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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中国古代家书文化

书信是一种古老的通信方式,也是一种情感交流方式.相传2700多年前,周幽王性情残暴,喜怒无常,宠信绝代佳人褒姒而把自己的王后申后幽禁在冷宫.申后遂用之计,为太子“修书”一封,商量废除褒姒的计谋.“书”,最早并不作书信之解,而是作动词用,是写的意思.后来才作名词用,演变为书信.“家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顾名思义,是家庭或家族内用来传递信息的书信,指写给自己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和爱人的信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不可少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书信形式.兵荒马乱时期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太平盛世时期的“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都向我们显示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家书是古时人们与亲人联系的唯一途径,也是古代人互诉思念、互报平安、议论时政的重要方式.由于对象范围很小,而且对象又常常是至亲,使得家书有相当的隐私性,读起来真实感人,所以西方人称它是“最温柔的艺术”.

我国家书历史源远流长,大概从文字产生以后,家书就出现了.迄今发现的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是刻在战国末期的木简上的.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4号墓出土木牍两件,均两面墨书秦隶,内容为从军出征的士卒黑夫和惊兄弟俩写的家信.据专家考证,这两封家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内容是在淮阳当兵的名叫“黑夫”和“惊”的兄弟二人给安陆母亲的信,问候亲人,自报平安,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家书质朴无华,不加矫饰,坦率明言,如话家常.二书所应有的核心要素都已具备,在中国古代家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汉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的繁荣以及简、绢、帛、纸等物质材料的进步,家书应用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留下了不少千古传诵的名篇.如刘邦的《手敕太子文》对自己年轻时不读书及轻薄文人之举进行了沉痛反省,希望太子以此为戒,努力学习,并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地告诫太子要尊重开国功臣,养成尊老、谦虚的优良品质.东方朔的《诫子书》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诫儿子,最好的处世方法就是恰到好处,随着环境、事态的变化而变化,进退有则,游刃有余;只有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折中的态度为人处世,才能和而不匮,优哉游哉.而刘向的《诫子歆书》引述董仲舒名言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相互转化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失意时不气馁,保持清醒头脑,以求免除祸患.所有这些都说明汉代家书已经成为人们教子的重要手段之一.

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家书这种袒露心灵的文体也随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记载了当时人们在书信这种应用文体中竞相展示才华的盛况:“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书,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在当时文人那里,已经不把家书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应用文体,而是使之和诗歌、辞赋并列,尽量使之想象鲜明、感情丰富、语言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家书不但可以用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且还借此炫耀文采,张扬才情.如虞翻《与弟书》、羊祜《诫子书》、诸葛亮《诫子书》《诫外甥书》、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杨椿《诫子孙》、谢氏《贻王肃书》等都是流传千载的脍炙人口之作,以其强烈的主体情思和个人风格,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诸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芝草无根,醴泉无源”“恭为德首,慎为行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语句也因为文美意深,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佳句.

骈文是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其主要特点是讲究辞藻、典故、声韵、偶对.由于南北朝是骈文的全盛时期,家书受其影响也有骈偶化倾向,并融叙事、抒情、写景、状物为一体.骈文这种形式并没有束缚家书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反倒因为恰当的运用,增强了家书的艺术效果.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既是一封色彩瑰丽、写景如绘的家书,也是一篇优美的游记散文,以书简写景状物,诉说路途艰辛和旅怀愁苦,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再如应璩《与从弟君苗胄君书》、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雷次宗《与子侄书》、宇文护《禀母书》等,都是以骈文写作家书的佳作.

书信骈偶的风气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韦世康《与子弟书》、薛浚《临终与弟谟书》、李世民《诫吴王恪书》、李治《诫滕王元婴书》、李旦《诫诸王皇亲敕》、李隆基《赐金城公主书》、姚崇《遗令以诫子孙》、骆宾王《与情亲书》都是用骈文写成,大都文辞简洁洗练,感情真挚深厚,艺术上浑脱自然,典雅整肃,自由地表达真挚的思想感情,显示作者才华横溢的诗情.而其中的名言诸如“以不贪而为宝,处膏脂而莫润”“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人之有过,贵在能改”“载怀贞顺之道,深明去就之宜”等也给人以良好的精神食粮.

随着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由于韩、柳等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骈偶文体统治文坛的局面,新鲜活泼的散文得到普及,为家书的写作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条件.家书内容日趋丰富,形式日趋完美,作家辈出,名作如林,蜚声文坛.如吕温《上族叔齐河南书》《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元稹《诲侄等书》、李观《报弟兑书》、李华《与表弟卢复书》《与弟莒书》《与外孙崔氏二孩书》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文以载道”的书信.他们或云举世皆浊我独清,为流俗非议而不悔;或云要尊敬贤德、亲近幕僚、竭尽敬意、谨小慎微,来不断完善道德人格、提高精神境界;或云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不是寻章摘句、穿凿文字,而是要和为人处世的道理结合起来;或云品德学问应时时砥砺,方能日进高明,积久有成;或云世宦子弟,修己必以诚,为学必以坚,先修身方能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或云不与奸佞同流合污……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心灵的启迪和情操的陶冶.

宋元是古代书信的全盛期.这时家书的内容,从天下大势到人生哲理几乎无所不包,并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因而留下了表现贤哲们品德修养、政治主张和治学思想的宝贵史料.在艺术表现上,人们虽然更推崇有气势、有新意的辞达之作,但是也不完全排斥讲究声律和藻饰的典丽之章.于是呈现了云蒸霞蔚、蔚为壮观的局面:骈偶散体,各臻其妙;叙事言情,斐然成章.宋太宗赵炅《诫陈王元僖等书》是一篇帝王的庭训,告诫后代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外绝游览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懂得治国之术,以民为贵,以保一家一姓之王朝永久不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告诸子及弟侄书》告诫儿辈要修身养性,树立声望,“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以光宗耀祖.六一居士欧阳修《与侄通理书》勉励侄子以国事为念,如若朝廷有派遣,“临难死节,是汝荣事”,要尽心而为,以死为荣,不可回避.司马光《训俭示康书》围绕着“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这个古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强调清白节俭是一贯家风,“俭”能立身扬名维持家运长久,“奢”则导致身败名裂遗祸后代.苏轼《与子由弟书》劝勉弟弟遇到困难和挫折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进而达到谈笑死生、履险如夷的人生境界.朱熹《与长子受之书》以“勤”“谨”二字勉励其子,并列举求学、做人、交友之要旨:求学要勤于思考,不耻下问;做人对尊长言行一定要谨慎、谦虚、恭敬;交友要“不拘长少,惟善是取”,唯有如此,才不会辱没家门.陆九渊《与侄孙浚书》告诫侄孙陆浚,掌握的知识不能用来藻饰文采,来向世俗夸耀,博取声誉,而要通过读书学习修养,具有仁、智、勇三种品德,进而“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这些才是为学的目的.

明清是古代家书发展的巅峰时期.不但许多文人学士的文集中都收有家书,而且也有个人尺牍专集和尺牍选本大量涌现,如汤显祖的《玉茗堂尺牍》、袁宏道的《袁中郎尺牍》、郑板桥的《郑板桥家书》、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周亮工辑《尺牍新钞》等家书佳作,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王守仁、唐顺之、张居正、汤显祖、袁宏道、王夫之、郑板桥、袁枚、纪昀、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家书流传甚广,内容则包罗万象.如立身方面,或云做人首先要立志为“天下第一等人”;或云“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不要蝇营狗苟于“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或云人要“益于当时,闻于后世”,从而上可以报效国家,下可以振兴自己的家族;或云“为人勿沾名士之气”,不要自认为有才华,目空一切,大言不惭,那样只会害人害己;或云“不义之财,不取为是”;或云“衣仅求其暖,食仅求其饱,住仅求其安”,不应该追求奢华,因为“晏安如鸩毒”,表面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会让人像饮鸩毒一样受害;或云“勿持傲谩,勿尚奢华”,并规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又如读书方面,或云“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读书获得知识、提高素质放在首位,不是一味地灌输读书入仕的思想;或云不要科举入仕,而要努力进取,注重个人修养,做一个真正的有德之人;或云靠读书发迹,靠苦志厉行享誉盛名,光宗耀祖,不要妄自菲薄,甘居人下;或云“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或云不能做只知道寻章摘句、寻行数墨的书呆子,更不能让一些烦琐的礼节和过度的应酬消磨时光,而应向范仲淹学习,“以天下事自任”,将自己的所学,为国家出谋划策,以有益于民生社稷;或云“读书贵在用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增加见识,经国济世;或云“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是基础,有识是前提,而有恒则是保证.没有志向,只会歧路亡羊,盲目从事;没有见识,只会是井底之蛙,所见有限;没有恒心,只会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再如讲为官之道,或云要学苏武嚼毡、马援裹革,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危,宁可抛妻弃儿,置全家生死于度外,舍小利而取大义;或云“为官不宜数问家事”,要正确处理家事、私事同国事、公事之间的关系,以国事、公事为重,致力于为民“兴利除害”;或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或云为官要“可屈可伸,可行可藏”,遇到挫折和逆境,唯有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才是官场最佳的处世哲学;或云“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一个人没有父亲不能有生命,没有君长的衣食俸禄不能活下去,没有师傅的教导不知道做人的道理和知识,所以对他们应该一样尊敬忠诚,学成以后,立志做一个对上能够报效君亲,对下能造福百姓的“干城之器,有用之才”.凡此种种,大都随想而至,挥笔自如,举凡议政论治、谈诗论艺、训子诫弟、抒情言志乃至言情论爱、儿女姻亲等家庭琐事,皆可入书.父兄们总是用沧桑历尽的生活阅历、韬光养晦的人生经验、伟岸正直的道德人格来教益自家子孙.时至今日,披卷览阅,仍觉熠熠生辉.

(选自《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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