军委一局在红一方面军中建立“战斗要报”“战斗详报”“阵中日记”等记事报告制度,规定“战斗要报”不拘形式,主要包括战斗经过概要,敌军兵力、番号、特殊装备及动向,当前敌我态势、敌情判断和本部企图,双方损失概况,剩余等；“战斗详报”包括战前敌我态势,天候气象,战区地理,双方兵力,敌指挥官姓名,本部作战部署及相应命令,作战经过,友邻动作,战果,决战状况,战后态势等；“阵中日记”记载上级命令,纵横关系的通报,本部作战命令,本部警戒命令,本部通报,本部每日位置,行军宿营事项,本部战斗编成及军政首长姓名,作战经过,作战间隙发生事项,地图与实地之差异处,战前战后人员数,后勤及技术作业状况等.上述记事报告制度的建立,大大提高了红军的作战效率,有利于部队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提高战斗力.
在逐步建立健全司令部各部门机构的同时,叶剑英还注重在实践中培养、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素质和工作能力.他多次召集参谋长会议,结合中国工农红军实际,讲述苏联红军作战经验,讲述《孙子兵法》的核心要义,研究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战术.当时,参谋人员普遍缺乏科学文化知识,业务水平较低.叶剑英亲自给他们讲课,讲解作战、情报、通信、机要、队列等方面的业务知识.
叶剑英还十分注重克服红军中存在的游击习气,加强对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教育.他组织参谋人员研究学习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后勤工作条例等,参考这些条例条令,结合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基本依据.他主持总参谋部翻译美国军事家所著的《作战规则提要》,印发红军各部队,并指出：翻译学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介绍它、利用它,以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研究敌人的战术原则,做到知己知彼,战胜敌人.这些条令条例的编制实施,对于克服游击习气,加强司令部建设,使部队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起到了显著作用.
关键时刻维护的正确领导
对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确立的.但是,1935年6月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企图挑战的正确领导.
以为代表的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确立了红军集中主力北上以创造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在会上,张国焘勉强同意的方针,但在会后,他却立即致电,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司令部,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政治委员.
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随该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拖延不前.到9月初,在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令红5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令该军全部返回阿坝.9月9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坚持南下主张.他还背着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自从1931年4月到苏区第一次见到以后,在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叶剑英逐渐认识到,料敌如神、知己知彼、深得人心,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他决心拜为师,向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得到的赞赏和欢迎.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叶剑英衷心拥护会议决定,拥护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张国焘发出的令陈昌浩率部南下的电报被叶剑英先看到,并立即报告给.得知这一情况后,先是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的企图,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他们三人又同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的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脱离险境.9月10日凌晨,在北上途中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没有出路的,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
9月9日晚,叶剑英返回前敌指挥部后,召集军委直属队负责人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人开会,秘密通报了张国焘发来电报的情况,告诉大家已经走了,约定次日2时大家也走.随后,他又找作战科参谋吕黎平要来全军唯一一份甘肃省地图.凌晨,叶剑英以“打粮”为名带领军委直属队北上.天亮时分,赶上、彭德怀和红3军机关.9月12日,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继续北上.
长征途中,叶剑英在党和军队面临危险的关键时刻,维护了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使红军有了之后的北上胜利,有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这是叶剑英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编辑?黄艳）
作者：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调研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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