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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难的同文馆

第二次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外交、经贸、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可清朝官员满口“子曰诗云”,于洋文一窍不通,不得不倚仗翻译,而会洋文的中方译员奇缺.为解燃眉之急,京师同文馆在同治元年(1862)正式开办,隶属于恭王奕訢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开设英、法、德、俄、日诸课目,招收14 岁以下八旗子弟入馆就读.随着洋务运动兴起,1866 年12 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当教习,招收科甲出身的满汉进士、翰林等,专攻数理化和工程制器等西方科技,并翻译出版了一批理工史语教科书.同文馆初具新学规模了.

与其他洋务新事物相类,同文馆甫一开张就招来一片反对、责难声.据同治帝师翁同龢日记载,时“谣言甚多”,盛传一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人还在总理衙门口贴小纸条、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 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污言秽语、人身攻击,矛头直指恭王奕訢,责难洋务派数典忘祖、崇洋媚外,几与卖国贼无异!新生儿之同文馆被泼个满头污水.

倘说以上流言有些摆不上台面,那么清流士大夫对天文算学馆的攻讦发难,就在朝堂上掀起不小的风浪.

率先非难的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于1867 年3 月上奏折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之理乎?”攻击同文馆把天下士子引入歧途,毁坏了科举入仕的朝廷规矩.

非难力度最大的是帝师、大学士倭仁.作为内阁揆首和最高理学权威,他纠集徐桐、翁同龢等向两宫太后施压,“力言同文馆不宜设”.倭仁奏书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两宫召对未达成共识,慈禧就将倭仁奏折交总理衙门议处.奕訢和曾左李等一干洋务大臣均上奏批驳,说洋人在中国“肆行无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对洋人的情况、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所以设同文馆实为应对列强的必备之举.唇舌剑,争执不下.

足智多谋的恭王奕訢来个请君入瓮:既然倭相说“不患无才”“何必夷人”,那好啊,就请旨饬令倭“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督办讲学,与同文馆“互相砥砺”.这一招让倭仁进退两难,不得已奏称“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 不敢妄保”,恳求撤回前奏.奕訢等步步进逼,奏请太后准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当总署大臣,要让理学家的倭仁出洋相.倭仁窘急之极,“潸焉出涕”地递交辞呈.7 月13 日倭仁“开缺”之请获慈禧批准,只保留“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的帝师空名.至此,历时半年的同文馆风波终于平息.

其实新事物之所以备受非难,原因就在它触动了既定的利益格局.以同文馆而论,它对科举制度的冲击,击碎了多少饱学儒生的升官发财梦啊!屁股决定脑袋,利益不同则立场各异.代表科举旧体制的倭仁等士大夫,能不对同文馆群起而攻之?同文馆存废之争,实是守旧派与洋务派的利益和权力博弈.

同文馆、算学馆虽在非难中幸存,但活得艰难.招考者惶惶不安,报考者寥寥无几,偶有入读者也为同乡同列所不齿.科举制度不废止,“夷夏大防”不消泯,同文馆的人才培养计划遭受重挫,几同夭折.洋务运动也在甲午之战后宣告彻底失败.

但同文馆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启了文化教育进步转型的先河.1902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为后来的北京大学打下奠基的桩石.从此,中国的大学才迈入现代化进程.作为洋务运动的新事物之一,我们不能遗忘那个曾备受非难的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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