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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生命苦乐的画卷评杨恩智短篇小说集《如画似书》
黄 玲
昭通青年作家杨恩智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如画似书》,收入发表的短篇小说21 篇,是对他近年来从事短篇小说写作的总结和展示.既记录着作者在小说之路上辛勤探索的一串足迹,也为读者铺展出一幅展现生命苦乐的生动画卷.小说的长处就是可以描绘出人间的世态百相,让人期待写作者以冷峻而智慧的目光,带着他的故事为我们推开一扇扇独特的门窗.
它的吸引力还在于,读者想看到一名70 后作家,将如何书写和展现他和世界的关系,表达出他对社会人生的开掘与思考.以及他在小说艺术上有什么样的追求和创造,能提供给读者什么样的文本？
一、精神和文化背景
作为一名“70 后”的写作者,杨恩智应该是在昭通作家群的文化影响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群体的某些特色和共性.
比如对底层和苦难的书写,已经形成昭通作家群的一个群体性特征.在夏天敏、吕翼、沈洋、刘平勇等一批作家的小说中,都不乏对贫穷落后地区生存状态的关注与表现.他们笔下有许多苦难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形象,体现着山一样坚韧水一样绵长的性格张力.就像乌蒙山野的杜鹃花,总是在沉默中孕育着,每到春天就会开出惊心动魄的鲜艳.对很多在乌蒙山古老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而言,苦难不是吸引眼球的标签,而是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上天赐给这一方子民的就是贫瘠的土地和险恶的环境.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物,一旦进入小说就会制造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为读者上演一出出生动的戏剧.
所以毋庸讳言,表现苦难确实是昭通作家群绕不过去的一座山峰.换句话说,如果现实中还有苦难存在,作家不应该绕道而行更不能视而不见.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应该具备直面人生的精神态度,才能体现出小说文体的长处和优势.只是在不同作家那里,因为人生经历、文学修养、思想深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苦难的理解和表现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视角.
杨恩智小说中的苦难描写,和个体对生命的体验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乡村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他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亲自体验和见证了乡村生活的种种困境与磨炼,目睹了父辈的艰辛挣扎.在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中人性会变得粗粝和卑微,人心承受着种种磨难.
他笔下的苦难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书写父辈的苦难,另一个层面是书写身为农民子女,生命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磨难与煎熬.两种苦难交织在一起,互相印证,从“在场”的角度共同编织出小说中独特的风景.《如画似书》中不时会出现一个作为农民儿子形象“我”的叙事者,由“我”来讲述父亲母亲和乡村生活的世态百相.这个“我”当然不能等同于作者本身,但是如果从作者的人生经历出发去看这个“我”,又会发现他和作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似我而又非我,这正是小说叙事所追求的效果.作者通过虚构的亲子关系的设置,为小说找到一个很好的叙事角度.
在《福雨》中“我”是以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一视角,表达和见证着父亲那一辈人的生存艰辛,把中国农民身上承载的苦难生动形象地展示给读者.这个“我”在见证着父辈苦难的同时,自己的心灵也承受着生活的磨炼.父亲的人生被种地的种种负担所折磨,儿子则被父亲身上延伸出来的负担所折磨.比如儿子需要承担父亲种地欠下的债务,到处去打工还债.因为“父亲借了数千的供我读了中专学校”,现在到了父债子还的时候.而“我”所读的书在现实生活中毫无用处,甚至不如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一种无形的苦难在父子两代人之间绵延着.如果说折磨父亲的主要是物质的内容,那么儿子的心灵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痛苦和感悟.所以当他又一次带着钱回去,把家里欠下的债彻底还清之后,他“感到了彻底的疲惫,也感到了彻底的轻松”.甚至对固执于土地的父亲生出了一种“恨”,坚持了两年没有回家,以至错过了和父亲诀别的机会.
小说标题的“福雨”和人物苦难的经历之间构成了一种反讽.父亲活着时经历着生活的种种折磨,把人的尊严消磨殆尽,去世下葬时却意外赶上一场暴雨,被村民称为“福雨”,说会给后人带来福气.对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来说,“福气”一词在这里不过是一种虚妄的慰藉.
《如画似书》并不止于从亲子关系的角度来描写苦难.小说集里出场的人物大多数是底层生活的人物,在他们身上苦难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所谓“苦难”,即是人物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不外是物质和精神的折磨与煎熬.对小说写作来说,将人物置于这样的境地中,能演绎出无数变化的可能,使小说的种种可能性得到生动表现.
《三斤的刀》中的乡村屠夫三斤以杀戮为生,在一次偶然的情境中动了宰杀一条黑狗的念头.在乡村中一条狗太老,也是让人“戳眼”的,而杀戮原本就是三斤的职业.但是杀了黑狗之后,黑狗的“儿子”大黄和小白接连神秘死亡,为小说笼罩上了一层恐慌的情绪.三斤作为直接的杀戮者,其心灵的紧张和恐惧感开始弥漫开来,并直接影响他的行为,竟然不能一次将猪杀死而需要“复刀”,犯了职业的大忌.作者不动声色地描绘着一个特殊职业者内心的恐怖与迷惘.在别人喝酒吃肉的时候,他的精神其实已经沉入苦难的海洋不能自拔.而这样的苦难和乡村农民遭遇的物质层面的苦难相比较,已经上升到一个比较哲理的层面.体现了对人物精神和灵魂的关注.
应该看到苦难是生活的一种非常态表现,存在的方式各有差异.关注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物,描写出他们的身体和心灵所经受的磨难,让人看到痛苦对人性的折磨和摧残,以引起某种警醒,这是小说的责任和义务.
《让我好好睡一觉》中的小人物老赵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每一个都不是他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儿子小赵吸毒被、妻子上吊自杀,使他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现在儿子又从戒毒所出逃回家,还以死威逼老赵给他钱好继续逃亡.作为一个生活于底层的小人物,老赵的苦难在于他根本没有办法应对人生的种种问题和意外.所以他只能选择“睡觉”来逃避.这是小人物的悲哀.
《就那么回事》中的李波,从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青年,到二十年后以自杀逃避生活的失败者,其中的心酸让人唏嘘.可以看到生活中的李波在努力,可是却步步碰壁.最后母亲生病离世、妻子离他而去,纪委因为他挪用公款找他谈话.自杀又被人救回来,变成了一场自杀未遂.小说结尾处李波学会了打,边疆阅读学会了对生活说“就那么回事”.这也是小人物的悲哀！
《玉佩》中卖秤的李正义其人生苦难竟然起源于一个浪漫的物件“玉佩”.为了给妻子买一块玉佩,他扛着秤来到城里,却在翡翠店遭遇了人生的沉重打击,被人欺诈不成后又被殴打成重伤,成了一个傻子.或许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却让人看到了人小人物命运中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原本是冰清玉洁的象征,秤代表着正义和公平的原则.现在它们在小说里却成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道具,暗喻着世道人心的沦落.
或努力奋斗,或者苦苦挣扎,最后却仍旧走投无路,这是《如画似书》中小人物的结局,也是人生需要面对的最大苦难.不禁让人思考一个问题：苦难在人的生命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苦难的态度,其实是一种隐忍和包容,还能制造出种种理论来证明它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比如这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曾经成为很多人人生的座右铭,用它来起到一种激励奋进的作用.似乎经历苦难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对乡村成长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理论确实有它的迷惑性.但是也应该看到苦难除了磨砺一个人的心志,让他学会发奋努力,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副作用.那就是对一个人心灵和尊严的伤害,对生命创造力的扼杀.在杨恩智的《如画似书》中苦难之于人物的影响,后者的作用远远大于前者.
面对人生的苦难,除了用文学去进行表现,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缺少一种救赎的力量.和物质上的困顿相比较, 人的灵魂得不到拯救是一种更深重的苦难.关于这一点,作者还不能为小说中的人物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有效的解脱,只能依靠睡觉或者死亡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小说.透露了作者在思想力度上还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和思考.
二、70 后叙事的特色和追求
作为一个70 后写作者,杨恩智的小说也体现了这一年龄段的作家在叙事上的一些特征.“70 后”作家出场的时间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正好赶上了文学被边缘化和商业化的浪潮,同时媒体的商业化运作也开始影响到文学的写作.一些评论者喜欢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句话,说明了时代生活对文学写作的影响是一种显在的存在.评论家谢有顺曾经总结过70 后作家的写作特色：“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讲述中,个体是叙事的中心,他们所描述的情感创伤或生存破败,更多是个人的记忆,而无关民族和社会这些宏大命题.……他们所推崇的,不过是关于‘我’的真实表达.”[1]
杨恩智的小说和70 后群体的写作有许多共性,他的小说是建立在个体记忆之上的一幅乡村生活长卷.由很多个生活细部和很多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共同构成了这幅长卷的具体内容.让读者看到生存的破败,感受到生命的苦乐.但是这些作品并非单纯地只为苦难的倾诉而写作,而是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所以能对乡村的世态百相有深入表现.
和一些侧重写漂泊、还乡主题的70 后作家不同,杨恩智的小说和乡村保持了一种不离不弃的密切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他没有把乡村描绘成虚无的乌托邦,如丁帆所批评的那样“道德、伦理和人性被诗意化了,慢与简约成为一种美”,或者像另一批评者所言,一些70 后作家的小说“回避城镇化时代带来的乡土巨变,悬置了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忽略乡村社会的丑陋、愚昧,以泛滥的温情表达对人性的赞美、对底层的关怀、对卑微生命与苦难人生的怜悯,体现出70 后作家乡土经验的匮乏,与直面现实的胆怯.”[2]
从前面关于苦难的论述可以看到,杨恩智是一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写作者,而且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并不属于缺乏乡土经验的那一类人.相反,他丰富的乡村经验为他的小说提供着坚实的支撑.他的“个人记忆”在小说写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的生活、人物和他的个人记忆之间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他对乡村日渐凋敝、伦理失调的现实是有着深切的疼痛感和无奈感的.所以他的小说并不追求诗意和简约之美,也不去建构虚无缥缈的乡村乌托邦神话.而是把生命的苦难和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惊心动魄.
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追求,并且要能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即前面所说的作家的“个人记忆”和个人经验,要在具体的文本和具体的人物故事中得到表现,让人从中感知体会到属于小说的审美视野和高度.正如批评家谢有顺指出的那样“小说要写得优雅、从容、饱满,就要有日常性,也就是说,小说的物质外壳必须由来自俗世的经验、细节和情理所构成.”[3]
认真考察杨恩智的小说,在表现乡村生活的日常性这一点上,他有着自己突出的个人优势.无论写景、叙事,还是具体生活场景的描写,都给人一种信手拈来的从容感.他不需要通过“采风”之类的途径去“体验生活”,只需要将自己经历过的生活进行加工提炼和审美升华,便可创造出独特的文本.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经验.
在《结满蛛网的棺木》中,作者展示了乡村人物面对生死的民俗风情,也写出了生死面前的亲情与伤痛.作为一个操劳一生的乡村妇女,李林的母亲在重病时给儿子提出的要求仅仅是“想要一口棺木”,同时还放心不下活着的家人,交待儿子不要卖了家里的猪：“卖了,你爹明年吃啥？”而家人所能为母做的事只有“冲喜”,让她去亲自观看家里人为她准备下的棺木,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来期待奇迹出现.作为儿子的李林能为母亲做的,是在她病重时为她过最后一个生日,而这生日的方式也仅仅是让那些前来为准备后事的乡邻吃个饱,再放上几十挂火炮.这是一种独特的乡村日常经验,里面包含着复杂的情与理的因素.小说弥漫着伤痛感与无奈之感,它源自于在命运的捉弄面前,人的渺小与软弱.
《就那么回事》中的李波,原本带着一腔热情想在乡村教学中找到自我的价值存在感.不料他每天放学后还留下学生背书的行动,到了学生家长那里却成为被诟病的理由,背地里骂他：“行他妈丧德事,关到这个时候！”李波的热情犹如迎头被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真实生动的细节,把乡村生活的荒诞感突现了出来.
《福雨》中写父亲面对生活压榨的几个细节非常生动典型.一个是家里种田需要使用小型抽水机,让儿子去“赊账”买机油：“我说,我跟人家不熟,怕人家不赊给我哩.父亲的脸很难堪地紧了一下,接着眉宇间也紧了一下.随着父亲那一紧,我的心也紧了一下.”一个“紧”字,传神地表现了一对农民父子面对生活尴尬处境时复杂的心理活动.
这篇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向父亲的细节也很生动.一是选择的地点很特殊,是在替别人家守丧的时候开口,意味着不给父亲留脸面.二是双方对话的话语方式充满乡村的智慧和特色.父亲的回话透露出些恼羞成怒：“啥啊,是不是怕老子这辈子还不起你那点钱！老子有了不会还你！”对方的话也不示弱,而且擅长含沙射影：“你老人家咋会还不起呢？赊给你的时候,我都不怕你还不起,现在,你的儿子都中专毕业了,我还怕你老人家还不起！”唇舌剑之间把乡村的种种关系和事件纠缠在一起.作为儿子的“我”在一旁感受到的只有愤怒和羞辱,却连发泄的渠道都没有,只能选择起身离去.
乡村生活的日常性,既有油盐柴米,也有乡村的规则和智慧.它是一篇小说的血肉和基础,能使小说变得“优雅、从容、饱满”,实现审美的可能.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如谢有顺所强调的作家要有“叙事耐心”.所谓“叙事耐心”其实也是对写作者生活积累和表现能力的检验.比如《手术》一篇中对医院的描写,就体现了强烈的“在场”感,从手术的细节到人物复杂的心理,都有细致呈现.《孤鸟》中关于民工生活的表现,其实也是乡村生活的延伸.虽然在城市他们同样要面对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主人公夫妇还是选择换个地方继续打工,因为“回去也没日子过,况且还连回去都成问题”.如果没有深刻的体验,就不会写出对乡村的如此失望感.而不是像某些小说把“回乡”当成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主人公在城市遇到问题便会迫切地希望回到故乡,用一种虚妄的温情来遮蔽矛盾.相比之下,杨恩智笔下的乡村日常是冷峻的,甚至带有一些坚硬之感.
《如画似书》中的大部分篇幅和乡村有关系,即使在几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中,乡村也是人物绕不开的背景,城市和乡村呈现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谁不是好人》中的翠岚在城里打工受尽屈辱,在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后,她选择从城市奔回乡村,因为那里有她重病的母亲.《通红的手掌》中的鸣凤虽然选择进城打工,但是在行程中她的思绪和乡村始终是互相交织的关系.
为此作者设置了一个名叫普家河的地方,作为人物出发或者回来的根据地.这是一个作家写作上比较熟的体现,他开始觉得需要一个建构一个文学的故乡,好容纳他笔下那些创造出来的人物,给他们一个灵魂的栖息之地.
如果说要说叙事中的问题,《如画似书》的一些篇幅在想象性、诗性和抒情性方面还略有欠缺,还需要加强.太实在的叙事虽然有生活的实感,但在小说的审美性上却不尽如人意.
三、对小说艺术的不断探索
杨恩智在小说之路上是执着的,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坚持短篇小说的写作,并汇聚成《如画似书》这部作品集.其小说从数量上看不算多,但是内涵还是丰富的,而且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小说艺术之路上在不断努力探索,不断攀升.
从他的几篇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探索性的意象,说明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写作上存在的局限,有突破和创新的愿望.比如《如画似书》中,关于一个被抢事件的记忆纠缠着主人公“我”,让“我”思绪紊乱,模糊了生活和梦境的边界.主人公是一个生活窘困的小公务员,承担着养家活口、还房贷的重任.带着3400 元钱去出差,就感觉带了一笔“巨款”,还意外被抢劫,人物因此而陷入了迷惘和困顿之中,把现实和臆想混为一团,制造出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其实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主人公对被抢事件的“失忆”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性失忆,他不愿意面对“巨款”被抢这一重大打击,才会在现实和梦境中纠缠不清.这是小人物生存的悲哀,也有一定的荒诞感.《我们的同事麻利勇》,也是一篇有荒诞感的小说,涉及到人物的身份交换、身份错位等问题,制造了很好的阅读效果.因为工伤牺牲的麻利勇,死后才发现是个“冒名顶替者”,他的死亡也就变得复杂起来,扯出一串相关的人和事.结尾处作者担心这个人物死后如何见祖宗的问题,把现实的问题引向玄妙和虚无.
除了对荒诞的表现,杨恩智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也在思考和探索.
在《交界上的梨树》中,他采用了“傻子叙事”的方式,通过一个叫开发的傻子的视角,来透视乡村的世态百相.这样的叙事属于限知叙事,有一定难度.但是对杨恩智的小说写作来说却代表着一种创新的追求.此后他在《失踪记》和《吞吐》中又开始尝试“亡灵叙事”的方式,以期对小说的叙事艺术有所提升和突破.这些努力对小说写作来说,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拓展.
一个小说写作者写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对自我的超越和突破.关键在于首先要有突破的自觉愿望和要求,其次才会有实践和行动.杨恩智的《如画似书》可以视为他这些年来在小说之路上不断努力的成果,也是他为自己设置的一个高度.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如何超越自己,不断提升小说的品质和高度.作为他的作品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有几点意见提供给他参考.
《如画似书》是杨恩智的第一部小说集,可以看出他对短篇小说的热爱.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之后,应该回头重温关于小说的常识.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短篇小说的审美要求,是很有必要的.短篇小说有许多定义,但胡适先生下的这个定义值得玩味,他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4] 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说的是短篇小说的取材要求.一个是“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强调的短篇小说的表现手法.如果以此为标准,《如画似书》中的某些篇章值得商榷,还可以有思考和改进的余地.比如事件的冗长,叙事的拖沓感,在一些作品中是存在的.应该写得再精致一些.
另外,如何拉开小说和个人经验的距离,在想象的空间实现更高的飞翔,也是杨恩智的小说应该思考的问题.《如画似书》中有强烈的个人记忆和人生体验为基础,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情怀.从艺术上看,对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致生动,对人世态的深入展示,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应该继续保持的优势.但是在下一步的小说写作中,不应该再重复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新的提升和追求.和个体经历拉开距离,是对小说想象空间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小说的表现视野提出的要求.事实早已经证明,有了想象的翅膀,小说艺术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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