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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元璋的政治心理看明代秘书机构的设置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专制王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了加强皇权, 朱元璋废除丞相设置内阁.以往学术界多关注明代政权结构变化, 鲜有从朱元璋的政治心理角度探讨明代皇权与秘书机构的权力互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作如下论述.
一
众所周知, 政治进程中的某种行为经历会让政治主体产生心理反应； 同时, 作为信息反馈的政治主体, 在心理政治的作用下也可以直接产生某种政治行为.朱元璋做过和尚、盗贼, 受门第观念的影响, 这极不光彩的经历给其称帝后的政治行为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张九四改名张士诚, 朱元璋则认为这是士人借“士诚小人也”的暗语进行讥讽.这种强制解释与专制权力关联后, 明初文字狱便愈演愈烈.
即皇帝位后, 朱元璋对秘书上奏的表章典故常做扭曲分析.一旦遭遇专制者的强制阐释, 轻者被诛、重则灭门, 史称“表笺祸”.在朱元璋看来, “盖‘则’ 音嫌于‘贼’ 也, ‘生知’ 嫌于‘僧’ 也, ‘帝扉’ 嫌于‘帝非’ 也, ‘法坤’ 嫌于‘发髡’ 也, ‘有道’ 嫌于‘有盗’ 也, ‘藻饰太平’ 嫌于‘早失太平’ 也.” 杭州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 为世作则” 等语,朱元璋强制阐释为： “生者僧也, 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 则字音近贼也.” 当文臣谢恩诗中有“殊域” 及“自惭无德颂陶唐” 之语, 朱元璋阐释为“汝用殊字, 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 是谓我无德, 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这些在皇帝身边辅助的秘书人员皆被诛杀.
朱元璋称帝后, 一方面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支持自己,以扩充专制集团力量, 巩固统治根基, 于是大张旗鼓辟士征儒, 兴科举办学校, 锐意文治.另一方面, 在一系列心理政治效应影响下, 他认为文人善讥讽, 心灵深处被无法摆脱的自卑感压抑,深感在士大夫面前“矮一截”, 故而与士大夫存在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 对读书人怀有强烈的戒备心.
二
自秦汉专制官僚体制确立后, 丞相府是皇帝治国理政的重要秘书机构.明王朝建立后也沿用此体制.丞相府既是皇权的辅助机构, 更是王朝政令的执行者, 是有别于皇宫的另一行政中心,与君权形成一种对抗关系.当胡惟庸为相时, 君臣之间的嫌隙越发不可弥补.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指出：“胡惟庸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 与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的自私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 可见, 丞相府在执行秘书职能过程中,阻碍了君权的膨胀.最终,在的政治心理作祟下,洪武十三年（1380 年） 朱元璋下令“诛丞相胡惟庸, 遂罢相”, 并在《皇明祖训》中明令“以后子孙做皇帝时, 并不许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 文武群臣即时劾奏, 将犯人凌迟, 全家处死”.这标志着丞相制度正式被废除.
废除丞相后, 朱元璋直接面对承担各项具体事务的职事官.为了直接统领六部,又设立了“六科” 作为辅助秘书机构.然而, 在这种条条化的管理模式中, 所有政务均由皇帝一人裁决, 个人精力有限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朱元璋常抱怨“百僚未起朕先起, 百僚已睡朕未睡”, 羡慕“日高丈五仍披被” 的生活.他曾对侍臣说： “朕自即位以来, 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 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为了缓解工作压力, 又于1382 年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殿、东阁大学士, 作为皇帝的高端秘书, 充当顾问.入内阁的大学士是品轶不高的翰林, 殿阁学士协助皇帝阅看奏章, 并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谕.直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 内阁学士才有权批答奏章.明英宗在位期间,内阁学士才有“票拟” 权,即从制度上授予了内阁学士正式的秘书辅助权.后人把明代内阁的职位比作丞相就源于“票拟” 权.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明代内阁学士行使相权又名不正言不顺.
由此可知, 朱元璋废除丞相设立内阁的心理政治,就是皇权对秘书辅助人员的一次权力收剿.在强势收剿的背后, 主官与秘书人员的零和博弈, 短期内使皇权独大.身处辅佐地位, 内阁学士的秘书职能名实不符.
三
为强化政治行为的实际效果, 更好地巩固手中的皇权, 朱元璋将明初的秘书机构进行了大转换.有名有实的丞相府最终被名实不符的内阁所取代.然而, 在秘书年第5 期SECRETARY’S COMPANION秘书史话职能的政治运作中, 朱元璋的政治心理产生了异化.
表现之一文牍主义.
朱元璋废除丞相设立内阁, 构建了垂直线性的管理结构.在这种体制下, 垂直机构的层级隶属关系明晰,避免了政令在各行政层级运转时的滞留.但行政层级越细密, 相互牵制的部门就越多, 协调的办法就是增加公文与会议.在政权过度分割的情况下, 多个权力极不完整的部门只能在大量的牵制与协调中完成一件业务.所以, 明代文山会海既是行政过程的再现, 也是秘书工作陷入繁琐哲学的实证.虽然明政府三令五申严禁繁文,但收效甚微.
表现之二内阁专权.
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和政务运行以高度集权为最高原则.诚如“权者, 君之所”, “帝王御天下, 在总揽威柄” .朱元璋废除丞相后, 为缓解政务压力设置内阁学士.当内阁学士的辅助权力逐渐增大, 皇权拥有者懒惰无能时, 长期与皇权处于对立面的内阁首辅就成为皇权的代行者.张居正曾称“我非相, 乃摄也”.
表现之三内侍擅权.
内侍宦官秘书群体出现在政治舞台源于官僚体制本身.明初, 朱元璋采取多种措施对宦官严加防范.洪武十七年（1384 年） 铸造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犯者斩”, 放在宫门之中, 同时训诫外臣不能与宦官私相往来.但是, 当内阁学士的权力实体再次横在皇帝面前时, 基于“以内制外” 的考量, 皇帝往往将宦官看成是“自己人”, 借以打压外朝.岂知,这些宦官是最具危险性的“自己人”.由于明中后期各君主怠于政务, 身居司礼监秉笔的宦官秘书权力膨胀起来, 并形成无所不统的局面.然而, 宦官内侍擅权对行政当局而言是最致命的.内侍秉笔秘书擅权损害的不仅是行政对手, 而是整个专制王朝正常的运作机制.
总之, 明初朱元璋废丞相设内阁, 是君权伸、相权屈的过程.权在皇宫、能在相府的平衡格局被打破, 主官与秘书各司其职的“宫府分离” 状态, 最终变为“宫府合一”.如此制度安排, 传统社会内侍秘书权力膨胀的弊病再次爆发时, 专制官僚体制自身的弊病就凸显出来了.
结语
从朱元璋的政治心理看明代秘书机构的设置, 我们不难发现, 如果缺少制度监督, 行政主官恣意而为, 势必带来永难治愈的沉疴.管理好一个政权, 既要有好的制度设计, 更要有好的执行人员.
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 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专制皇权心理政治的得逞.但秘书擅权、专权不断重复, 更说明专制王朝无法自我克服“集团利益狭隘化” 的弊病.正如《孙子兵法》所讲“上下同欲者胜”, 只有主官与僚属有共同的意愿, 才能在政治舞台上实现双赢.
明代的文牍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更是君主专制体制在森严等级观念和思想钳制下的必然产物.真正从根本上消除文牍主义, 就必须从思想上消除官僚主义的遗毒, 树立真正为民服务的思想, 培养务实的工作作风,而不是乱发公文敷衍了事.否则, 即使统治者力戒繁文,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所有努力不过是治标的应对之策而已.
政治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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