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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对新文学史料构建的开创之功一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的编撰
阿英对新文学史料构建的开创之功
——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的编撰
赵连昌1 李 广2
（1.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山东省济宁市信访局,山东 济宁 272100）
摘 要：阿英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奠基之作.它无论在确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构建该学科的研究框架、确定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方面,都起到了发凡起例的先导作用.
关键词：阿英；编辑出版；新文学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87-08
阿英既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收藏家,又是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各卷的编选,有赖于他提供的丰富坚实的史料文献的支撑.因而,阿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以下简称《史料·索引》）卷编辑的最佳人选.
在编辑《大系》的过程中,阿英是尽了很大努力的.由于社会动乱,战火频仍,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损毁比较严重；有些出版物阅读范围小,发行量少,不易找到；更有的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典籍不如古籍那么有收藏价值.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流失.在赵家璧发起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后,连那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人都感到原始材料难觅.他们在应约的同时几乎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要求——由赵家璧或良友公司提供材料.鲁迅先生在接受邀请时表示：“假如真找不到别人,就由我来担任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许多刊物如《新潮》和《新青年》等手头都没有,必须由良友公司负责供应.”[1]（P227）茅盾也是要求提供编选材料,他说：“因为文学研究会名下的作品登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刊》上的,我手头有,而散见于各分会办的刊物上或其他非文学研究会办的报刊上的,我没有.”[2]周作人没有直接和赵家璧面谈,但为编选《大系》与赵家壁有两封通信.其中一封说：“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能找到,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3]（P60）阿英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中也记录了新文学的材料的缺失：
虽只是短短的一十五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所以,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干部之一的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引里,就如此的记着：“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而当他和当时的另一位干部（陈衡哲）说到要印这部书的时候,她的回答是：“那已经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4]（P1-2）
文献资料问题成了编选《大系》的首要问题.赵家璧在此前的准备工作中,曾经数次到上海有名的几所大图书馆熟悉编选对象,但它们的藏书也不完整.阿英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帮助,答应无条件为其编选工作提供材料支持.正是有了阿英的藏书作为后盾,赵家璧才敢答应为各位编选者提供资料.阿英的新文学藏书以其丰富珍贵闻名于当时与后世.赵家璧在参观时看到：“上海各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他大部分都有,而且以初版本居多,有的还是作者签名赠送本.大量文学期刊几乎是整套的.……我第一次感到,我为编这套大书所首要解决的资料来源问题,已找到了一个大宝库.因为向图书馆借书有种种限制,现在有了阿英藏书作靠山,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可以起步了！”[1]（P165-166）事实证明,阿英的藏书确为编选《大系》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支撑.
当郑振铎得知阿英已向赵家璧表示愿意支援《大系》的资料供应工作后,极为兴奋.他对赵家壁说：“你有了阿英的支援,就事半功倍了.”[1]（P174）后来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中说：“最后应该谢谢阿英先生,本集里有许多材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没有他的帮助,这一集也许要编不成.”[5]鲁迅为了寻求编辑小说集的选材,除向赵家璧借书外,也曾直接和阿英通信.1935年2月12日《鲁迅日记》上记有：“得钱杏邨信并借《新青年》 《新潮》等一包,即复.” [6]（P941）
阿英不仅为编选者无条件地提供材料支持,而且亲自担任了《史料·索引》卷的编选工作,并对赵家璧最初的编辑思路进行修正.此前经过郑伯奇的介绍,阿英已有两本著作——《创作与生活》和《灰色之家》,编在《一角丛书》中出版.他经常来良友公司找郑伯奇谈工作,那时他们两人和夏衍已参加了明星影片公司.据于伶的回忆,经瞿秋白指示,由阿英、夏衍与郑伯奇三人,用三个假名,秘密受聘为该公司剧本顾问,由夏衍负责组成电影小组.[7]“阿英为人坦率豪爽、和善可亲,有事找他,他都热诚相待.对良友的文艺出版工作关怀备至,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更奖掖有加.”[1]（P164）当赵家璧把拟编一套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丛书的初步想法与他商谈时,他表示绝对赞成,并鼓励说,这样一套书,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还有久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要加紧进行.后来,阿英虽然差点被捕,但仍克服困难交了书稿.
《史料·索引》卷在《大系》各卷中篇幅最大.计分：一、总史；二、会社史料；三、作家小传；四、史料特辑；五、创作编目；六、翻译编目；七、杂志编目；八、中国人名索引；九、日本人名索引；十、外国人名索引；十一、社团索引等十一个部分.八、九、十、十一是本卷的索引,合起来与以上七部分并列,在编辑上更为合理.
目录之后,正文之前,有阿英所写《序例》一篇,对《史料·索引》卷的编制经过和有关情况（主要是史料取舍的情况）作了详细地说明.
（一）关于“总史”部分的编制
这部分选录了周作人、胡适、陈子展三人著作中的段落,用以描述文学革命运动的过程.阿英在《序例》中交代了设立和编选这一部分的目的和学术背景.除了说明为什么要选录这三个人的论述之外,又提供了因种种原因未能选录的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资料线索,对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创刊,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虽是很短也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很遗憾的,我们竟还不能有一部较好的《中国新文学史》.能以找到的,不过是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九三三）,和拙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一九三四）而已.这两部书,后者只是史料的辑集,前者事实上是不能使人认为满意的史书.此外,则不过只是些发表在杂志上的,和附在总史里的一些章节的短篇.这里,可以举出下列的若干种：
《文学革命运动》（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末节,一九二三）
《文学革命运动》（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二）
《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一九三三）
《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文艺讲座》,一九三〇）
《中国新文艺运动》（华汉《文艺讲座》,一九三〇）
《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高滔《文学》,一九三四）
《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 （郑振铎《民众教育》,一九三二）
《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 （阿英《文学》,一九三五）
总结中国新文学的短篇文字,事实上是不止于这几篇,不过就我所见到的,当以这几篇较多史的成分.其余可考的还有不少,就中华图书馆协会刊行的《文学论文索引》三本所载,就有三十多篇.然而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这些零星的散作而已.至于可以作为这一时期文学历史意义研究的,也很有几篇,如杂志《文学》关于本题的讨论（一卷一期）,如隋洛文的《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理论与创作》）,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一九三一年《文学导报》（左联机关志）所刊关于五四文学讨论的文字,和胡适后来发表的《逼上梁山》（一九三四《东方》一号）,也都是可以作为“史料”的.
原先的计划,在总史的编选上,这两方面的都预备顾到的.可是在篇幅上,竟不能如愿的做,加以一部分很好的,在客观的条件上又无法选用,如郭沫若诸先生的著作,故只能选这里所收的三篇.胡适,周作人,是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干部,所说的经过,自然更为亲切,陈子展的一篇,则于史实的提供,颇是丰富.[8]（P1）
关于“总史”部分,阿英最初的设想,除总述文学革命运动过程的内容之外,尚有“《各论》的准备,就是接着再选一些关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方面的史料”,但因篇幅的限制只好放弃.这些内容虽在《大系》的《文学论争集》和《建设理论集》中选录了一部分,弥补了阿英的遗憾,但如果把《史料·索引》卷当作一部独立的新文学史料学的著作来看,那么,除总论外,再有关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史料,则会使这部分的内容更为充实完整.因而,我们通过《序例》的说明了解了阿英的最初构想,对将来新文学史料学的构建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二）关于“会社史料”的编制
这部分辑录有关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社团流派的史料,诸如社团成立的缘起、章程,机关刊物的发刊词、停刊复刊终刊词或宣言,以及有关的回忆说明性文字计54篇.阿英在《序例》中说明编选情况时,顺便对某些社团和刊物进行介绍和评价,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史料线索,颇有参考价值：
史料的第二部分是“会社史料”,在这一部分所深认为遗憾的,是关于少年中国学会材料的独缺.《少年中国》二十多册虽全在手边,但既没有社章,宣言,也没有“发刊词”之类的作品.后来从一九二六年印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上见到有《少年中国运动》小册子,于是急急的去托友人设法.他访问了许多朋友,总算找到《少年中国学会》干部某先生家藏有此册,内收学会会章和宣言.但直到全书付印,某先生始终没有时间将此册寻出借抄.
少年中国学会和新青年新潮社一样,不是纯粹的文学社团,是一般文化的组织.与新潮社可说是一个弟兄团体.机关志有《少年中国》（亚东）,后来又刊行《少年世界》（亚东）.主要的人物为王光祁,恽代英,左舜生,曾琦等.创造社作家如郭沫若,郑伯奇,南国社田汉,最初也都是这里面的社员.后来因为宗教问题,引起了思想的分化,学会遂解散,恽代英一行成了共产主义者,曾琦等组成了国家主义的《醒狮》派.
新青年社本来就没有正式的组织,基本干部的结合,完全由于思想意志的相同,后来的分化,其因也在此.我们只要顺序的一读《新青年》的编目,就可看出在几年之间,是在怎样的激急发展,又是怎样的在和恶劣的环境奋斗.它支配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坛,更发动了后十年的新的文学运动.《新潮》与《少年中国》,不过是它的辅助刊物而已.经过了这运动的第一期,然后才有纯粹的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出现,才有支配着全般文学运动的刊物《小说月报》和《创造》.
这两个会社的史料,搜辑的是相当的不少,文学研究会且收了茅盾的一篇《关于文学研究会》,是更有系统的说明.创造社方面也想找到一篇,无如张资平的《曙新期的创造社》（《现代》）,王独清的一篇关于创造社的谈话,都不免于有所失,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叙述既尚未全,也无从节录.本册收发刊诗三首,《创造者》,《我们的花园》,是为《季刊》一二卷首期作的,《创造工程之第七日》是序《周刊》,同样的是可以看出创刊的态度来的.光华书局曾刊有《创造社论》一书,虽未可作为信史,然未始不可作为研究创造社时之参考资料也.
纯粹的登载杂文的主要刊物,自《语丝》始.《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和《北京大学国学的周刊》,《国学季刊》,那是当时所谓“以科学的方法,从事于国故的整理”的刊物,在旧的文学整理方面,是有着它存在的重要意义的.《诗刊》 《剧刊》附载在北京《晨报》上,当时并没有怎样特殊的影响.但后来的《新月》诗派,在此时期已经逐渐形成,是在不断的谋着发展,是可以见到的.沉钟社已经有了陈翔鹤的一篇《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遗憾是未名社,没有找到足以说明这个组织的文字.去年,曾设法请该社干部李霁野写一篇以补阙典,因值华北事变发生未成.这个组织,虽说人数很少,只有李霁野,曹靖华,韦氏兄弟几位,对于中国的翻译文学,特殊是关于俄国的,如果戈里,妥斯托耶夫斯基,以及《新俄》文学的介绍,是有着很重大的贡献的,如沉钟社之于德国文学一样.狂飙社也是有相当影响的组织.主要干部是高长虹,向培良,这里选录了一则宣言.
戏剧方面的组织很有几个,影响最大的,初期只有民众戏剧社,后期当是南国社.田汉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凡十数万言,是一篇极好的社史.为着篇幅的关系,只节取了其间的重要部分.而有此一篇,已经是很够说明,故除社章而外,不再增益什么.其余如《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每周评论》,《世界日报附刊》,及无从抄录创刊词的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虽非纯粹的文学刊物,在文学方面,是尽了很多力量的.联合改造社虽曾经存在,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成就可言.
说到新文学的反动,在初期是林纾一班人,林纾的一信两小说,在本书《理论》与《论争》两集中已经刊载.故此册只收第二期胡先驌梅光迪领导的《学衡杂志弁言》,和第三期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的发刊词.[8]（P2-4）
（三）关于“作家小传”的编写
这部分收录了阿英撰写的从新文学运动头十年即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142人的小传.但传记内容不限于1927年以前,其下限止于作传的当时.小传以史家之笔,撰写得短小精悍,简明准确,体例严整.兹录二传以见其概貌：
丁西林 戏剧家.原名燮林.字巽甫,其处女作为《酒后》,系就凌叔华小说《酒后》改编.一九二五年,出版戏曲集《一只蚂蜂》,系合《酒后》,《亲爱的丈夫》,《一只蚂蜂》三剧而成.后又增益新作,成《西林独幕剧集》一种,书前有序,可作传记资料.[8]（P209）
郁达夫 小说作者.浙江富阳人.创造社干部作家.曾主编创造社诸刊物.最初作品为《沉沦》,出版后,惹起文坛极大争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有《沉沦》一文,为论争中最重要文字.后续出《茑萝集》.一九二七,并收他作,改编成全集五卷：《寒灰》,《鸡肋》,《过去》,《奇零》,《敝帚》.以后又续出六集《薇蕨》,七集《断残》,及不列集之《忏余》.又出版有长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日记《日记九种》,游记《屐痕处处》,及翻译多种.编著书有《小说论》,《戏剧论》.传记资料有现代版《郁达夫论》与北新版《郁达夫论》.[8]（P215）
小传开头先以传主的主要著译成就,冠以诗人、小说作者（或小说家）、戏剧作者（或戏剧家）、散文作者（或散文家）、文学翻译者（或翻译家）、文艺理论者（或文艺批评家）等头衔.“作者”和“家”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如郁达夫被称为“小说作者”,沈从文被称为“小说家”；胡适、沈雁冰被称为“理论者”和“文艺理论者”,向培良被称为“批评家”等,显然“家”和“者”是同一头衔的不同称谓,撰写者以行文的方便随意选用.之后介绍作者籍贯、所属的文学社团流派与报刊的关系,以及所处的地位.有的还简单地介绍主要经历.小传的主干部分是对传主著作、翻译和编辑活动与成就的叙述,对选本、文集与单篇作品的关系的介绍,其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为弥补小传由于受篇幅限制所造成的过于简略的缺陷,作者总是在最后提供传主的有关传记资料的线索,供读者进一步研究时查阅.如关于丁西林,小传指出《西林独幕剧集》“书前有序,可做传记资料”.对郁达夫,传末指出了“传记资料有《现代》版《郁达夫论》与《北新》版《郁达夫论》”两种.这种体例,大大增强了小传的史料价值.
对于小传的编写,阿英当初有比这更好的构想,他在《序例》中说：“作家小传,本来是预备分请各家亲写的,信件印成,华北事件发生,不得不中止”.[8]（P4）倘使阿英这一设想得以实现,便会留下这一百四十二位作家的第一手传记资料.阿英的现代作家小传的撰写与构想,影响了此后新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后来产生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无非是自传与他传两种类型.
（四）关于“史料特辑”
这部分选录了胡适等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和《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胡适、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各一篇；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篇；阮无名《关于新文学初期的禁书》一篇.“史料特辑”中的文献,似可归入《文学论争集》,在阿英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料学的整体构想中,似乎也不是必有的构件,至少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故冠以“特辑”名称.对这部分阿英在《序例》中有一简略的说明：
《特辑》卷里,所以特地选用陈独秀胡适两篇《科学与人生观序》,是因为这一论战,对于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学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初期的禁书》,自非当时完备的禁书记载,然即此也足以想见一班了.[8]（P4）
（五）关于“创作编目”的编制
这一部分由创作总目、专著（包括文学史、文艺思潮、文学原理、批评研究）、论文集、创作（总）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著）的目录所构成.它与“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一起,同为《史料·索引》卷的“重头戏”,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主干.
其中“专著”部分录文学史著24种,文艺思潮类2种,文学原理19种,批评研究类16种,其他2种；“论文集”部分录24种；“创作总集”部分录各种文体合编的文学创作总集（即选集）13种,诗歌总集8种,诗歌别集74种（其中《志摩的诗》初版本、改版本算2种,《尝试集》初版本、改版本算2种）,小说总集7种,小说别集100种,戏剧总集2种,戏剧集19种（因有的集子是一种戏的单行本,并非全是个人的剧本选集或全集,故不称“戏剧别集”而称“戏剧集”）,散文集42种,杂著12种.总目列出后,又分别对每部专著的出版年代出版单位和基本情况作简要介绍.论文集、创作总集、诗歌（总集、别集）、小说（总集、别集）、戏剧、散文等集,并详列书中篇目.值得注意的是,阿英编制《创作总目》时,使用了中国传统文献学中“总集”和“别集”的名称,流露出接续传统文学文献学的意向,并以此来规范新文学史料的编辑并使之经典化的心态.但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此后便少见以总集、别集之名来指称新文学的选集和新文学作家个人文集者.
“专著”中五类著作,除少数几种外,大部分都不属于新文学和有关新文学研究的专著,像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文学理论等,应该是新文学以外的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最后的“杂著”类中的著作,更属于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范围.这些都一概编入《创作总目》显然有分类不清之嫌.
阿英《创作总目》的编制,对此后的新文学史料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便不断有内部的和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类书籍陆续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郭志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小说卷）,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特别是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这些著作所收书目,严格限制在现代文学创作的范围之内,摒除一切非文学的学术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书目.
（六）关于“翻译编目”的编制
这一部分的编制体例略同于“创作编目”.分“理论”和“作品”两大类,先列总目,再按两大类次序对所收书目逐一加以简要说明,介绍著作者、译者及翻译出版年代和出版单位.理论部分只对《过去的幽灵》一书详列书中各篇细目,作品部分对每部书均列细目.
理论部分收理论译作计25种,（其中《苦闷的象征》有鲁迅、丰子恺两种译本）；作品部分中总集收13种,日本作品12种,波斯作品1种,印度作品14种,犹太作品1种,俄罗斯作品65种,波兰作品3种,瑞典作品1种,挪威作品3种,丹麦作品4种,德国作品24种,匈牙利作品1种,意大利作品2种,法国作品31种,荷兰作品1种,比利时作品2种,英国作品21种,南非作品1种.
阿英在《序例》中特别声明：“翻译部分,虚白、蒲梢的辑本是很有用的,没有这本编目,我想翻译部分是不会有这样的成就.”[8]（P6）他所谓“编目”是指虚白、蒲梢所编《汉译东西洋作品编目》（1929年）.阿英的编目,对于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的编写,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七）关于“杂志编目”的编制
这一部分有《杂志总目》收录新文学头十年刊行的杂志计285种,以笔画为序编排,有的只标出刊物出版地名,有的还标出杂志编辑社名、编者名、创刊年份.
《杂志总目》之后又有《主要杂志详目》,收总目所列杂志中之主要者计11种.对每种杂志先做简要的总体性介绍,包括杂志名称（及其变更）,出版周期（月刊、季刊、周刊、日刊）,主编者,发行者,杂志社的变更情况,杂志的性质（政治性刊物、文学性刊物）等.兹录有关《新青年》的简介一则,以见其概貌：
新青年 陈独秀主编.月刊.一卷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二卷改名“新青年”.上海群益书社发行.六卷改组为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八卷起,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编辑.十卷改为季刊,为纯粹的政治刊物.故本目录,录至九卷六号止.[8]（P391）
概述之后,即详列该杂志每卷每期之细目.对于阅读者的检索极为便当.
另有《特刊专号》一项,对于当时刊物所出的重要《特刊专号》34种共53期（有的专号分上、中、下,有的分若干期,有的分若干集）列细目介绍,并说明特刊专号之名称,出版单位与年份,刊物的卷号序数等.
对于杂志的编目,阿英在《序例》中有一段说明文字：
现在说到杂志的编目.关于这一部分的存在,曾经有过很长时期的考虑,就是有没有总目的必要.自然,只为着检查的便利,有着索引已够,不必再来一个编目.就史的意义上讲,却又觉得不可少.因为这些支配着当时运动的典籍,现在已不大容易找到.即从已辑集的单本或索引里可以看见标题,对于这文字所以写作的动机,和在发表时间上的重要,还是不大免于有些茫然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编目,再加有出版期的注明,则一路看来,使从题目上也可见当时文运是在如何的向前发展,好像是再读一部有系统的文学史书.若是在论战期内,更可连同对方杂志编目互看,看双方如何的在刀相敌,各文来路极明.要考察作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编目是非常重要,而况这些杂志已难于寻觅？[8]（P4）
1988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沅、韩之友、封世辉、舒欣、孙庆升、顾盈丰编制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此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之一出版.编者们都是对中国新文学史料有专门研究和长期积累的学者,编制体例精严细密.天津人民出版社又不惜工本,其责任编辑李福田先生,乃是当今屈指可数的极有眼光的编辑家,能够在经济大潮严重冲击学术的形势下推出这么一部大部头的书,实在是有赖于李先生的识见、胆量与气魄.全书分上下两巨册,16开咖啡色漆布面硬皮精装,配以烫金书名,庄重典雅,古朴大方,令人爱不释手.在笔者见到的中国新文学文献研究的众多书籍中,无论从书籍内容之厚重坚实,还是从书籍装潢之精美大气,都是首屈一指的.此书注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上传之永久的经典之作.
很显然,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期刊目录汇编》的编制,是直接受到阿英“杂志编目”的启发和影响的.特别是对每种杂志的概述和详列每种杂志各卷号之细目的编制体例,是直接取法阿英《主要杂志详目》的.当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编制,更为细致周详,便于使用者检索,对阿英的编制方法有了诸多补充和发展.但阿英的开创之功是不能埋没的.
（八）关于四种“索引”的编制
《史料·索引》卷的八、九、十、十一是《中国人名索引》《日本人名索引》《外国人名索引》《社团索引》.这是为便于查阅本书所编制的一组索引.阿英在《序例》中有一段关于索引编制经过的说明文字：
起始预备就编目全部索引,数量上又不可能,不得不将单行本诗集的细目除去,只存各册的总题.继而又不得不删去与文学无关的题目.最后更放弃了诗集以外的单本子目.篇名索引自然是更说不上.一删再删的结果,现在印出的全书,实际上不过是原稿二分之一,然已超过预定的份量不少.[8]（P6）
“索引”编制体例如下：
一 本书的编目部分分量过巨,故索引只以文学作品,及其有关之杂文为限.其在本范围外者,可查编目.
二 本书索引在每一人名下,包含在刊物上所发表之篇名及单独出版之书名.刊物之篇名用新五号字排印；书名用老五号字排印,题前并冠+号,以期醒目,而便检查.
三 单行本之内容细目,因节省篇幅,未便全列,读者检查某人之短篇作品而未见于刊物篇名索引者,可根据单行本之页码,检查其单行本详目.
四 本索引分三部.中国人名索引,以笔划多少分；翻译作品,根据原作者之人名分：日本根据首字笔划,外国根据英文字母,后附文艺团体索引,亦以笔画之多寡为次序.[8]（P1）
阿英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便是该学科的奠基之作和示范之作.随着学科的发展,一代代学者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编辑方面,在各种目录、索引的编制方面,不断推出更高水平的新成果,把现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但阿英在该学科的开辟、首创之功,是值得后学者永远纪念的.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日益意识到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阿英作为第一代现代文学文献收藏家和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他对新文学史料学构建的奠基性意义和拓荒性贡献逐渐得以呈现并被更多的研究者所认可.
阿英有着清醒的史料收藏与研究意识,这在他同时代的作家和研究家中是极为难得的.早在赵家璧构想编辑《大系》之前的1934年,阿英就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的出版,对于史料收集的繁难有所感慨：“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4]（P1-2）正是由于勤勉的收藏与积累,当赵家璧编辑《大系》时,阿英才得以大显身手,不仅为其他各卷的编选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而且毫无疑义的成为《史料·索引》卷的当然编选人.该卷的成功编选,也让阿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史料学的奠基者与开创者.对此,有研究者给于了中肯的评价：“实际上,搜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便已有规模的展开.这个‘大系’,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一部很有分量的文学总集,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之重大甚至不亚于《昭明文选》之于中国古代文学.……全书由蔡元培撰写总序,而且第十卷便是由阿英所编之《史料·索引》卷.从文献学角度看,这是一次十分规范的文献整理的大行动”.[9]（P7）
阿英的《史料·索引》卷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典范和奠基之作,被认为是“十分规范的文献整理”活动,是因为他在构建该学科的研究框架、确定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方面,都起到了发凡起例的先导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现代文学的原始文献,包括现代文学创作和与创作相关的文献；其次是由对现代文学原始文献进行整理、研究而衍生的二级文献.[9]（P12）原始文献中除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按小说、诗歌、散文、戏曲四种体裁各自编集,与创作相关的文献,诸如作家的生平史料、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料、文学运动、现代文学报刊史料及出版史料都被纳入《史料·索引》卷的收集范围,由此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后人的史料学研究大都围绕这些展开.比如阿英的中国现代作家小传的撰写与构想,就影响了此后新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
目录和索引是《史料·索引》卷的又一显著特色,既体现着阿英对中国传统学术优良传统的继承,又展现出他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开放胸襟和远见卓识.该卷中的《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是早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收获,在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中具有开创之功和发凡起例的示范作用.创作总目按四种体裁对新文学创作进行分类,与《大系》的编选体例一致,对后来新文学史的撰述、文学作品的选辑以及现代文学目录的编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编目》和《杂志编目》的创制,则顺应时展的潮流,包容了欧风东渐影响下不断产生的新文献类型,反映出新文学研究界和阿英自己对新文学与翻译文学以及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对后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史著都对此列有专章.索引部分以实用为目的,有人名和社团两部分,人名又有中国、日本、外国之分,虽然分类以今天的标准看存在问题,但反应了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是第一部新文学索引,影响深远.
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卷,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新文学史料学的构建具有导夫先路的开拓之功.他的贡献将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入而带给研究界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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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家璧.编辑忆旧[M].北京:三联书店,1984.
[2]茅盾.回忆录18[J].新文学史料,1983,（1）.
[3]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4]钱杏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M].上海:光明书局,1934.
[5]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日记: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7]于伶.先驱者战斗的一生——缅怀郑伯奇同志[A].党的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9]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冯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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