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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启动改革开放的多维考量
摘 要：在去世、“”结束的历史徘徊期,为回答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问题,积极推动了“从‘假高举’到‘真高举’”“从轻视生产力到重视生产力”“从固步自封到真正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大、深刻的思想转变,为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实践准备.
关键词：思想；；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2-0009-07
作者简介：陈豪（1979-）,男,河南辉县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生平及其思想研究.
改革开放作为强国富民的正确抉择在今天的中国早已是深入人心的广泛共识.但是,40多年前,人们身处去世、“”结束的徘徊期,面对社会主义中国何处去的紧要问题,认识并不一致,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渺茫.在这一历史拐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一、从“假高举”到“真高举”
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因此,这一科学理论必须坚持,但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叫高举,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1］175.指出,真高举“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165.
（一）“承认落后就有希望”
这是“”复出后,多次强调的.1977年8月初主持教育和科学工作座谈会时,他就明确讲,我们太落后了,要谦虚一些,吹不得牛.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是由于“”的干扰破坏,失去了十多年的发展时间,导致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大,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有了相当的差距.他说,从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和国际上发达水平的距离在不断增大.现在西方科技突飞猛进,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如果再不奋力追赶,差距只能更大.1978年9月会见金日成时,他感慨说：“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162二是因为很穷.他质疑说,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六百多斤粮食,许多人饭都吃不饱,建国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108？因此,“不照照镜子不行”,还是要实事求是［1］88.而“”形而上学猖獗,否认落后,怕出丑,并且夜郎自大.承认落后就不同了,因为“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办法去改变［1］79.
（二）自力更生不排斥对外开放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但是,林彪、“”却肆意地、愚蠢地给引进国外的先进成果统统扣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帽子.他们狂妄地认为,不论什么东西,中国人都能够独自搞出来,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越发陷入困境.对此,澄清道：“历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洋为中用是自力更生的一个重要内容.”［1］141把自力更生单独突出,是由于人们没有正确理解强调自力更生的背景.不是我们不需要外援,而是从1949年至1972年,西方国家孤立敌视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使得我们缺乏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条件.大力倡导自力更生是迫不得已.他明确说,即使是在那种外部环境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讲自力更生、力争外援两句话,不是只讲一句话［1］193.
主张自力更生不可盲目排外,也是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得出的结论.他说：“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167还在1975年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就帝国主义阵营而言,其剥削掠夺落后国家的本质未变,但是欧洲、日本同美国之间除了依然存在相互依赖的一面外,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也成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就是根据已经变化的国际局势,用新的战略概念来代替过时的、不符合现实的概念,同时它也意味着要调整对欧洲、日本的外交关系,推进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1978年在中国代表团多次赴欧洲、日本考察后说,既然许多国家愿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可以接受,这是比在世的时候好得多的外部条件,从政治、经济上考虑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为什么要拒绝呢？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说,“”的解释是对自力更生思想的歪曲,动辄把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技术指责为崇洋媚外,“这是最蠢的”！
（三）不恢复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1］168
作为和多年共事的同志,说：实事求是是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在变化的形势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为我们开创培育的好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思想的问题.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1］132
1.揭露林彪、“”对“大树特树”的实质.“”时期,“”由于掌握、控制了各种宣传工具,表面上在各个领域都打着思想的旗帜,而内里则是他们通过篡改、封锁的不少指示以售其奸,行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实.将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鼓吹思想为顶峰,无与伦比,这是“假高举”的一大显著表现.严肃地指出,这看起来似乎是把思想抬得很高,事实上则是否定了这一科学指导思想.他说：“正确的解释是,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1］85不坚持作为我们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无以形成思想,实际上也难以准确理解思想,结果只能是瓦解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作用.
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也是思想的基本点、精髓.如果忘记、抛弃了这一基本点,哪怕天天讲思想,那样的坚持也是徒有其表.“我们高举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1］166-167只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人们才“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1］156,我们的事业也才有希望.考虑到一个时期以来林彪、“”的错误做法僵化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正视现实,对思想仅限于教条式地理解和坚持,他解释道：“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肇始于林彪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思想的体系［1］168.为拨乱反正,还鼓励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他说,如果我们的脑子里仍然都是些老东西,不尝试着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1］133.
2.反对“两个凡是”的禁锢.由于一些老同志的争取,尽管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勉强同意复职,但是要以承认“两个凡是”与“天件”的反革命性质为条件.所以,“两个凡是”不仅事关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与晚年的错误,而且事关的政治命运,是当时非常敏感的重大问题.可如果安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国就很难走出“”十年造成的现代迷信阴影,党也很难摆脱“”十年的漫长噩梦,只能在巨大的灾难中继续徘徊.敏锐地洞察到了“两个凡是”可能的严重后果,因此,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开始毫不妥协地抵制“两个凡是”.1977年4月下旬,他明确对到家中看望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件’是革命行动.”提出要高举旗帜,学习和运用思想“这个思想体系”［2］277.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进一步批评“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如何对待同志说过的话”,“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依照思想对待这一问题［2］278.随后,在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和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依然没有明哲保身地沉默,抓住在这两次重要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机会,继续强调思想倡导和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根本性和必要性,表明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分歧是两种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差异.尽管“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一大上没有得到纠正,但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好传统好作风的呼声再也压制不住了,这些高涨的呼唤成为后来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先声.
当时主要负责同志的任职是晚年的重要政治安排,所以,应该说“两个凡是”属于挟裹着某种忠义的思想认识错误.特别是由于这一错误指导思想仍旧延续着个人崇拜的不适宜做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观点、方法.于是,依照列宁主义指出,“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是将其神化了.按照不正常的做法去对待领袖,反倒会损害的形象.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1］17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不对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坚持回避晚年的错误,“”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冤假错案就无法得到纠正.他说,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大家心情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1］192、193.
历史证明,正视晚年的错误,并不损害思想的指导地位.只有“真高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妥善解决过去的问题,才能正确领导而后展开的大规模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3.发动、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际上,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随后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引子.应当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到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转变与深化,是由一手推动的.［7］面对当时党内高层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与施压,5月19日他就明确对负责人讲,《光明日报》的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扳不倒.［3］14但是,多年禁锢的思想并未马上得以解放,直至当年的7月中旬也未出现后来所说的广泛讨论的盛况.当然,因为的密切关注和强力支持,思想战线混乱压抑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他当时不分管党的理论宣传,不过还是在7月21日果断约见了时任部长的张平化,强调：“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和时任中组部部长谈话,又一次明确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1］150从这接连两天的约谈中,不难看出发动一场思想大讨论的意图和态度.
1978年9月的“北方谈话”中,着重讲了高举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紧迫性和深远意义,强调要集中精力改变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态.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后来回忆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开展这个大讨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4］.随着“北方谈话”的流传,在党内高层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题好,并肯定了由此引发的政局变化.这种表态显然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已不仅限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而是进展到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层面.因此,1978年岁末,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成为了绕不过的重要话题.当时主要负责同志就“两个凡是”所作的检讨和说明,标志着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与较量,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而告基本结束.同时,也正是以发动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有力地推动了历史转折时期党的思想大解放.以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启动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序幕.
二、从轻视生产力到重视生产力
1978年11月曾不无欣慰地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然要求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必然要求深刻广泛地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1］179.但是在结束“”的一个时期内,人们依然没能彻底摆脱“”错误思想的桎梏.鉴于此,在1977年10月、12月的两次谈话中,较为集中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他说,“”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如果谁重视发展生产谁就是修正主义的话,那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是干什么的？实际上,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如果不发展生产,怎样改善人民生活？生产不发展怎样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果生产力没有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那样的共产主义怎么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同“”的重大争论之一［1］85、97.1978年9月6日他明确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167
（一）“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1］21
这是1975年6月同时任上海市委负责人的马天水谈话时讲到的.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说：“按制定的路线：首先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因为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所决定的.但是,由于“”破坏,“”时期国民经济停滞,几近崩溃,所以,1975年3月会见美国客人时,他通过回顾与集团斗争的历史总结说：“人民最终赞成谁,还要看你的纲领、政策和主张.”［1］11可见,能否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关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因此,为适当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为着保护和调动人们参加生产的积极性,1977年10月21日复出不久的向法新社社长谈起了大面积调整工资、重点增加广大低工资群体收入的问题.他说：“我们差不多十年以上没有调整工资了”,不是我们没有增长工资的意愿,1974、1975年先后两次提出过要调整工资,但是,还是由于“”的阻挠破坏,没能得以调整［1］87.1978年1月底,访问缅甸时悲愤地讲：“”的破坏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一伙人的祸乱下,工厂机器被破坏,管理制度被废止,生产下降,学生学习成绩也很低.在他们看来,不劳动的是“英雄”,不读书的是“英雄”.所以,粉碎“”后,广大群众被压抑的积极性就发挥出来了［1］101-102.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搞的那套上层建筑,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是粉碎了“”就能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促进［1］85.
（二）我们的科技水平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78年10月10日会见西德新闻代表团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吸收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经验［1］178.他多次说,“拿来主义”不坏,是科学态度.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才不会把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变成空话.应当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决策.马克思曾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比作是“历史的有力杠杆”,视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5］但是,“”非但不承认中国在科技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的严重落后状况,反而带着有色眼镜去挑剔审视国际上的先进科技.为打消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不止一次地讲：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1］54.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劳动成果,既然可以为资产阶级所用,当然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强调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发达科技是势在必行.
有效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较快摆脱落后局面,离不开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工作者积极性的发挥.那么,恢复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名誉,摘掉“臭老九”的大帽子就是不可回避的.特别是由于“”十年的耽误,教育受到严重破坏,科研队伍普遍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象,更使得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更新必须尽快推进.在1977年8月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为推动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提出了系统切实的主张,包括：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尊重知识分子要以切实措施为载体,以激励他们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等等.同时,为尽快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大力推动向西方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工作.这不仅是早出人才的举措,实际上由于科技工作者作为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1］163
1977年11月在一次谈话中说：搞经济建设,我们的弱点是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低.必须重视经济管理,管理干部不懂技术就不能管理［1］95.这事实上是明确了向外国学习先进管理和技术是现实的需要.他主张坚持“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的有益传统.对于管理水平低下的原因,认为普遍的问题还是在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他说：“两万人的厂,有四分之一是干部,还有什么管理？”因此,他主张还是要整顿,“需要多少人,就多少人,其他的列编外”,不能限于对机构的修修补补.［1］147至于机构“消肿”为何总是难以推进,认为,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一套,机构重叠,致使官僚主义滋生蔓延.他说,“”以前就是这样的情况,办一件事,由于人多,免不得转圈子.那时苏联的企业管理本来就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落后很多,我们学过来了,有总比没有强.但糟糕的是,经过“”现在连落后的那一套也废止了,一片混乱［1］163、165.所以,他提出,体制上的许多问题要重新考虑,并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1］170.
关于现有体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现代化新要求的部分和环节,当时重点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
1.“海外关系”是否是反动的？是把海外关系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资利用的一个积极因素的,反对此前对海外关系的一概否定.1977年10月2日他在讲话中明确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并批评道,“”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是反动的胡说,要求一定要纠正借口“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的错误政策［1］80-81.回顾革命的历程,不难看出这是在新形势下对统一战线思想的灵活运用.1954年总结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时说,瑞金时代我们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没有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6］.强调导致红军长征的原因,不在于统一战线,而在于太清一色.后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能够正确对待海外关系,比如信赖信任荣氏家族的海外成员,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才使得广大华侨成为促进现代化事业的一大有利因素.
2.下乡知青问题怎么解决？知识青年问题连着千千万万个城市家庭的牵挂,也关乎知青本人一生的幸福.对此格外关注.他说,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知识青年仍然是争抢着返城.所以,他不主张解决知青就业只有上山下乡一条途径.除了恢复高考,给众多渴盼离开农村的知青提供返城深造的机会外,在他看来,“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由于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业等服务行业容纳了相当多的劳动力就业,所以他设想,重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可以开辟轻工业、服务业等一些以前没有的就业门路［1］103.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他也鼓励人们开动脑筋,解放思想,都去考虑这一问题的对策.当时曾说解决知青问题是一个城市结构问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实际上,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已经涉及到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层面.应当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仍深入人心的历史背景下,能作出这样的设想是颇有胆识的.
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要不要采用与之配套的先进管理方法？对此,主张：“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产.”［1］164如果引进技术的同时,拒绝与之适应的管理方式,那么就仍然会陷于落后.实践证明,一味沿用习惯的人海战术与现代化大生产是不相适应的.他说,列宁就提出,党必须懂经济,要通过认识和把握规律来管理经济.现在工人参加管理方式的改进,就要遵循经济规律.西方的生产管理方式是经过现代化生产检验证明是比较高效的经验.为减少我们探索进步所花费的代价,就必须学习这些先进的管理制度.由于国与国各有其特点,各有不同的发展体制,所以,“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面对学习西方管理制度是否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明确说：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为着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证明有益有效的传统,我们必定会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决不会放弃.我们不会听任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1］178.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时,他乐观地展望道:我相信,对我们现在制度的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1］194.
三、从固步自封到真正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如果总是标榜指导思想的先进,而实际上比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的状态,在看来,那样的优越性是虚幻的,是陷入了自恋自夸.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上,它的优越性还应“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他说：“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1］72但是,“”期间林彪、“”曲解自力更生,盲目排外,致使许多中国人连世界的面貌都不清楚.对此,直截了当地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178.
（一）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1］97
1977年11月17日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就逃港问题指出,主要还是生活不好,沿河两边差距太大.他说,生产生活搞好了,逃港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他还肯定地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1］93由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思考如何调整内外政策的问题.事实上,此前他在“”的隔离、下放生活中从下乡的女儿们的叙述中了解到过社会的极度混乱和农民的贫困艰辛,这次的南下视察可谓是“百闻不如一见”,更坚定了他拨乱反正、推动内外政策调整的决心.他认为,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1］142.
1.“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1］168这是1978年9月17日在听取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讲到的.这说明,他不是把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归咎于群众的,而是在困境中展示出了一种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精神,牵挂着普通百姓的疾苦.“”动乱,使国家错失十多年的宝贵发展时间,也使许员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身心罹难.在接受外媒记者采访时就说,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的就是那十年.但是,的博大就在于,他没有陷入自己和家庭的不幸遭遇中而哀叹消沉.第三次复出时,出于一个人的使命感,他明确了自己要为党和人民“做点事”、不为的决心.之所以要出来“做点事”,是因为他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穷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更坏的还在于穷却不自认.粉碎“”后,他多次提醒人们注意夜郎自大,误判国情的后果.他说：“本来穷,就别摆富样子.”苏联就是为此付出了代价,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实际上,不论农业还是技术,都比西方国家落后许多,结果是只骗得了自己［1］190.由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了这样的国际比较,并进行着深刻的反思,所以,相信并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必须有务实的体现,那就是“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1］108.
2.能否改善人民生活关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认为,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处于劣势,人民生活处于贫困状况,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并严肃地说：“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168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广大群众对贫困生活的忍耐不会是无限期的,穷的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会失去对人们的吸引力.这一人心向背的问题,决定着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可、接纳程度,同时也与巩固中国的执政地位问题休戚与共.其二,发扬革命精神并不排斥追求适当物质利益的正当性.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7］也说,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困难时期我们都能挺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但是,“”期间,林彪、“”把精神的力量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林彪说：“思想能够代替物质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他们甚至要求人们修炼出“要革命,不要粮食和猪肉”的所谓的彻底清贫的精神.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脱离物质利益讲精神的空头政治现象,明确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8］所以,“”结束后,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性、重要性.
（二）“社会主义中国有责任对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现在这个贡献很少”［1］11-12
这是1975年4月1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等时提出的判断.1978年9月会见巴黎市长希拉克时,他更坦率地说,中国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同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所应该起的作用不相称［1］173.因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达成把中国发展起来的愿望,从1975年全面整顿开始,就在外交场合积极展示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力量的新形象.1978年11月10日,他在和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会谈中明确说：基于对当前国际总体形势的分析判断,我们的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他还说：“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1］188-189
1.“社会主义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这是当时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时,一再申明的立场.1978年3月13日在和索马里新闻代表团会谈中,他说,中国作为大国,只表现在国土面积大和人口众多两个方面.“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只能算是一个小国.”“按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美国的人均水平,我们应当有几亿吨钢.”［1］109但目前我们的钢产量六千万吨不到,所以,当然属于弱国.针对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军事力量表示的疑虑,他强调说,我们发展各军兵种,是着眼于防御,不是为了扩张.苏联坚持霸权主义,中苏关系紧张,在抵抗外敌入侵上我们必须做好准备［1］77.1978年8月31日在会见泰国立法议员代表团时,他表达了期望和平的真诚愿望.“我们至少还需要二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时期通过落实各项决策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一打仗,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困难了.”［1］157为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打消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以利于现代化建设,他还明确说,中国现在是没有资格称霸的.当然,东南亚一些国家作为中国的邻居担心中国以后会否称霸,他表示：“我们再三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了质.”［1］154可见,是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到了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样的高度,作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方面.
2.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这是1978年3月25日在和挪威外交大臣弗吕登伦会谈中明确的观点.当时,他还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1］116为创造双方开展合作的条件,1978年5月22日在会见意大利访华人员时,特地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的主张.他说：“马克思、主席以及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都是反对个人恐怖行动的,认为这样的行动不是革命的,是彻底脱离群众的.还有一些形式上很激烈的行动,像劫持飞机,我们都是反对和谴责的.”［1］131在同西方世界合作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不能因为有这种需要而放弃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是我们一贯的主张［1］189,不可移易.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不能因为担心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而放弃对外开放.他说：“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如果人民广泛认同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相信它是正确的选择,“那末,什么影响也不怕”.“人们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1］139从这里可以看出,是把推动改革开放与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结合了起来,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如何才是真正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上,认为,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体现.“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光喊口号没有用.”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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