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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立浮图敦煌石窟中异彩纷呈的塔
孙毅华
（敦煌研究院,甘肃敦煌736206）
［摘 要］佛塔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起的一种古建筑类型,也是融合中西文化最显著、最有特色的一种古建筑类型.佛塔在我国古建筑遗存中保存最多,样式、建筑材料等也呈现多种多样变化.在敦煌壁画里可以看到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建塔材料也多种多样的佛塔.作为佛塔的重要标志——塔刹,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由早期完全遵守佛教教义的三宝珠塔刹顶到具有中国华表木的转变,都表明佛塔的演变过程,再如佛塔上悬挂的幡,由塔刹上悬幡,演变到在寺院里另立幡杆悬幡,再回到塔刹上悬幡的过程,就是佛教在演变中通过不同民族,不同传播路径,反映了一定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特征.一些有着特殊意义的佛塔,尽管数量很少,却代表了当时从印度到西域（新疆）再到敦煌的传播过程,现在在这些区域里都还有踪迹可寻.到了敦煌,就在壁画里找寻,更有一些佛塔的踪迹,又从敦煌传入中原,延续的时代也更加久远.
［关键词］敦煌壁画；佛塔；塔刹；窣堵坡；覆钵
［中图分类号］K87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4-0015-06
一、佛塔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建筑类型中,塔的起源较晚,早期文字中没有“塔”这个字,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根据梵文的音译才造了“塔”字.塔的最初形式是埋葬佛骨（舍利）的坟冢,源自古印度的窣堵坡（一种半球形又称覆钵形的坟冢建筑）.印度的窣堵坡是礼佛的重要象征,常被建造在寺院中间,受到佛教徒的礼拜.佛教传入中国后,按佛经说建塔可以得大福报,因此从印度经中亚到我国新疆,在古代被泛称为西域的地方都曾建有很多窣堵坡.
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修庙建塔成为建筑活动的一个潮流.敦煌壁画中的塔,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建塔的材料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以砖石和木材为主,砖石塔以覆钵形的窣堵坡为主.木材建造的塔以汉地传统的殿屋或重楼建筑为主,在这些殿屋或重楼顶上加上塔的重要标志——塔刹,就满足了佛教的需要.还有以砖石和木材结合建成的塔,这类塔融合中西,造型更加灵活.
砖石塔从一开始出现不只是简单的模仿,有些塔接近印度窣堵坡的原形,但很多塔都力图突破窣堵坡的形制,融入汉地本土的民族特征,如北周第301窟一座窣堵坡（图1）,较多地保持了传播路途中的中亚形式.钟形的塔身,下有两重台基,正面有阶道,塔身正面开火焰形龛,平头上是扁平的覆钵,上置七重相轮及火焰宝珠.塔刹比例高大,此类塔形,多见于中亚各地.
隋代也有同样的窣堵坡,同时还有变形的窣堵坡,变形的是塔刹,高耸的刹杆上没有相轮,刹顶的火焰宝珠下是一十字相交的华表木,华表下起四链系于塔刹平头四角,链和华表上悬挂铎铃.唐代以后,窣堵坡的形式更是变化万千,塔身的覆钵形式有方有圆,而方形窣堵坡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圆形覆钵更有圆肚形、喇叭口形等等.五代第61窟还出现重楼形的砖石塔,在塔顶上部成窣堵坡形式.
木材建造的单层塔以盛唐第23窟的多宝塔和第148窟的舍利塔为代表,塔下部是一座三开间的小殿屋,四角攒尖的屋顶上建塔刹的平头,上起相轮、宝盖、火珠等,宝盖下垂四链,悬挂铎铃.画中一单层木塔,须弥座的台基上有两重栏杆,形成稳定华丽的塔座,平坐上建三开间小殿,当心间敞开,两次间有直棱窗.四角攒尖的塔顶上有高大的塔刹,宝盖下用四链系于四角,链上悬金铃（图2）.从盛唐起这种木塔在壁画上所见甚多.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青铜塔造型,与此塔非常相似,说明此式塔形曾广泛流行.
由于当时的建塔风气,还影响到其他建筑上,如第217窟的钟台和第123窟的二层阁顶上就装饰成塔刹形式,因唐代塔刹造型华丽,有很强的装饰效果,以后各朝代也频频出现在其他建筑类型上.木材建造的重楼形塔自初唐出现,一直延续到宋代,五代第61窟五台山图中就有多种形式的重楼形塔.敦煌石窟中最高的重楼塔应该是榆林窟第33窟宋代的七层宝塔（图3）.“七”在佛教里是一个吉祥数字,故有“佛行七步”、“七步生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但在壁画中绘制的却是中国传统的重楼式的七重宝塔,造型特殊.宝塔从一至六层都是三开间方形木结构殿堂形式,面宽层层递减,愈上愈小,第七层则是一座窣堵坡形式.
中唐,敦煌受吐蕃影响,单层木塔出现模仿砖石塔的覆钵形式,并影响以后各代,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唐第361窟佛寺中间的二层重楼大殿,殿身两层柱子都在上部弯曲呈覆钵状的一座殿塔形式.五代、宋时期,有很多这类型的塔,其中五代第454窟西坡的塔就是中唐覆钵形木塔的延续（图4）,同时也是莫高窟壁画中最大的塔.
多宝塔为三开间单层木构塔,塔内有释迦与多宝佛并坐,塔形与唐代所见单层塔相似,唯檐柱在由额以上向内弯曲.柱头承接阑额,之上再是斗拱.檐端飞头上画帐形仰阳版式的镶板木格作为塔檐.顶上有重层须弥座,上接七重相轮、伞盖、仰月、宝珠组成塔刹,伞盖下有四链悬金铎系于四角.塔身的木构件上全部经过彩画.檐顶的仰阳版用沥粉堆金的纹饰,形成繁复的装饰风格,有吐蕃建筑遗风.
由砖石与木材结合建造的塔,最早有北魏第254窟三重楼塔,以后有西魏的金刚宝座塔,直到五代榆林窟第36窟天王手中的塔,它们都融合了中西建筑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敦煌壁画中塔的形象.画在毗沙门天王手中的塔,在美丽的莲花中间有一小覆钵,圆形攒尖的大屋顶好像一顶大草帽盖在覆钵上,屋顶中间是相轮塔刹,顶端有伞盖与宝珠,两边悬挂链与铎.整体造型好似一个精巧的工艺品（图5）.
二、塔刹
壁画中出现塔的形象自北魏开始,以后从没间断.但早期从北魏到北周的塔刹上大都留有西域佛塔塔刹印记,主要有塔刹上悬幡,刹顶为三宝珠形式.这些形式在佛教传播途中经过的巴基斯坦有“三宝礼拜”造像石,在古道罽宾道上有公元5、6世纪摩崖刻画的悬幡塔的形象,直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三宝与悬幡塔刹形象,再到敦煌壁画中早期塔刹,不难看出这种形式的传播路径.
这种塔刹的特殊意义主要有：一是塔刹上悬幡.第257窟的两塔均悬挂一对长幡,但在西域的覆钵塔身上都添加了中原建筑大屋顶的元素.悬幡是为了祈福.敦煌文献记载过一人在塔上悬长幡而得大福报的故事,说明塔上悬幡最早源于印度、犍陀罗地方,新疆也沿袭了此种习俗.莫高窟早期北魏到北周100多年间的壁画上也在窣堵坡上悬挂长幡.《魏书·释老志》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能那时敦煌地域的塔上就有悬幡的习俗,所以才在壁画中得以表现.在第257窟“沙弥守戒”故事里的舍利塔,形式是在汉式小殿屋顶上伸出一座窣堵坡.塔为砖石结构,下有须弥座塔基,中间是一间小殿屋式的塔身,屋面有瓦垅,檐口平直,至翼角处卷起如弯勾,正脊两端是弯勾状的鸱尾.塔刹顶左右悬挂大幡,长可及地（图6）,据佛经上说悬幡可以得大福报.
二是关于刹顶的处理.北魏时期的第254、257窟的塔刹上均有三宝珠形式.其中第254窟南壁“萨埵饲虎本生”故事中的三层重楼式塔,是萨埵王子的舍利塔.塔基为三层台阶形,塔身平面呈四方形,立面层层收小,四面开门.三重塔的刹顶用三个菱形表示成三叉形状,每一个向上的菱形尖上有一个宝珠,形成三叉上附三宝珠的形式（图7）.第257窟的两座塔上,由于壁画变色和剥蚀严重,塔刹细部已难于辨别清楚,但刹顶仍可看出是由三宝珠组成.塔刹顶部的三宝珠,表示佛教的“佛”、“法”、“僧”三宝,是北魏壁画中佛塔的特征.
佛经说“旋塔三匝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是为三宝.塔上的三环、三珠或三轮,都是用形象表示三宝的意义.礼敬三宝,就要右绕佛塔,这种宗教仪轨起源很早,在现在的考古资料中可见印度巴尔胡特塔（约公元前150年至前100年）和山奇大塔（约公元前2世纪）上的礼拜浮雕图象有塔、菩提树、佛座、、佛足迹和三宝标.随着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在塔刹上置三宝,与塔共同组成礼拜对象,使塔成为寺院中的主体建筑.这是早期寺院的特征之一.
华表的起源很早,传说远古时期的尧和舜在路口或大道旁树立木柱,让百姓把治国的意见写在柱子上,因此又称为“桓表”、“谤木”.到汉代时,华表已失去原有的意义,成为一种标志.华表最后发展成为纯粹的装饰品,如天安门前的一对华表.塔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在传入过程中,有完全西域形式的塔,有在中国的高楼顶上装饰佛教标志的塔刹,成为高楼式的佛塔,更有在传统的殿阙建筑中起方形塔柱“恒出屋外”,成为殿阙式塔.发展到隋代,塔上悬挂的大幡没有了,却将在汉代已转变了性质和意义的华表装饰在西域的窣堵坡塔刹顶上,且在十字交木端头上悬金铎,将外来的建筑形式上加上传统的建筑符号.这种形式只见于隋代第419、302窟中.
第302窟密檐塔有较大的方形塔身,所见的两面均有圆券门,上有宽大的一层出檐,之上有三层密檐层层相接.塔刹上有三重相轮,相轮之上是十字形的华表木,十字端头悬挂铎铃,以宝珠作结（图8）.
第419窟有两座塔的塔刹是在覆钵上立刹杆,没有相轮.刹顶有火焰宝珠,刹杆上有四链系于四角,链上分段悬挂铎铃.刹顶的火焰宝珠下,是一个十字刹表,悬挂四铎（图9）.
隋代壁画中的这类塔刹形象,只有一根独立的刹杆,其上没有相轮,刹杆顶端是十字相交的华表木,华表木下有四链挂铎系于四角,整个刹杆唯有顶上的火焰宝珠仍是佛教的标志.隋以后这种形式再没有出现,而刹顶上系于四角的四链挂铎形式,则是唐代以后常见的表现方式.隋代不仅将塔刹上装饰华表木,在第433窟的药师经变中画中,于佛两侧供有九层灯轮,灯轮中间竖立高高的木柱,柱子上部也用十字交叉的华表木,使整座灯轮形状犹如覆钵塔的形式,中间高耸的木柱和十字华表木与第419窟覆钵塔上的塔刹相似.
三、金刚宝座塔
莫高窟早期壁画中最大的佛塔是北周第428窟的一座大塔（图10）,建筑史学家们均称此塔为金刚宝座塔.近年,有学者考证,此塔应该称为“五分法身塔”,按照佛教的解释,所谓“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及解脱见知五身,五塔即是五身的象征.
第428窟的五塔组合,其建塔材料应该是砖木结合修建的,这里虽然是壁画,但描绘得很具体.正中一座四层大塔,置于重层方台基上,第二层台基用小方块色彩表示为砖砌.塔身下两层较低,第一层正中设圆券门,第二层上下均有突出塔体的平板式檐板,两檐之间有四个金刚力士,实际上这两层也应属于塔的基座,这样塔基就成为四层.第三、四层才应是塔身.第三层在砖石塔身前,有三间四柱承托的木檐,四柱上有斗拱,下部有栏杆围绕.塔身正中有大于当心间的圆券门,门内绘摩耶夫人诞生释迦的场面.第四层的塔身形式与第三层相似,只是柱子斗拱之上有平板式的出檐,出檐之上是纵向类似三角桁架的人字拱结构,再上有直坡形的屋顶,屋面有瓦垅.在四柱之间有一佛二胁侍菩萨的布局,表示释迦的禅定形象.
塔刹在第四层的木檐正中有一金翅鸟,鸟两侧为受花,上有较偏平且饰以莲瓣的覆钵.覆钵上有高耸巨大的塔刹,上有七重相轮,顶端是仰月宝珠.仰月两侧分悬四幅巨大的长幡.以上是大塔组成的各部分.四小塔分置在大塔四角,是四个形状相同的三层重楼式小塔,方形基座上三层较瘦狭的砖石塔身,塔身两侧有檐柱两根,上有斗拱.一、二层上均有挑出的平板式塔檐.二、三层柱下部有栏杆,中间有壁带.塔顶上作受花覆钵,上有重不等的相轮塔刹,刹端有双重仰月,仰月间作三宝珠以示礼敬三宝.整组塔两侧有四大天王守护,天空中飞天翱翔,祥云缭绕,天花乱坠,充分表现出庄重的宗教气氛.
这种由五塔组成的塔形,早已被人们认同,通称为金刚宝座塔.据传古印度摩揭陀国佛陀迦耶菩提树下是释迦牟尼成道时的坐处,称为金刚座,喻其坚不可摧、岿然不动之意,后人在其附近佛陀迦耶建大塔,由五塔组成.现新疆交河故城遗址内一座土塔亦是五塔布局.此外,敦煌石窟在五代、西夏壁画亦有五塔的组合形式.中国现存五塔组合形式的塔,共有10多座,多为明清时受密宗影响所建,有北京西郊明代建的真觉寺塔、呼和浩特五塔召金刚宝座塔等.第428窟壁画所画的五塔组合的金刚宝座塔,是早期的形象资料.
四、佛寺与塔
早期壁画中的中心塔柱窟就是一种佛寺与塔结合的塔庙式石窟形制.云岗石窟有很好的开凿条件,所以在石窟内开凿塔庙形石窟时,可以将窟室中的塔雕刻的很精细,而敦煌石窟开凿的崖壁不可能将中心塔柱窟的中心柱雕刻成精细的塔,只能粗略开凿成方形石柱.在地面建筑的佛寺中,有西域式的中心塔柱式的塔庙佛寺,如新疆交河古城的一些佛寺里保存下来的中间方柱,就是佛寺中的塔柱,上部伸出屋顶,作成覆钵形的塔顶和高大的塔刹.除了西域式的塔庙佛寺,汉地也可能有在室内建塔的佛寺,才能影响到石窟壁画中,如第419窟窟顶的本生故事画中就出现一座塔庙形的佛寺,而且是敦煌石窟中唯一的塔庙形佛寺（图11）.
这座塔庙形佛寺表现了塔在寺庙中的位置,形式基本保持了印度与中亚的塔庙形制.塔是建在一座三间的大殿内,大殿屋檐下的阑额上悬挂四条长幡,檐口边还悬挂着四个铃铎,明确表示为一座佛教寺院建筑.佛殿内有窣堵坡一座,钟形的覆钵塔身前有圆券形的门,门上有尖拱券门楣,塔身上部围绕一周莲瓣,塔顶置叠涩而出的平头,平头中间扁平的覆钵上有刹杆一根,没有相轮,只在顶端交叉有十字形的华表木,每一华表木顶端悬铎铃一个.塔的形式大部分保持了中亚形式,而塔刹顶端使用的华表木融入中国古老的传统形式.
与印度和中亚所不同的是,窣堵坡建在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殿堂建筑内,按印度石窟的形制,供礼拜用的建筑空间中有塔,称为支提（Chaitya）,意译称塔堂或塔庙.中亚考古发掘的寺院遗址,也在室中建塔,直到现在,青海湟中县塔儿寺的大金瓦殿内,仍供奉的是一座大窣堵坡,据说是埋藏明代教的大师宗喀巴胞衣的舍利塔,可见这种宗教传统源远流长.虽然壁画中仅此一座佛寺与塔紧密结合的塔庙形式,但它却诠释了塔庙组合形式的中国化进程.在印度,塔象征着佛的涅槃,是佛教的圣物.传到中国后,塔往往建在山川形胜之地,和固有的风水观念相结合,虽然它是佛教建筑,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五、印度式塔
莫高窟第76窟是开凿于唐代的一座大型中心佛坛窟,后历经宋、元、清等朝代重修,现在保存在主室的壁画大多为宋代所重绘.其中在东壁甬道两侧绘有八座塔,分别讲述的是佛陀释迦牟尼一生中发生重大事件的八处地方所建的宝塔,称为“八大宝塔”.现在八塔仅存半数,而保存的四座塔的形式完全相同：塔下有须弥座,座下有覆莲,束腰部分的壸门里绘火焰宝珠,上、下枋的表面均作方形纹饰（图12）.
塔身正中有三叶形龛,龛侧有束莲龛柱,柱上有栌斗.塔身两侧竖矩形的壁面上绘一匹卧着的白象,身上是站立的大角山羊驮着一菩萨.所画的山羊及白象形象生动,但其宗教的含义至今还不明白.塔身上有砖石叠砌成三角锥体的相轮塔刹,比例很大,下层相于塔身,塔顶有宝盖及宝珠,宝盖两侧各悬一长幡.塔前的榜题上画一,榜题两侧各画一鹿,表示释迦牟尼在鹿野苑说法、初的情形.
这一比较特殊的塔形,在敦煌石窟中再没有第二例,但不知敦煌以外有无相类似的实例,它的形式似受印度教天祠建筑的影响.印度教又称婆罗门教,他们的庙宇在我国古代被称为“天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有多处关于天祠的记载,如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有“天祠百余所,外道万余人”等等.印度教的庙宇用石材建造,方形的建筑下有台基,上由方锥形的密檐式屋顶演化成塔形.根据印度教的这些特点,我们把这座塔称作印度式塔.
这里的印度式塔被用在佛教寓意中,其中最明显的佛教标志在塔刹顶上,密檐式的塔顶上出一大露盘,边沿有火焰宝珠,正中的三角锥体上以宝珠作结.在露盘边沿的火焰宝珠下飘舞着两条长幡.塔上悬幡的形式从北周经隋唐、五代到宋代400多年的壁画中,塔上普遍不悬幡而只悬铎.
第76窟特殊的塔形和又重新出现悬幡的形式,可能由于自中唐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受吐蕃信仰密教的影响,敦煌壁画中密教内容增多.密教是印度佛教和婆罗门教以及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变种）相结合的产物,中唐所处的8世纪正是印度佛教密宗兴起之时,因而到宋代重绘时,壁画中有很多密教内容,这座塔正是受密教影响,出现了印度式的塔.而如今在青海塔尔寺大金瓦殿供奉的塔上仍然披挂了无数的幡,可见同是佛教信仰,但某些习俗也反映了一定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特征.
（本文图片选自孙儒僴、孙毅华：《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香港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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