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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
摘 要：军阀政治是我国在晚清时期出现至清末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它的出现和其他的历史事物一样,有着一个出现、发展和形成的一个过程.本文在这里简单探讨了一下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并对它的形成作了不同阶段的分析.
关键词：军阀政治；督抚；地方势力
中图分类号：G63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6-0027-03
军阀政治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传统封建政治社会到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一种特殊政治过渡形势.19世纪列强入侵和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使清政府的统治陷入混乱,特别是在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军事以及地方政务体系已经陷入崩溃,为了维持专制统治,清政府开始将政府的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这种局面之下促生了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开端.
一、地方势力的崛起
作为政府的权威,对军权、财政权和行政人事权的掌控是权威的体现,也是对地方有效控制的手段.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英法列强的入侵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本就贫弱不堪的军事力量.在此不利局面下,为缓解统治危机,请政府不得不将这些权力下放与地方政府,以激励其解决日益严峻的战争局势.但是,在这些权力下放至地方后,清政府就已经失去了对地方政府实际的管控能力,基层的统治已经被架空,导致清王朝的统治衰落.与此同时,在获得了军权、财权、人事任命权之后,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并逐步取代政府形成了地方统治集团.
(1)军权最先开始下移.清政府历来对军权控制的十分严格,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建立了绿营和八旗两套军事体系.清中后期,八旗军已经腐朽不堪,毫无战力而言,甚至由于其军纪败坏成了社会毒瘤.于是,绿营在清中后期就已经成为清政府的主力部队.但是,随着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的农民起义运动的爆发,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是一触即溃.其实从时代背景来分析,清政府最初将军权下放到地方督抚实属无奈之举.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时,恰逢第二次战争前期,清政府与英法列强之间矛盾冲突不断,迫使清政府将有限的军事力量分派到沿海以及京畿地区用来防御.而且,为了应对与英法的侵略,清政府不得不从内地省份抽调军队.这就造成本就战力低下的清军部队,无论是在数量和驻防地区都被进一步压缩.以至于在面对太平军进攻之时,清军不仅战力低下,就连数量也不占优势.因此,清廷不得不将最看重的军权下移,命曾国藩等地方督抚招募兵勇、组建军队,希望以此来抵抗太平军的军事进攻.在此之后,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开始招募兵勇,组建团练,一改以往八旗、绿营的世袭兵制度,改由依靠等级、宗法来约束部队,并从基层当中主机及选拔军官的办法.至此,曾国藩的这种募兵制代替了清政府以往的世袭兵役制,而这种募兵制度也被后来的武装力量如淮军、北洋军等所继承,蒋廷黻先生认为“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另外,地方自行筹饷也使得兵权和饷权都掌握在了带兵将领的手里,而军饷权的转变使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国家开饷,军队属于国家,变成了由军队的统兵将领开饷,军队属于统帅.于是,湘军、淮军等军队武装独立于兵部之外,导致军权开始旁落.特别是在第二次战争中,清政府掌控的最后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曾格林沁率领的一万蒙古骑兵于1860年八里桥战役当中全军覆没之后,清政府失去了对地方军事武装力量的军事制约.而且,曾格林沁在1865年5月山东围剿捻军作战之时,被捻军杀死之后,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地方武装控制能力.
(2)由于列强入侵加之农民起义和自然灾害不断,各项开支不断增加,导致清政府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无奈之下清廷只好将财政大权下放.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初期,1850-1851年清政府先后筹拨广西、湖南、广东三省各种军需物资以及湖北、江西、贵州三省用于防御和作战的经费有1800多万两.②但是,随着战争烈度的将加剧、战争范围的扩大,清政府的户部银库已经无银可以调拨,出现了严重赤字.1852年亏银190多万两,而到了1853年亏银的数额已经翻了一倍达到400多万两.③面对严峻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从1853年开始实行了诸多新的财政举措,希望改善财政状况,如推广捐例、发行纸币和大钱、举借内外债等.但是,这些举措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就地筹饷”的厘金制度,这意味着的财政权力下移到了地方.实际上,这等同于将所控制的财政权力下放给了各地方督抚,使其拥有了独立财政体系和财政来源,大大削弱了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大大削弱了清政府本就不堪的财政体系.
(3)在行政人事权上,原本地方官员的行政职务任命权均是由政府来负责,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等农民起开始后,随着清军的不断战败,在军权等下移后．行政人事大权也开始下移.由于在战争前期,清军溃败,战争范围和被占地区不断扩大,各战区的行政体系已接近崩溃,出现了大量的行政空缺,而后来湘军等地方部队在与太平军作战当中收复了大量失地,同样面临行政体系缺失问题.而且,由于战区的战况激烈,经常出现反复,导致用兵省份的官员多推诿不就,使职位空缺.最后,咸丰不得不降旨“遇有克复地方,即由军营派员暂为管理”.④将原本属于的人事任命权下放给了战区的地方武装集团,也打开了军人担任地方官员先河,进一步压缩了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和管理能力,而地方军事集团内部对地方人事任命的无形中扩大.多年的战争使地方的督抚为了奖励军功和收拢军心,不断提拔和举荐有功的将领和自己的亲信担任地方文职官员,而清廷为了依靠地方军事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几乎都是每保必准.这样原本从到地方严密的官员选任体系,受到战争冲击之后已经被严重削弱,而清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又将人事任命权下放给地方军事集团,更进一步导致地方行政体系被地方武装势力所控制.
清政府因战争原因将兵权、人事权、财权的下放,导致基层督抚架空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而这三权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依托的基层组织架构.正是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致使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自行组建武装力量以对抗太平军,而清政府在无法解决各地方督抚组建军队所急需的财政问题,进一步促使清政府将财政权力下放.而且,在地方督抚完成武装力量的组建以及解决了财政问题之后,实际上就已经架空了清政府对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和掌控.因此,在此后的战争中,为了拉拢地方武装集团,清政府将地方行政人事权力下放.
二、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
清政府下放军权、财政权、人事权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崛起,而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军阀政治的产生初期.军阀政治产生初期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军队的性质发生了转变由过去国家招募军人发兵饷变成由各地督抚招募自行解决兵饷.这种地方独立招募士兵、独立解决军费导致所募军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以往军队隶属于国家,变成军队隶属于地方督抚.这成了军阀产生和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所在.在1853年,清政府颁布了“就地筹饷”的厘金制度后,各地督抚纷纷建立了地方财政和税收系统,形成了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体系,而这种独立的财政体系,客观上为军阀的割据提供了一种法律上的依据.拥有了独立的军队和独立的财政体系,为各地的督抚提供强大的后盾,使他们形成了足以影响全国的政治局势的强大政治势力.但是,这一时期的由地方督抚构成的政治势力在本质上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组成,这就导致地方政治势力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具有浓厚的“忠君报国”传统士人思想.所以,尽管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基层的掌控,但地方政治集团仍然接受清政府的领导,并维护清政府的法统地位.
(2)军阀政治雏形期.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中,清军的战力使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于是,开始了“尚武精神”的中国军队近代化改革,而各地方督抚的实力也开始膨胀起来.伴随着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使这种尚武的军事主义运动达到了,其代表就是清政府命令袁世凯到天津小站操练北洋新军,但袁世凯与曾国藩等传统士大夫不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兴军人集团是依靠李鸿章等老一代地方政治集团发展壮大.而且,袁世凯与以往政治集团领导人长期接受儒家教育,从而转变为军人集团首领不同.袁世凯尽管也接收管儒家教育,却未在清政府中长期任职,其成长经历和崛起过程与清政府的关系并不密切.所以,这导致袁世凯对清政府的依赖性和忠诚性不高,他没有老一代政治集团“报国忠臣”的想法.所以,在操练北洋新军时安插亲信,并不断培植自己的党羽,以北洋军为资本,不断扩大在北洋军中以及清政府中的政治影响力.而且,在清末动荡的政治形势中,清政府越发倚重袁世凯的北洋军来稳定政治统治,这进一步促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甚至清政府的重大政治决策“都要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方可做出决定.可见,当时北洋军事集团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这种军事集团左右政府决策的政治现象的出现也代表着中国军阀政治雏形已经形成.
(3)军阀政治的形成期.光绪皇帝在位时期,虽然清政府已经无法左右和掌控地方督抚,但清政府的法统地位还得以保存.所以,军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清政府的政局,却不能完全控制清政府.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改变了这种局面.袁世凯准确的把握住这一时机,他手中的北洋军事集团既可以将实力尚未发展壮大的革命党消灭,同样也可以将虚弱的清王朝推翻.于是,他在与两方面不断谈判的同时,又不断通过武力威胁的手段恐吓清政府和革命党,提高自身的谈判筹码,迫使双方对其妥协.这其中,作为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资产阶级革命军被迫向袁世凯妥协.由黄兴提出,只要袁世凯能够推翻清政府,各省人民皆“拱手听命”.最终,袁世凯选择了革命军的提议,并成功地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而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各省纷纷建立了军政府,开始军事化,并确立了各省军政府的最高管理者“督军”.而且,伴随着日后北洋军事集团与革命党之间混战不断,各省的“督军”也成了军阀的代名词.“此后的中国显然处在军事统治之下,军事成了取得政权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法律依据”.⑤就军事组织而言,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组织性、纪律性是其战斗力的保证,也是国家安全的象征.但是,一旦这种军事组织囧变为地方武装或私人武装,脱离国家的控制,所造成的就是地方与的一种割裂态势,由此产生巨大的离心力.而且,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当这种服从于个人或地方的武装组织的出现所带来的必然是军阀割据和军人政治.
三、结语
综上分析,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始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政府在军事上的溃败、财政上窘境导致其不得不依靠各地方督抚自行组建军事组织来镇压太平天国.而且,与军权下放相伴随的是财政权力和人事任命权力的下放.这三种权力的下放促成了地方督抚在拥有独立军事组织的基础上,更拥有了独立的财政体系和行政体系,架空了清政府对地方基层的掌控,尤其是作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军事依仗和军事平衡力量——以曾格林沁为首的蒙古骑兵部队在八里桥战役中被英法联军消灭,而曾格林沁本人也在山东战死之后,清政府已经无法制衡地方督抚的军事力量,只能依靠其维持清政府统治的稳定.但是,这一时期的地方督抚尽管已经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财政体系、人事任命的行政体系,然而这些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督抚,对清政府仍有一种传统的“忠君报国”的思维.所以,在掌控地方强大实力之后,并未以此为资本,要挟清政府.但是,由这些督抚为培养“尚武精神”的军事改革运动中,产生的第二代军事集团则已经摒弃了这种“忠君报国”的思维,形成了完全以控制政局为目的的军人集团.这其中的代表就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并最终与革命党达成了协议,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由此,形成了中国的军阀政治,并在日后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运行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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