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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残兵在越南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失利,溃不成军,部分残兵竟慌不择路逃入越南.他们的命运又当如何呢？请看一名亲历者的自述——
1949 年国民党黄杰兵团在湘西战败后,纷纷向西撤退,我作为该兵团第十四军第十师司令部参谋,亦随军逃到桂林.师长张用斌和我系湖北同乡,因此对我颇为重用,我对张则很忠心,经常随之左右.全师到桂林时仍保有3 个团的兵力,不久黄杰由重庆电示张用斌晋升为十四军副军长兼十师师长( 黄杰于11 月16 日被召去重庆面授机宜),率部移驻柳州,张任城防司令.那时,白崇禧的指挥所和黄杰指挥部均在柳州,急需用兵,哪知我部刚入柳州,即被解放军包围了！ 十师见势不妙,放弃柳州逃往北泗,尔后又在解放军猛烈追击下奔逃南宁.在海口的白崇禧又命十师向西调动,掩护张淦、徐启明两兵团,企图经钦州撤至海南岛.没想到撤退途中,张、徐两兵团又被全歼,张用斌只得改变计划,折回向龙州撤退,企图由镇南关( 现名友谊关) 进入越南.途中,忽接情报,镇南关被解放军驻守,十师与其他被打散的部队三面受阻,一时军心大乱,终于12 月12 日失控,一哄而跑过中越边界,进入越南境内.
一
我们刚入越境,就见当时控制着越南的法国军队上膛,闪闪,如狼似虎地在公路边对着我们,还有数十门大炮瞄准中国方向,显然是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从法军里传出话来：“为了双方安全,你方应将所有的、轻重武器及通讯器材等等都自动放在公路旁边,俟你们到达目的地后再送还.”我们明知放下武器是兵家所忌,但到了弯腰处怎能不低头,于是,所有入越的国民党官兵在法军威逼下,无可奈何地一律放下了自己的武器,连伙夫也将炊具丢在了路旁……天近黄昏时,我们艰难地抵达谅山郊区,由于法军不准入城,只好在距城约10 公里的公路旁原地宿营.大家精疲力尽,又累又饿,互相背靠背在雨后湿泥地坐下休息.
翌日,法军要我们在公路上列队西进,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法军传令：“发现还有少数人的武器未交出,为了免除对我军的威胁,你们自动交出,否则我们要搜查.”未等人们反应,两旁的法兵便凶神恶煞地动起手来,稍有反抗,就是顿皮鞭毒打.法军哪里是在搜查武器,实际上是在搜劫钱财,凡金条银元一律拿走,手表、金戒指都被扣下.此后,几乎天天搜,如同篦子刮了又刮,最令人痛恨的是他们还骗去了许多随军眷属,哄骗她们说：“你们走不动,我们用汽车把你们送到目的地.”其他部队与丈夫失散的太太们无人照料,有些上了圈套.后来少数受害者逃出,揭露了法军对她们发泄兽欲后再卖给别人玩弄的罪行.张用斌察觉法军行为不正,当晚即令全师随军妇女都集中师部,剪掉长发,着军服化装为军官混入师部人员之中,不准掉队,不准嬉笑,因此十师全部妇女幸免遭辱.
二
大约经过10 天的艰苦跋涉、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才到达目的地.大家满以为是河内,谁知却是鸿基区辖地孟良.
我们都被关入了鸿基集中营,那里原已关有数千人,嘈杂不堪.法军首先要我们造两份官兵花名册,将官另造一份,因为将官们一律要离开部队,另行幽禁.张用斌面示我不要告诉大家这里是集中营,以免引起官兵不安,并嘱我把他改名为张强,职务上士文书,其他将官和上校团长也都一一作了改动.
法军将押解来的人,不论男女老幼,抑或官兵,一律以100 人归为一堆,用绳索围住,大小便就地解,不准越过绳索,违者鞭打；每人每天发给大米半斤,没有炊具和柴禾,只得生嚼；加之当地气候恶劣,常常风雨交加,令人苦不堪言.
我实在忍耐不住这种无异猪狗的被虐生活,乘黄昏时法军没注意,偷着跳出“划地为狱”的圈子.刚跑出不远,我突然发现一幢没有房顶的红砖水泥结构房屋,虽内外野草丛生,但门楼上约1 米宽的雨棚尚可避风雨.于是,我不顾凶险跑回去,悄悄把张用斌接来,继而陈副师长、刘泽民参谋长、各科室办事人员等陆续都集拢来,这里遂成为张用斌的指挥部.
一连10 多天阴雨绵绵,人人相对无言,倍觉凄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天气变晴那天,黄杰忽然来了.大家看到黄杰由法军上尉率领20 多个荷士兵监视,无人敢上前搭话,黄杰每到一处也只能招手致意而已.经黄杰反复同法协商,法军同意解除“猪圈”禁锢,允许我们在鸿基范围内活动,可是在所有通道上都设有法军岗哨,我们仍不准离开鸿基.
活动范围大了,人们互相接触的机会也多了,上下级、同事、夫妻都开始自由结合,想方设法改善居住条件.有人找来残存的铁板、断铁轨、磨成刀斧砍树折枝,拔草割藤,备料盖棚子.在短时间内,大小茅棚鳞次栉比,解决了人们日晒雨淋之苦.吃的方面也有所改善,除每人每天供给半斤大米外,又补发给少量牛肉罐头.罐头盒子成了我们做饭烧水的家伙,罐头包装箱子则成了做桌椅的好材料.
三
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黄杰便着手整编队伍.
整编并非一帆风顺,有些原不是黄杰兵团的官兵不愿受节制,发生过几次冲突,闹过事.由于张用斌早有预防,将二十八团调到司令部周围警戒,命警卫营加强防卫,加之黄杰亲自出面调解,风波才得以平息.
那时营内有各兵团将官30 余人,都是“光杆司令”,我知道的有中将蒋伏生、八十三师少将师长谌湛、十四军军长成刚、第七军政治部少将主任李森等.黄杰令张用斌为他们任半山腰盖起茅草房,并派有警卫守岗,不准他人随意出入,保卫他们的安全.黄杰本人则住在当地“华侨理事会”处所,终日沉默寡言,一脸憔悴,公务均交张用斌处理,张用斌成了鸿基集中营里的实权者,但法军却始终以为他只是个上士文书.
士兵们经过整编,形成了集中的力量,便渐渐不受法军的歧视了.他们见到法军欺侮中国人,往往蜂拥而上,围住法国兵痛打一顿,方肯罢休.有一次,几个荷法兵欺侮一名中国妇女,班长郭如松气愤不过,弄拳踢腿,腾挪闪转,转眼间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灰溜溜逃走.对少数法军恶徒,士兵们有时则于深夜时去摸哨,用麻袋套住其脑袋,扎紧口,丢到海中溺死.法军发觉常有士兵失踪,便向我方要人,因此双方多次发生争论和冲突.
四
由于吃住条件有所改善,爱好文艺的先生们及女士们都活跃起来了,有时搞舞会吸引军官们去跳舞,有时还举行晚会,算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求乐.
1959 年4 月下旬,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时,一支侦察队深夜泛木筏迷失方向,误入越南海防线,被法国巡逻舰艇扣住听候处理.当法军带着他们途经鸿基集中营第一要道口时,集中营内数百人前去围观.10 名解放军战士身着草绿军服,头戴伪装帽,背着冲锋、、,汗水湿透了衣服,嘴唇干裂,整整齐齐地坐在地上,威武不屈,横眉怒目.法军欲解走,我急忙冲上前去,用法语对法军说：“解放海南岛是我们中国人的事、误入越境按国际公法规章不属过失,无须贵军操劳,应交我们处理.”法国见我戴着国际红十字袖章( 此时我兼任中法联合医院院长),以为我是什么大官员,便将解放军战士交给了我,我遂将10 名解放军战士送到将官宿舍休息( 此时将官们已遣送富贵岛去了),而他们只是互相通话,对我则横眉冷眼,一言不答.后来我听其中有人是东北口音,便急忙叫炊士班长老鲍送开水去,并告知他是东北老乡来了！ 老鲍拎上一桶开水,一进门便道：“你们干吗到这个垃圾堆来？”一句东北话起了作用他们竟与老鲍搭上言语,对送去的水也一饮而尽.我见状赶忙又叫老鲍拿饭菜给他们吃.饭后,我叫老鲍去劝说他们把弹暗自放好,同时换装,以免惹人注目.后来,老鲍每天饭后便引着他们到驻地各处逛游,名为观赏异国风光,后来我才知是别有所图.
一星期后,事情果然发生了.那天法军要我方派人为他们上山砍竹,我叫老鲍通知解放军战士同去,目的是让他们到山上去散散心.一到深山密林中,解放军突然用利斧砍倒监视他们的法国兵,夺下逃走了.下午得知消息后,我急忙赶到解放军的住房,看到军服和都拿走了,老鲍也失踪了.我暗自为他们庆幸,尽管对老鲍的真实身份我不清楚.半月后,我接到一封来信：“徐晓东医生,我十人蒙你照顾,现与鲍已安全到达南宁,特告知.并希你早日回国！ 甚表欢迎！”我悄悄把信烧毁了,一直悬着的心也平静下来.
五
法军对鸿基集中营里的约两万名国民党官兵一直存有戒心,如同豆腐掉在灰里,打不得也吹不掉,终于1950 年4 月决定将其分期分批遣送富贵岛( 在金兰湾的部分国民党残军及女眷亦陆续送到),在那里集中看管.
富贵岛是在西贡附近的一个荒岛,岛上遍地毒蛇猛兽,且无食用淡水,生活极其艰难,到岛上的残兵无不声泪俱下,忧虑今后葬身无所.
张用斌司令部及二十八团,是第五批去富贵岛的.行前张用斌留下我和中校科长杨德亮等3人善后.此时我已萌生回大陆的念头,并开始利用闲散机会寻谋逃回大陆.此前曾有二十八团少校军医与我密谋逃走,因我未能准时赶到碰头点,中途折回,后来便有人对我盯梢,只是碍于我与师长的关系而未下手.中校军需主任陈戒三与人密商回国,被二十八团团长张绍昌发觉,便被以“扰乱军心,阴谋投共”的罪名禁押.
我经常去当地华侨理事会联络,并多次与会长的大少爷李醒民先生密商回大陆之策.机会终于来了,五月端午,在李醒民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逃脱了鸿基禁锢,几经周折艰辛,于1950年7 月回到祖国怀抱,受到人民政府优待,安排良好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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