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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明建设: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路径

〔作者简介〕张立进(1975—),男,河南邓州人,政治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人员,西安科技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建设、西方政治思想.

〔摘  要〕意识形态整合是政治整合的前提和基础,在现代化分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制度文明建设成为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路径.理念文明建设内含意识形态整合的持续完成;规则文明建设保障意识形态整合的规范有序;机构文明建设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落实;设备文明建设拓展意识形态整合的深度与广度.从某种意义上,它们已经成为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的基本规律.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已经并正在遵循这样的规律不断推进意识形态整合,展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关 键 词〕制度文明;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3-0021-05

一、制度文明建设是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的必然选择

政治整合即“政治体系消除政治紧张和不安因素,增强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政府的权威和统治,扩大政治共识的过程或状态.”[1](P12)它用以表征将处于分离状态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融合进统一的政治体系的过程或状态.实现、巩固和发展政治整合是政治体系能够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国家治理能力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一种政治整合能力,如果无法实施有效的政治整合,提取、分配、管制的功能必然受限或丧失,国家治理也就难以为继.而意识形态整合是指一定时期内相关机构通过适当方式和途径,使秉持不同观点、看法的政治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体成员确立对政治体系基本思想与价值的认同,增强政治共同体意识.可见,意识形态整合是政治整合的基本维度和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所要最终达致的目标和归宿.没有意识形态整合,人们政治思想涣散、观念不统一,政治价值歧异,缺乏政治一致性,就不可能为政治整合创造适宜的政治心理基础和理性认同条件,也即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政治整合.一定的意识形态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所共同认可的思想、观点、价值等,主流意识形态更是凝聚了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共识,这种共识能否进一步扩大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社会意识的整合是否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可以说,意识形态整合的实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吸收、统摄,使其不断向自身靠拢并置于自身影响力下的过程,它能够在政治制度、政治结构之间起到无形的凝聚作用,比有形的政治整合影响更为深刻、久远.

从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化具有分化的意蕴,其中自然包括意识形态的分化,中国作为后发性特征明显的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渡时期,意识形态分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和社会风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P11)新时代新要求所滋长而生的各种意识因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使得意识形态整合的任务愈加艰巨与迫切,压力骤增.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加以检视,我们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整合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存在,其整合方式也会因循国家治理的进步而作出相应的变革和调整.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整合建立在儒家政治思想大一统的基础之上,更多依靠道德高压和强力手段加以推动,而现代意识形态整合则建立在社会意识分化的基础上,需要借助制度的力量予以实现,也就是制度整合.所谓制度整合即通过构建和完善先进的制度体系、机制来实现和促进意识形态整合,而构建和完善先进的制度体系、机制正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同义语,因此制度文明建设已成为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制度文明建设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内在逻辑

制度文明系统有其内在的要素结构,包含理念文明、规则文明、机构文明、设备文明等.通俗地讲,理念文明就是蕴藏于先进制度之中的思想观念、理论原则、价值体系等,它规定和制约着制度文明的性质和整体面貌.规则文明是由一定阶级或集团制定、认可并强制推行的一系列规范和准则,反映并规制特定的社会关系,构成制度文明系统的实质表达并支持制度文明系统的运行.机构文明作为间接社会关系复杂结构形式的特殊体现,是由一定社会或政治组织为维持自身存在和实现其目标而建立的制度系统中的决策、职能、咨询、监督等部门,推动制度文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设备文明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外壳和科学技术的载体,构成制度文明系统赖以运行的物质手段,服务于制度文明目标的执行和实现.上述层面的诸要素密切联系、相互作用,构成制度文明系统的有机整体,共同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实现和发展.可以说,意识形态整合不仅需要理念文明作为先导,以进步的价值理念引导和聚合其他社会意识和亚政治文化,而且同样需要规则文明、机构文明、设备文明等要素协同发力、综合发挥作用,如此才能形成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整体合力.

1.理念文明内含意识形态整合

从发生学角度看,理念文明生成和演进的过程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整合的过程.先进的制度理念和制度意识在批判旧的社会意识的同时,又要吸收旧制度意识中的合理成分,以促进自身的完善和成熟.“制度文明是在批判性和融合性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发展的.”[3](P242)此处所指涉制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为理念文明.理念文明生成和演进的过程也即新制度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引领、分析、扬弃、整理、吸纳、聚合旧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意识,并选择性地融合外来意识形式,从而生成新的意识形态也即意识形态整合的过程,所以意识形态整合与理念文明的生成与演进相伴相生,前者内含于后者,后者依赖于前者,二者系交互融通的同一过程.制度文明的阶级性,最本质地体现于理念文明,而理念文明的内核即制度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代表着特定的价值导向和阶级意图,证明“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一定理论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因而有着强烈的主观意图——论证政治统治或争取某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4](P308)理念文明的阶级性反映了意识形态整合的实质,主流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整合的主体.一般情况下,理念文明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代表统治阶级思想观点、价值意图、政治偏好的稳定与成熟,在社会意识场域中能够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

2.规则文明为意识形态整合提供规范化的程序和手段

意识形态整合一方面面向外来意识形态,引导非本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本土意识形态靠拢,在内容上加以借鉴、同化,形式上加以改观,直至逐渐将前者糅合、纳入后者的体系之中,促进本土意识形态的发展、增强其适应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整合也着眼于传统意识形态,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往往裹融于传统文化之中,而“文化从来不会完全屈服于新的事物,不管社会革新的影响多么巨大”[5](P62),因而使其具有根深蒂固、不易变移的特点,需要对其进行批判吸收和扬弃,逐步实现创造性转换.可见,意识形态整合不是完成于某个精准的具体时间点,而是表现为一个长期无休无止的过程,尤其当先进的意识形态诞生初期,在社会认可度和大众接受程度低、自身力量还比较弱小之时,其很难对其他社会意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塑造,这就需要持续性外部保护的存在,以便帮助和支持其成长并逐步发展壮大.即便当先进意识形态已经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也仍然需要外部力量的持久存在以保障意识形态整合的稳定有序.由此可知,无论从意识形态整合的客体还是从意识形态整合的阶段看,它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的外部保障制度机制的存在和发展,以确保意识形态整合的方向和路径,提升其整合的质量和水平.这就需要加强规则文明建设,着力于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体系,形成系统科学的外在规范,如此才能保护和发挥先进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和引领作用,更好地促进意识形态整合的实现.

3.以设置的相关部门为表现形态的机构文明,通过规划设计、制定政策、提供咨询、优化服务、监督执行等方式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落实

机构文明是推进理念文明、实现意识形态整合的能动性主体,它可以根据时代变迁和社会中心任务的发展演变为意识形态整合制定符合不同阶段特点的目标计划、行动纲领以及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决策科学化合理化所必需的各种具体意见和建议.在确保意识形态整合正确方向的同时,机构文明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最大限度地宣传和鼓动社会成员,充分调动有效资源,优化公共服务,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创设适宜社会环境,以满足和服务于意识形态整合的需要.而且,机构文明本身负责各组织机构与本系统上下左右关系的处理,因而能够形成系统性合力,保障和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实施.在另外意义上,机构文明以实体性部门的存在形态使得制度规则不再仅仅呈现为干巴巴的条文,而是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规制性力量,可以对意识形态整合实行全程监控,保证规则文明功能的发挥,为意识形态整合提供结构上的硬性保障.

4.设备文明作为制度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整合总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设施和科技成果才能得以实现,如信息传递设施、空间设施、能量传输设施等,这些物化设施在意识形态整合的各部门、单位之间能够起到纽带和桥梁作用,并使它们保持分工协作关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一般来说,设备文明程度越高,也即物质设施越完善、科学技术越先进,意识形态整合的周期就越短,效果也就越好,反之亦然.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以第一生产力的面目出现,意识形态整合的成败与否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设施、技术的先进性程度及其覆盖的范围、作用的效果,特别是设备文明中的象征性设备以其“借助象征的形象同被象征对象之间的某种外部的或内容上相似的条件,用以概括和表现一个社会组织、一种社会制度的威严和力量,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本质,提高人们的组织观念和制度意识,起到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行动的作用”[3](P108),因而能够起到一般实用性设备所起不到的作用,对意识形态整合的贡献尤为特殊,因此在意识形态整合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发挥实用性设备和象征性设备的作用,使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综上,理念文明内含意识形态整合,规则文明为意识形态整合提供硬性的外在保障,机构文明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落实,设备文明促进意识形态整合的实现,制度文明的内在诸要素通过相应的逻辑理路能够结构性地确保意识形态整合的实施与达成.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要想真正实现意识形态整合,唯有持续不断地加强制度文明建设.

三、制度文明建设推动意识形态整合的新时代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急剧变迁,在各种社会思潮交相激荡、新的社会意识不断涌现的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主流意识形态对新兴社会意识和其他意识形式统摄、引领能力下降的情形,这就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即需要对主流意识形态予以改进和调整完善.否则,如果不能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新时代步伐,实现与时俱进的变革与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就会逐渐丧失对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和各种政治亚文化的统合能力,从而影响到价值功能的发挥而使自身陷于危机的境地.具体来说,变迁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形式会以纷繁复杂的文化或思潮的面目呈现出来.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对其加以分析鉴别,针对异质、消极内容予以批判、分化、瓦解,而对同质、积极因素加强扶持、吸纳和聚合,那么就有可能使新兴的正能量文化得不到彰显和弘扬,负能量思潮却大行其道,甚至连久已沉寂的旧有意识也会沉渣泛起,趁机兴风作浪,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削弱其意识形态整合的能力.所以从表面看,意识形态创新是主流意识形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调整自身内容和形式的过程,但就实质而言,是主流意识形态积极适应新的整合需要、重新提升自身整合能力,进而实现对新的社会意识再整合的过程.因此,意识形态创新的过程同时也即意识形态启动新的整合的过程,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现会对其他社会意识产生更强的吸附力和统摄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执政的指导思想,其不断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即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不断认可和接受的过程,这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持续创新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不断提升.在此意义上,“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结论: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有效结合时,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信仰和追求的群众思潮存在时,它对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6]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了极化的倾向,一种倾向即现代社会的共性通病,“在现代社会中,道德观念的变迁通常被描述为世俗化,即信仰的衰落和对理性、实用主义的强调.”[7](P264)金钱至上、娱乐至死,过分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寻求感官的刺激与享受,甚至在部分领域产生集体的狂欢和集体无意识状态,将个体或单位群体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抛于脑后、视之若无物,意识形态面临被严重边缘化和解构的危险,而另一种倾向却是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泛化现象.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全球性思潮激烈碰撞、交汇期,外来意识形态强势介入中国意识场域,打扮得“光鲜艳丽”,颇受部分民众的青睐与呼应;传统意识形态也纷纷改头换面,借助多种载体和形式广为流布,还有其他一些所谓小众化的社会思潮也不甘寂寞,在舆论场上竭力摇旗鼓噪以“刷存在感”.

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不断涌现、层出不穷,这种看似矛盾的意识形态缺席与意识形态泛化并存的现象,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或支持乏力,另一方面又可能形成非主流政治文化或社会思潮进而造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一旦同时出现这两个方面的双重叠加效应势必会破坏、干扰意识形态整合的正常运行,削弱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情势下,亟需加强制度文明建设,以制度文明引领、推动和保障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的实施.具体来说,可以通过理念文明、规则文明、机构文明、设备文明等建设作出努力.“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8](P43).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领导集体深刻把握意识形态整合与制度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规律性,在此意义下推进意识形态整合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能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念和核心意蕴深入人心,最大程度上凝聚了政治和社会共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整合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及其思想魅力所在.

1. 推进理念文明建设,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最先进最鲜活最文明的理念,以之作为统领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认识,有效应对纷繁芜杂的社会意识的侵扰,深化对各种传统、外来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实现各种思想意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下的包容互动、和谐共处.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里,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8](P86)为此就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不断扩大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力.此外,我们对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继续创新发展,使之具有更强的吸附力、统摄力,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创新发展的过程即是意识形态整合持续开启、不断完成的过程.

2. 加强规则文明建设,制定和完善制度体系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制度功能的发挥,形成、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不断开创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及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树立大宣传工作格局,“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9](P156).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总书记在上述会议及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党和政府相继出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等,指明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原则、基本方略、实施路径,成为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的基本遵循和指导方针,构成了促进意识形态整合的系统性规范,并为之提供坚强保证.

3. 强化机构文明建设,改革完善机构设置

党的十九大以后,为加强党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大幅度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关涉意识形态问题的部门和机构予以调整和整合,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第一,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升格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由“小组”变身为“委员会”,从表面上看并非行政级别意义上的提升,但“委员会”作为党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在战略研究、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整体推进方面凸显其功能重心,意味其任务导向、职责使命的重大“升级”,所以名称上的变化带来了职责内容的升华,实质上凸显了网络化条件下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加强.第二,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整合为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新闻出版、新闻出版管理职责、电影管理职责被划入.机构的整合和职责归口的统一集中适应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有利于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及时发现和解决思想意识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以上改革举措均是机构文明建设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有助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社会意识的主导性功能,必将对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4. 加快设备文明建设,使用和推广先进的技术形式、物质设备

新时代条件下,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媒体、自媒体日益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之中.“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9](P197)我国正处于这个大潮之中,所受影响越来越深,思想意识领域首当其冲.在此情况下,再单纯依靠面对面说教、硬性灌输以及平面化纸媒投放等方式实施意识形态整合已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因而需要不断开创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努力创新意识形态整合的渠道、方式和手段,更多倚重先进的技术形式和物质设备,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要扩大象征性设备的覆盖面,立体化、全方位拓展主流意识形态辐射的时空维度,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深度与广度.由于互联网信息具有隐匿性强、传播迅即、受众面广、监管难度大等特点,客观上也为一些不良甚至是有害社会意识的传播推波助澜,给意识形态整合带来了不少压力和挑战.基于此,总书记针对网上舆论工作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9](P198)十九大报告号召全党“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2](P68),并将其视为增强改革创新本领的重要内容以全面提升执政本领,不仅强调了掌握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指明了今后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重要着力点.

概括而言,从制度文明建设的高度推进意识形态整合,既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整合的一般规律,也是制度文明建设与意识形态整合的内在逻辑使然,更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整合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种种举措,因应意识形态整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机理,增强了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取得了显著成效,反映了新一届党领导集体对意识形态整合规律、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特点,这些必将有效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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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李胜.制度文明论[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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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张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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