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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
对话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
《二手时间》是你的“乌托邦之声”的最后一部,你会如何描述这本书？阿列克谢耶维奇：它讲的是最近几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了那么久,但所有人都很失望,无论是曾经持不同政见的人,还是商人、共产主义者、主义者,甚至是流浪汉.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街上的人比作家们更加有趣.
为了理解我们曾生活过的时代,我使所有人发出声音.每个人都在说出自己的真理.我本人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但为了勾勒那个时代的形象,我应当听各种人的声音.
这本书的先声和草稿,是《被死神迷惑的人》,一本描述社会主义帝国废墟上自杀事件的书.一幅解体后的心理肖像画.我选择了那些与时代紧紧相连,像粘在胶水上的飞蛾一样,粘连在时代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与一种思想之间画了等号.今天这显得怪异、不正常,而当时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这都是一些诚实的、坚强的人——阿赫梅罗耶夫元帅、女诗人尤利娅·德鲁仁娜、1941 年布列斯特要塞英勇的守卫者季梅林·基纳托夫……
在《二手时间》的扉页上,你引用了大卫·鲁塞的话,“受害者和刽子手同样可恶,劳改营的教训在于兄弟情义被践踏.”而你在书里,亦表达了这样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混淆善与恶的差异,“选择性遗忘”就是一种典型做法.在我看来,善与恶是一个根本问题.《二手时间》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个主人公在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喜欢上了一位成年女性,奥利娅姑姑.后来他读大学时,改革开始了,妈妈告诉他,奥利娅姑姑出卖了自己的亲哥哥,致使他被关进了集中营.这个时候,奥利娅得了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来到她那儿,问她：“你还记得1937年吗？”她回答道：“哦,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是我生命最好的时候.我那时非常幸福,有人爱着我……”他问；“可是你的哥哥呢？”而她回答说：“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 的 人 吗？”他震惊了——关于那个时代有那么多描述,出版过那么多本书——而她却一点都没有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
对于亲历者的这种“选择性遗忘”,你会如何评价？
阿列克谢耶维奇：混淆了善恶之后,我们就丧失了判断力.我们以为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书,生活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但书籍刚一出版,所有的人都奔向了其他的东西——奔向了消费主义.生活如潮水一般涌来.或许,人们选择了新型的洗衣机代替卡拉什尼科夫的自动,把精力消耗在这上面是件好事.但这些精力还是消耗掉了.以前还可以说,恶就是贝利亚,就是斯大林,它已经被人格化了.而事实上,恶散落在生活之中,生活的惯性本身将它掩盖住了.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惯性,能够遮盖住一切它想要隐藏的东西.当然,也还是会疼,会叫.我想：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醒悟.
现在到了一个孤独的灵魂建设、家园建设的时代.我猜,人在渴望幸福.面向自身的幸福,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学习思考自身,讲述自己.我想把自己的主人公从这种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和我们的人聊一聊支撑生活的那些事物.
在《二手时间》的开篇你曾提到,在为创作这本书而进行走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无论你遇见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的人,总会问同一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为何两代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如果不管怎样都会重复,它们又能教会我们什么？我经常问自己这件事.当我向我的主人公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它迫使人陷入措手不及的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痛苦,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是他们最主要的劳动.但事实证明,痛苦并不能转化成自由.阿赫马杜林娜写过这样的诗句,“刽子手和受害者在同等程度上毁坏了孩子纯真的梦”.而沙拉莫夫的话更加残酷无情——“集中营的经验只有在集中营里才被需要”.我没有答案.我应当诚实地承认这一点.但我从小就被恶与死的主题折磨,因为我成长在一个战后的白俄罗斯农村,在那里每个人谈的就是这些.
为什么你们的痛苦没有转化成自由？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也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从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时始,人们就夸大了痛苦的魅力.就像夫谢沃洛特·洽普林所说的那样：谢天谢地,填饱肚子的时代过去了,人应当受苦.但这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异化.我开始想,相反地,痛苦固化了人的心灵,它再也不能够发展.不管怎么样,为了发展,人需要幸福的、正常的生活条件.这也是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辩论——我终归会站在沙拉莫夫那一边.
“我们就成长于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
我注意到,你在谈论阅读和写作时,频繁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你的启示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青少年时代我就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本读完的小说是《白痴》.我爱上了梅什金公爵,爱上了他关于善的思想.现在我在重读《恶魔》.那里有我们现在思考、谈论的一切东西：善与恶的不可分割……我喜欢很多作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可以说,我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成长起来的.
提起他的名字,是因为这一切都在人的本性之中.我只讲一点,恶是一种更凶残、更适宜、更普通的东西.它比善更加完善.这是一种已经被磨平的人类机制——而关于善却无法这样定义.你刚一开始讲到善——所有人都能说出一些名字来,关于他们的事迹人尽皆知,人人明白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永远也成不了那样的人.“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人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不在场的证明.
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导向了这一点,即应当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托尔斯泰的幸福是某种非尘世的、智力型的幸福.而恶却长久地环绕在我们周围.并且我们就成长于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我们长久地处于这种环境之中.
你的作品里总是有各种声音,各种原文的记录,你说自己“所阅读的是声音”,各种复调的声音同时汇入大脑你就像是“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在倾听中,你的存在感消失了,读者几乎就要把作者本人遗忘,面对如此多的故事,你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倾听者,而不加入作者的评论？
阿列克谢耶维奇：福楼拜描述自己“我是一个以笔立世的人”,而我是一个“以耳立世”的人.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在寻找一种体裁,为的是将我所看到的世界呈现出来.那种能将我的眼睛、耳朵所体验到的一切表现出来的体裁,后来我选择了这种记录人声音的体裁……我将在街上、窗外看到、听到的一切记录成书.在书中,真实的人们在讲述自己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切尔诺贝利,而他们把所有的这一切留在了话语中——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种通史.既有古老的,也有最新的.而每个人承担了自己渺小的个体命运的历史.
当每个人都开始诉说自己的经验史,国家的历史就以鲜活的方式浮现出来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的,一方面,我希望我书中人物的声音像合唱一样一致；而另一方面,我总希望,一种孤独的、个人的声音被人听到.我觉得,今天人们想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而不是一切都被压制成铁板一块的、全时代的声音.
我永远对一个人的灵魂空间感兴趣,一切正是在那儿发生的.我通过小历史看到了大历史,这样历史就不再是时代的喧嚣,而是我们能够理解,并且在若干年后依然感兴趣的存在.我们对于个人的生活感兴趣,因此我把一切都缩小到单个人的规模.
我的耳朵永远都在窗户附近,谛听着街道.我注视、聆听新的节奏、新的声音.聆听新的音乐.街上的生活比我们闭门造车要有意思得多,可怕得多,好笑得多,有人味儿得多.在封闭的空间里,文学滋养文学,政治滋养政治；而大街上是新鲜的、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
本文截选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
（本文原载于2016年5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本文经过编者重新编辑过,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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