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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经学起源与其开启意义

□ 葛志毅

历来论及中国古代的经学起源,必述及孔子而往往忽略子夏.《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然则无述者,作者焉明?如能将孔子与子夏共同研究,则对经学起源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入.

一、孔子开启经学

儒名或在孔子前即已存在,《周官》九两掌民者“四曰儒以道得民”,若然,则儒在周代本为官师,掌以道艺教民之职.后来官失其守,儒则作为一种称谓在社会上被使用开来.《左传》载歌谣有“唯其儒书”之句,《论语》记孔子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言.但若论及儒家学派,则只能推原于孔子.《淮南子·要略》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显然把孔子聚徒讲学、设教传业作为儒家学派产生之始.《汉书·艺文志》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言彰明儒家宗旨,也以孔子为开派宗师.作为儒家学派的根本经典六经,必为孔子修订无疑.不修六经,何以为开派宗师?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自经学上今古文派之分立始,即已作为问题被提出,至近代则成为经学史上的积案.封建时代对此问题的争议,每挟学派门户之偏见,是非难断.近代则产生方法上的障碍.古史辨派古书断代方法有其形而上学的一面,至今犹有一定影响.其不顾古人著书之体及古书通例,武断地怀疑古书年代.先秦古书本为某派传习录,在流传中往往有增益改动.孔子所修《六经》亦然.《史记·孟荀传》谓孟子“序《诗》、《书》”,或者《诗》、《书》又经孟子的诠次编排.但六经曾经孔子后学的增益,并不能否定孔子修订六经的原始事实.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涉及孔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经学的性质,儒家与经学的关系等问题,是研究经学首应予以解决者.但《六经》原本是什么?孔子是如何修订《六经》的?这在学者中历来存在分歧.

认为《六经》全作于孔子,或《六经》与孔子全无关系,此二者皆由于主之太过而流于一偏.近代今文经学派推尊孔子过甚,于是有《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受近代今文经学派启发而崛起的古史辨派,不但否认《六经》作于孔子之说,甚至否认孔子曾删述六经之说.其实,根据先秦两汉的记载,《六经》曾经孔子修订.《史记·儒林传》谓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因史记作《春秋》”.《孔子世家》对孔子修订《六经》的内容过程叙述尤为具体.综据汉代以前的记载,关于孔子修订《六经》一事无大异议.出土简帛如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等考古文献资料皆可证明此点.

《诗》、《书》、《礼》、《乐》本是周代贵族的教育内容,即《礼制·王制》所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与此教育相关,“说《礼》、《乐》而敦《诗》、《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也被贵族视为一种美德.后来孔子授徒讲学立四科,即《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按,“文”指文献典籍等,为四科之首.《论语》又有“君子博学于文”之说.孔子所教授的“文”,应是与西周以来贵族教育内容《诗》、《书》、《礼》、《乐》等有关的教本.《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丛子·杂训》曰:“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论语》中亦可考见孔子对《诗》、《书》,《礼》、《乐》有关内容的论述,以及弟子就此请教于孔子的记载.孔子继承了周代的贵族教育传统,仍以《诗》、《书》、《礼》、《乐》等为设教内容.

孔子早年授徒讲学时,仍以昔日的《诗》、《书》、《礼》、《乐》为设教课本,尚未开始修订《六经》的工作.修订《六经》,是孔子在政治上历经失意坎坷之后,在晚年集中精力,所进行的有关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诗》、《书》、《礼》、《乐》之外,还有《易》与《春秋》.《易》与《春秋》的整理修订是在孔子晚年.《春秋》亦曾是贵族教育内容之一,《国语·晋语》载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太子.《楚语》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有“教之《春秋》”.《易》曾否作为周代贵族的教育内容,无从详考.但《易》与《春秋》皆藏于太史氏,孔子取以研读,修订整理,并用作教材与《诗》、《书》等并列,于是六经的名目至此齐备.《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引金华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可见,经过孔子修订整理之后,作为施教之用的《六经》才整齐完备.《六经》内容亦较前整齐,如《论语·子罕》载孔子自言:“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白虎通义·五经》曰:“孔子未定五经如何?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设法谤之言,并作《书》三千篇,作《诗》三百篇,而歌谣怨诽也.”按此文有脱误,但可见汉人认为五经在孔子修订前,冗乱失序,大义乖背.孔子留于后世的声誉,主要系于修订《六经》一事.章太炎曰:“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六籍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大史中秘书.而老聃为守臧史,得其本株.异时倚相、苌叔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墨翟虽博闻,务在神道,珍秘而弗肯宣.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检论·订孔上》)即《六经》原本虽为孔子前后诸贤所共知,但无人予以整理传布.唯孔子笃志文献,修订《六经》,绍述前绪,开启民智,故声名由此播于后世.

孔子修订《六经》的时间问题,极值得注意.因此问题之究明,对理解孔子修订《六经》的目的与意义,极有裨益.孔子修订《六经》,主要应在他历游各国不见任用,政治上失意而晚年归鲁之时.孔子修订《六经》的目的,在于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在汉人的著作里多有所论述,其中尤以《白虎通义·五经》所论为明确集中:“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按此把孔子修订五经的时间定为“自卫反鲁,自知不用”之时,目的在“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所论至确,可与《史记》相校.如《孔子世家》:“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又:“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以备王道,成六艺.”《太史公自序》:“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孔子修订六经意在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采用因依古代文献的方式,与其思想方法相关.《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言显与孔子依古代文献以修《六经》的作法相一致,意在避免空言说教之弊.《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思想包含有某种实证的因素,他力避空言说教之弊,因依前代行事讲述自己的政治理想.《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儒家宗旨时,谓:“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班固最能体会孔子精神.儒家自孔子修《六经》始,即已表现出一定的重文献实证的精神.后来墨子倡“言有三表”,有“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征以先王之书”云云,是为其学出儒家一证.汉代经学今、古分流之后,今文经学烦言碎辞,至乃崇信谶纬,如《论衡》所斥,已流于虚妄.古文经学则重以训诂考据之法治经,实乃此重文献实证精神的某种发扬.

孔子修订《六经》,意在救世,“以行其道”.汉人称孔子之道为“王道”.但此“王道”只能以《六经》文辞为天下制法,为后世垂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孔子既以《六经》文辞表见于后世,因而对《六经》的研究传习,成为儒家及经学的根基所在.又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即谓以《六经》为中心而发展起儒家及经学的研究著述体系.

自孔子修订《六经》始,经学已由此肇端,《庄子·天运》有所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马宗霍尝谓,六经经孔子修订,乃有义例;义例定,遂成一家之学(《中国经学史·孔子之六经》).所言极是.儒家与经学虽同出孔子,但在著述体例上向被分为两门.以传注解经类著作,即依附于经书的经解,是为经学类著作.某位儒家学者的言论著述汇编,一般归为儒家类著作.《汉书·艺文志》有六艺略,又别在诸子略首列儒家.后来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大体上沿袭此分类法.虽在著述体例上有此区分,但二者学旨无异,同为儒学.在孔子之后,西汉今文经学兴起之前,早期经学著作几无传者.故研究早期经学,不得不更多借助于同时的儒家学者著作.

二、子夏与早期经学传授

《六经》之于孔子,终究是一生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的文献总汇.在孔子之后,儒家出现几位大师,秉孔子《六经》而行.他们积极参予各国事务,试图以孔子、六经影响和改变当时的天下.据《史记·儒林传》所述,孔子卒后,其弟子散居各国,“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至有“为王者师”.其中于战国之世最有影响的,当推子夏及其后的孟子、荀子.按秦僻处西北,本杂戎狄之俗,继则行商鞅法家农战强国之术,专黜儒学,故荀子入秦,尚称“无儒”(《荀子·强国》).秦以外的东方地区,儒学较为发达.其中尤以魏及齐鲁之地为最.魏乃一入战国儒学最先发达起来的地区.

子夏乃孔门弟子中的高足,尤长于经学.《论语·述而》言孔子以四教之首为文;孔门四科人才中,文学推子游、子夏.所谓文或文学,实相当于后来所谓经学.子夏既以文学称,当深有得于《六经》,尤当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中称最.《后汉书·徐防传》:“《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可证子夏于学当深有得于《六经》.孔子之后,子夏实为首出绍述传授《六经》且绩效可称之人.

孔子死后,儒家的显学地位依旧,故首开战国礼贤下士之风的魏文侯,不仅其本人好儒学,而且招致的贤者多为儒士,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克等.《吕氏春秋·当染》:“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班固自注:“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虽魏廷儒者济济,但魏文侯并力进取,务拓土开疆,所用多为战胜攻取之士,故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不过徒被置于师友地位而尊礼之,仅为政治装饰,邀取好贤之名.但魏国毕竟为传播儒学提供一良好环境.魏文侯师从子夏,亲受经艺(《史记·魏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必极大提高子夏在魏国的地位.如《礼记·檀弓》载,曾子谓子夏曰:“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拟)汝于夫子.”此可见一斑.子夏居西河教授,不仅使魏国沾溉儒风,如《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相州安阳县西河条云:“按《隋图经》云:卜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魏赵多儒学.”按此“魏赵多儒学”,与子夏居西河教授不无关系,而且对儒学传授关系极大.宋儒洪迈言之极详,所谓“孔门弟子,惟子夏诸经独有书”(《容斋随笔·子夏经学》).虽然记载缺略,难核其实,但孔子之后,子夏于孔门经学之传授,为一极重要人物,当可断言.但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子夏充其量不过一传经之儒,犹如汉代的博士经师而已.在政治上的影响远不如其后的孟子、荀子.故子夏未可谓得孔子大道真传.孔门可分为传道、传经二派(参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绪论二《经学略史》),子夏重在传经,故于孔门未臻上乘.孔子一生真正的志向在政治上,学术成就还在其次.《论语·子罕》:“子云:‘吾不试,故艺.’”试者,仕也;艺者,经艺也.此言可概见孔子本志.

在孔子之后,儒家确有一派人为传经之儒,荀子称之为俗儒,在大儒、雅儒之下,最为荀子所鄙视.据《荀子·儒效》所言,俗儒包括那些专以聚徒讲学、传授经书以谋衣食的人.被《非十二子》斥为贱儒的子夏、子游,当为荀子所言之俗儒一流.《儒效》谓俗儒“术缪学杂……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与《劝学》所言“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的陋儒相近,乃是些专以诵习经书为业的儒者.《正名》又称之为“诵数之儒”.这派人在儒家中当不在少数.

子夏之业虽偏在传经, 但对孔子之学亦独有所得.子夏在孔门弟子中称高足,孟子弟子公孙丑曾谓: “ 昔者窃闻之,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推子夏为资质天分很高的人.《论语·八佾》载子夏曾因与孔子论《诗》而受到称赞,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此言,乃谓子夏有举一反三的悟性,善于理解孔子言义辞旨.《论语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李注引),按此虽出纬书所言,但以撰具仲尼微言之事推子夏为首,决非无故.如据《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子夏虽于作《春秋》不能赞一辞,但于《春秋》之微言大义必多所接闻于孔子,且善知孔子言义旨趣,故《公羊传》、《谷梁传》均传出自子夏.子夏于孔子之学,在孔门诸子中所得必有独到之处.《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曰《论语》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此说可与上引纬书相参校.子夏参与《论语》的撰定,一因其长于文学,二则必因其善得孔子言义辞旨,故于纂辑孔子之言责无旁贷.子夏在学术上有得于孔子,且造诣较深,堪为学术上的孔子传人.只是于孔子之道,犹有所未达.孔子谓“商也不及”(《论语·先进》),是有原因的.《论语·雍也》载孔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孔子斯言必有所指而发.或者孔子意在告诫子夏不仅应能传经,亦当能推明儒家大道(参见何宴《论语集解》).孔子于子夏实有所望.

子夏居西河教授,不仅为魏国君臣之师,还亲授弟子三百人.儒学在魏国深入传播,这是一重要原因.《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按其年,窦公不当为文侯乐官,应是文侯之后魏国某王的乐官,所传乃儒家古乐.《汉书·贾山传》:“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是战国末魏置博士,所掌包括儒家之学.《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后子慎“尝为魏相”,时当战国末.综之,魏自文侯之后,以迄战国末,儒家影响流风不绝,此实为子夏的遗教余绪所致.

固然是战国时势,迫使诸侯时君竞相尊礼士人.但开此风气之先的魏文侯之所以最重儒学,除因孔子声名显赫的关系外,子夏经艺高深,儒学笃实,亦应是一重要原因.子夏传经弘儒之功著在魏国,其影响则衍及后世.据考,秦汉之世的经学传授大多与荀子有关,而荀子之学实出子夏,此言谅有是处.当孔子既修《六经》之后,发明章句,传授经学,使儒学发皇于战国,垂遗于将来,必得其人方可.考诸史籍,孔门诸子中,唯子夏学行最为近之.总之,子夏实以传授经学弘扬孔子之道.

(作者: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邮编11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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