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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述评

廖 望

20 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 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 使得20 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 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 世纪中国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世纪初前20 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 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却是以20 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 世纪前20 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 世纪20 至40 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方翻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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