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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作出反映时代的好作品
——在内蒙古第十八届“三少”民族文学笔会上的讲座
徐则臣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呼伦贝尔的朋友讨论文学.
在我来之前,我非常清楚应该讲什么,但是昨天我去草原转了一圈,发现真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了.因为这一趟草原之行真的给我很大震动,草原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环境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内地有很大区别.我住在北京,那里人口稠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模式.北京可以说属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城市,然而草原还非常古朴,很多年变化不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世界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北京和草原一定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在草原上见到一个放羊人,他带一点干粮在草原待上一天,面对他的羊群,面对高天厚土,一句话也不说,不读书也不听音乐.那他在想什么？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他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在北京是永远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你无法想象在北京只面对一群羊,一句话也不说是什么样的,即使你不想说话,每天仍然迫不得已需要说很多废话,因为你充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当我回农村的老家,一抬头看见天,看见星星,而在北京要不因为雾霾很重看不见,要不就是没有闲暇的心情看,后者占绝大多数比重.所以在北京和草原这两种完全迥异的环境里人对文学的认识也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我问过很多在边疆写作的朋友,他们说要在作品里处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问题.这都没有错.但他们接下来就会说,这些问题是恒古以来就有的,是人类产生文学至今一直需要处理的文学母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是否存在与时俱进的问题.如果生活在其他地方,比如北京,要写现实问题的话,五十年前的北京跟五十年后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要写北京的话,就要做一个与时俱进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草原上,几百年上千年可能我们过得是一样的生活,如此看来,我们是否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处理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呼伦贝尔草原上要考虑的问题,而且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草原上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文学,一种表达今天发生的变化的文学.或者说,今天需不需要变化,需要变化的话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文学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写人性.文学就是人学,当然要写人性.然后我们还会说,人性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它是共通的.我们认为文学有一些价值也是共通的,现在回头看《荷马史诗》《诗经》《唐诗》《宋词》《红楼梦》,看但丁、托尔斯泰、歌德依然能看出来好.是因为文学里面有核心的、永远不变的东西,这个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世界全人类通约的东西.是否说作者只要抓住这个不变的东西就可以了,不需要关注所谓的当下、所谓的变化,不需要关注时代和人的关系.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认真琢磨是没什么道理的.比如说草原上放羊的牧人,可能放羊的方式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如今他的心里所想、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和几百年前相比一定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在放羊的这个小环境里没有变化,我们就能无视外在的大环境.当他放羊回来,把羊赶进圈里,回到自己房间,他要打开电视,上网,打电话,能看到很多咨询,或许还会走出去要骑摩托车,坐汽车、火车甚至飞机,这些方式上的变化是会引起我们内心里的变化的.因此他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也许这种变化他自己并不能清晰地表达,但的确是存在的.这种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微妙的变化正是一个作家要发现、要表达的地方.所以我们承认在文学之中有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还要表现另外一种变化与不同的东西.呼伦贝尔的文学和北京的文学,中国的和美国、俄罗斯的文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分子,这个分子是全人类通约的,而它们之所称得上是呼伦贝尔的文学、北京的、中国的、美国的等等是因为它们有一个不同的分母,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适其所适”,你成为你的一个区分于别人的特质.这也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
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学输出问题时,认为融入世界文学的道路漫长而艰难,西方之所以不接受中国的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和隔膜.有一次我在美国一个大学和学生交流时,其中一个学生就向我提问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说《红楼梦》好,我看着就非常费劲.里面的林黛玉喜欢贾宝玉,如果换做一个美国女孩儿喜欢一个男孩儿,会主动表白,而林黛玉喜欢他为什么不说,也不让别人说,整天哭哭啼啼,自己又得了病最后死了.他们不能明白中国人在表达情感时的分寸和微妙感,说得严重点就是其中的勾心斗角.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学走不出去,民族之间的文学存在隔阂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却认为这正是中国文学存在的意义.如果一个中国女孩儿和美国女孩儿一样,对待爱情直截了当,主动坦露心声,那么我们只看美国文学就够了.我要看的就是大家在表达相对趋同部分的内容时,我们独自的特点.在求同之上必须存异,“异”是你之所以是你的根本性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在呼伦贝尔这片土地上,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有很多独特的资源,这些资源区别于汉族作家的资源.在整个中国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汉族的生活成为一个最基本的主流样态,我过的生活看起来是个人的生活,其实是公共生活,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公共生活、公共资源的写作时代,作品内容看起来不陌生,所以读者并没有阅读上的新鲜感.少数民族作家相对来说拥有非常独特的题材,草原上放牧的经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看到甚至不会想到的.一个人常年和羊群结伴,在高天阔土之间他的所思所想是一般人不能体会的,而这种资源却被呼伦贝尔作家们所占有.读者希望作家能在作品中提供区别于自己生活经历的陌生感.其实文学需要这种陌生感,包括故事的陌生感、艺术的陌生感和思想的陌生感.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不如汉族作家生活那么广阔和繁华,那么该如何处理自己的题材？其实少数民族作家的空间更大,我作为编辑在挑选稿件时会有意挑选一些我感到陌生的稿子.好的作家应该具备处理任何题材的能力,但你会发现真正的好作品其题材一定是新颖、别致的,很少有人正面描写日常生活,即使描写也会选择刁钻、特别的角度.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哈金,他是中国人,用英语写作,获得了福克纳奖等很多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一名非常有名的华人作家.他几部有名的长篇小说,一部《等待》写军婚,讲一个军人离婚离了18年；还有一部叫《南京安魂曲》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南京大屠杀事件；最近完成的一部小说描写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出哈金这几部小说的题材都没有平庸的,他一定要找到对个体、时代、民族和国家非常重要的问题下笔.所以题材的选择非常重要,呼伦贝尔的作家们先天占有了非常好的题材,如何运用这些题材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题材是要紧跟时代精神的,《金瓶梅》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它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明朝那样一个社会,对社会的还原能力非常强,非常鲜活,保留了那个年代很多最真实的细节,超过史料上的记载.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时候说,他的《人间喜剧》抵得上的社会学家对法国社会的研究,是因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留下很多那个年代巴黎和法国社会的细节,借由这些细节我们可以顺利地返回那个年代的巴黎,我们可以知道贵妇人的服饰、发式,如何搞婚外恋,而社会学家的几条评论是无法还原社会全貌的.因此一个作品能流传下来,是因为体现了人们共有的时代感.
一部好的作品要有大家能接受的当代语言,讲出我们共同关心的当代故事,体现这个时代最核心最重要的困惑,尽量去解决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
历史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历史的拐点,也就是历史上重要的时刻,这些时刻说明历史不是匀速前进的、均质的.有时候一页翻过去是五百年,一页无话,而有时在重要的节点上仅仅一年就可能发生无数的对我们人类生活、对国家民族命运产生举足轻重的事件,能书写出厚厚几十页,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穿越草原的一路上,艾平老师也在说,最近这几年草原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从外面看起来一个人放羊的方式都一样,但还是有很多不一样.比如,不再轮牧,牧民开始集中居住.这是一个信息流传非常快的时代,在全民上网的浪潮中,任何消息都可以快速传播,以往一个消息传到你的耳朵里可能需要一年,那么现在只要你动一动手指就能马上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充分了解到已经没有好奇心了.网络可以完成很多事情,购物、交流、办公等等,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你和这个时代脱不了关系,世界发生变化,我们也肯定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是时代的一个反映,即使你在草原上也会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个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把你和世界的关系表达清楚,表达你所能表达的最真实的境遇.我们如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孤悬在世界之外,在这样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和世界和他人的关系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有一个术语叫“蝴蝶效应”,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引起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然而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相互交错影响的关系.过去我们的文学都是从A点到B点到C点,如此简单强悍的逻辑,已经不适合这个年代了.一个人是一个点之于无数的点中,一个网状中,这才是这个世界本真的样子.但不是说过去的世界就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只是现在我们借助了许多手段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确是非常复杂.我们的作家现在就面临如此纷繁和千头万绪的时代.
许多人抱怨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是一个能产生经典而没有经典产生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托尔斯泰没有曹雪芹,我们都很遗憾.我一向对这种观点不赞成,我们认为没有大家和经典作品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托尔斯泰、曹雪芹是什么样子,《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是什么样子作为标杆,认为要出现和这一样的作品才算经典.但我们没想过,或许在托尔斯泰时代大家都在抱怨那个时代没有歌德、但丁,没有《浮士德》和《神曲》,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家和经典就叫托尔斯泰,就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同样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大家和经典或许已经出现,并且是这个时代的样子,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或许许多年后评价现在,所谓的经典早已出现.经典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就像在出现《诗经》的年代不可能出现长篇小说《红楼梦》.现在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在谈论当代作品完全是在用老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没想过经典的尺寸是可以变化的.
有的作家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创作了很多年,我的作品没有被接受没有进步？那我要问,我们可曾想过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是否发生变化？文学的今天是否发生变化？其实,文学的今天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对小说、故事的理解和过去不一样了.当我谈到小说,在大家的脑海里就出现了小说的样子,应该有开端、发展、、结局,而今天的小说有很多没有开头和结尾.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开头第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再往前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的时代,在当时是不能接受卡夫卡式的小说的,是要求你交代格里高尔为什么会变成大甲虫,他变成甲虫的条件是什么,但是卡夫卡不告诉你,他并不交代在现实逻辑里需要说通的部分.这种小说是不可能出现在列夫·托尔斯泰时代的,它出现在卡夫卡作为最早感知现代社会对人压抑异化的时代里,其艺术方式和内容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卡夫卡时代不认同他小说的人的观念是因为还停留在托尔斯泰时代,是老旧的观念限制了自己的欣赏水准.因此,我们可能正遭逢卡夫卡那样一个时代,变化飞速.文学是反映世界观的东西,世界变了,文学一定在变.只是我们身处其中,我们不愿意承认或者没意识到.就像我们提到小说总是把它和故事挂钩,认为一个小说的完成就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但是现在中国有名的作家都认识到小说和故事的区别,小说的完成度是由小说意蕴决定的,只要它表达到了,故事可以不讲完,小说也可以就此完成.外国人评价中国小说时说,特别喜欢宏大叙事,一写跨度可以好几十年,有一个集团军在作战,人物的关系也是极其的复杂,再加上一个风流云变的大背景.但细细追究,文中几十个人物跑来跑去没有一个是活的.当时我看见这段评价时特别震动,中国有那么多史诗,到底有几个人物是鲜活有特色的,人物在波诡云谲的背景下都显得十分渺小,他们被广阔的背景所淹没.在文学中背景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体现人和背景的关系才是一个有机的小说,背景只有和人物命运产生必要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
我们应该适时改变对小说的观念了,社会如此多元,译介工作也如此发达,在我们接触阅读了那么多外国作品,我们应该反思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某种惯性中写作.现在的文坛都在热议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在一群中国人用中文创作中竟然成了一个问题,我感到很荒唐.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中国的事儿,难道不是在讲述中国故事吗？有时候真的就不是,你写的东西可能是虚假的.我们可能会以经典为标杆,在大师和经典的阴影下进行惯性写作,你是按照旧有的对经典的认识在进行创作,去建构自己的作品,所建构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我们思考得很少.还有一点就是在自己的惯性中写作.我收到很多的稿子,有很多老作家非常郁闷,为什么自己写了几十年就是上不了《人民文学》.我让他们把几十年前的作品拿来,发现都是在翻来覆去地讲一个故事,讲得越来越流畅,技术越来越好.从来没想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进入文学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表达方式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所以很多作家容易沉溺在自己的写作惯性中,缺少一种反省精神.对待世界的看法要与时俱进,对待文学也同样.
我每天也在自问,一个作家如何写出好作品？我们说,作家要有生活,要接地气,扎根于一片土地、题材或者问题,熟悉它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这些是必要的.但是作家不可能熟悉每个人的生活,但他的作品又是给大众看的,这就要求作家们在接地气的同时,还要接天气.接天气的意思是不光要有生活、细节,还要有想法,有脑子.许多作家只停留在讲故事,忘记要穿透这个故事表达独特的见解.于是就存在一些讲故事讲得非常好的作家,但是在讲完之后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对我们的时代、世界没什么想法.在接地气接天气之后还要接人气.接人气不是说你受欢迎的程度,而是作品里面多少要有你个人的气息,包括修辞风格等等.我认为文学分为两类,一种是有我的文学,另一种是无我的文学.有我文学里要把自己最真诚最独特的感受和你的气息体温灌注到作品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永远不会混同,无论表达还是想法都具有浓厚的个人特色.作为编辑最怕看到的稿子,就是用一个常规的方式讲一个常规的故事,这样的话,你的稿子的命运可想而知,如果想要引人注目就必须要出挑一点.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甚至可以刻意训练,虽然有人工不自然之处,但久而久之的训练一定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写好文章的另一点是要下笨功夫.我在创作《耶路撒冷》时,书中关于耶路撒冷的文字不超过三千字,但是我观看有关耶路撒冷的纪录片、影像资料等超过60小时,文字资料更是读了无数,对耶路撒冷的每一个街道和它的地图了如指掌.“板凳须坐十年冷”,这样的功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呼伦贝尔这边,鄂温克、鄂伦春、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拥有这么多好的题材,跟历史相关的也有很多,但是我们很少去触及,在书写的时候我们写得都不彻底.写作要有这样一个野心,在我写过这个题材之后,别人就不需要再写了.不要找一个故事讲完就结束,这样永远成不了经典作品.一个没有自虐倾向的人是成不了好作家的,你要不停地逼自己,不停地变换方式寻找题材,尝试其他写作方式,写到别人写不出来的程度才行.包括资料也要认真地阅读.我想,在座的各位要把自己民族的来龙去脉全部了然于胸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具有很深的根底.
大家要明白,小说在今天已经不是讲故事这么简单了.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即使是少数民族在讲故事,新鲜感的程度也会降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上网和阅读资料进行了解.因此,讲一个吸引眼球的传奇故事在今天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你要在海量的故事资料里,运用非凡的思考力和洞察力找到最有价值的、别人达不到的东西.写作是需要慢下来的,要坐得住板凳.现在要完成一部好作品,对作家是一个能力的考验,仅有讲故事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在复杂的时代里一个作家要处理的东西远比托尔斯泰时代要多得多,成为一个好作家是非常艰辛的.我们要透过大量虚假的烟幕,去寻找本质的东西,要写出来当今时代同过去和将来的区别.
（乌琼整理）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徐则臣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著有《耶路撒冷》《午夜之门》《如果大雪封门》《到世界去》等.曾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等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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