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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汉字文化功能的确证

摘要：汉字文化研究就是探寻汉字与文化的联系,但是找到了二者的联系,还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的、严谨的确证工作.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确证方法,最有效、最可靠的是多种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本文从古代文献、汉字要素、各种文化研究成果三方面探讨了汉字文化功能确认所用的的材料和方法.

关键词：汉字文化功能；古代文献；汉字要素；文化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126-03

汉字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说明汉字与文化的联系.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大量的研究实践表明,凡是具有文化探究价值的汉字,与相应的文化现象都有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有的是表层的、明显的,有的则是深层的、隐晦的.我们必须透过汉字,洞察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汉字文化研究就是探寻汉字与文化的联系,但是找到了二者的联系,还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的、严谨的确证工作.

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确证方法,最有效、最可靠的是多种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汉字历史久远,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往往不甚明晰,有时即使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时就需要运用其他材料来进行印证,正所谓“例不十,法不立”.第二,由于文化现象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所以仅凭某一个汉字来分析其文化功能,其结论就有可能是片面的、不可靠的,因此需要其他材料的证明,使该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确认.第三,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看,既然汉字与文化现象有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不应是孤立的、单一的,因而能够从其他材料中得到旁证.

由此来说,综合运用其他相关材料来印证汉字的文化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其运用的材料和方法是：

一、以古代文献印证汉字的文化功能

汉字记录着汉语,记载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正因为如此,通过古代文献来印证汉字的文化功能,就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古代文献的证明,对汉字文化功能的分析就缺少了可靠的证据,其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这就像分析汉字的本义一样,只通过字形结构分析就下结论,显然还不够,还必须有古代文献的参证.因此,用古代文献来印证汉字的文化功能,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如“出”,《说文》：“出,进也.象草木益滋上达也.”今天看来,许慎的解释是错误的.“出”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字形由两部分构成,上面是“止”,即“趾”,表示人的脚,下面的符号表示古人的住所,金文、石鼓文、小篆的形体与甲骨文基本相同,本义为从房屋里走出去,正如孙诒让在《名原》中所说：“古出字取足形出入之义,不象草木上出形.”如果只分析到这一步,那么也仅仅是指出了该字的本义而已,而对“出”字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还没有发掘出来.

“出”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字形下面的符号上,这个符号代表古人的住所.那么古人的住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字形,我们可以初步确定为“坎”式即半地穴式房屋,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就需要借助古代文献来证明.

《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

《墨子·辞过》：“古之时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始学篇》：“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

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在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先民们尚不能修建房屋,只能靠自然山洞（如北京的山顶洞人）或挖洞穴来居住.

当社会再向前发展,先民们便由穴居进而演变为半穴居,这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住所从地下向地上发展的重要一步.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如被称为“华夏第一村”的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就发掘出了许多半地穴式房屋.其形制是,向地下挖浅坑,地面上有较矮的墙壁,由立于穴底的立柱和墙壁共同支起屋顶,门开在屋顶.较之穴居式,这种半地穴式房屋的优点是阳光充足,通风良好,这也反映了远古先民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可以证明“出”字的文化蕴涵：即“出”反映出了远古先民们的居住形制,由此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人类居住环境、条件的演变过程.

但是,由于汉字的产生和文献的产生在时间上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文献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确证,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筛选、比对,进而发现汉字与文化的联系.

如“姓”,《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左传·隐公元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名之字.”以上解释,只是说明“姓”的含义最早与女性生子有关,但并没有解释“姓”为什么从“女”,而这恰恰是“姓”的文化蕴涵所在.因为以今人的观点理解,“姓”应从“男”（即“父”）,而不应从“女”（即“母”）.所以便有深入探寻之必要.

说远古先民“姓”从母得,至今在文献中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但间接的证据还是有的.《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生民聚生群处……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白虎通·号篇》：“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些记载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姓”为何从母而得,但却间接地印证了“姓”字的文化内涵：在远古时代,人类曾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婚姻是族外群婚制,即甲氏族中的一群同辈男子,嫁到乙氏族中给一群同辈女性作丈夫.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人们无固定、单一的配偶,势必造成所生后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结果,因此“姓”从母得便在情理之中.

“姓”从母得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当母系氏族社会瓦解,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人们居然发现伟大的祖先都是有母无父,于是就创作神话来解释这一现象.如：

《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是说周代的始祖后稷,是其母姜嫄踩了天帝的脚印而怀孕生下的.

《诗·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玄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扩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所以《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说商代的始祖契,是有娀氏简狄吞食了燕子的卵而生下的.

《白虎通义·姓名篇》：“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论衡·奇怪篇》：“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姬’.”以上这两段文献,不但记录了夏、商、周三代的始祖所由生,而且说明了这三代“姓”的由来.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史记·秦本纪》：“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唐司马贞索引：“女脩,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

二、汉字要素之间的文化功能互证

汉字有形、音、义三要素.探寻汉字的文化功能,主要是通过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分析,尤其是诉诸视觉的字形,清晰明显,因此分析汉字的形义关系就成了探寻汉字文化功能的主要方法.如果在此基础上,再从音义联系上进行印证,其结论则更加可信.

如“男”,从古到今,字形结构和造字理据均未变化.甲骨文从“田”从“力”,“力”即像农具耒形,金文则更像一手持耒耕田状.“男”是个会意字,表示人在田野上耕作.那么此义与性别之“男”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这正是“男”的文化蕴涵所在.原来人类从渔猎采集进入到农耕时代,人们需要在田野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男”人才能适应这种劳动,于是“男”才有了性别义.“男”的这种形义联系,还可以从其音义关系中得到印证.上古“男”与“农”语音相同,均泥母侵部.《说文》：“农,耕也”.“农”的本义为耕种,则可推知“男”字之音从“农”字而得.因为在农耕时代,男人主要从事田野耕作,所以就赋予“男”以“农”音.

又如“骑”,《说文》：“骑,跨马也,从马,奇声.”考其音义联系,“骑”义实来自于“奇”.《说文》：“奇,异也”.那么骑马与奇异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战国以前,马是用来拉车的,而不是用来骑坐的,所以一提到马,总是与车相联系,一提到车,又总是与马相联系.如《国语·晋语四》：“齐侯妻之,甚善焉.有马二十乘.”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有马二十乘”,就是有马八十匹.无论是出征打仗还是远行,都是马拉车,人坐在车上,此类情况古籍中俯拾即是,无需烦举.到了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骑马的习俗传入中原,引起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重视.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是说赵武灵王亲自穿上胡人的衣服,骑上马,教老百姓射箭.长期以来,赵武灵王被认为是中原地区胡服骑射的第一人.尽管近年来有人否定这种说法,认为在赵武灵王之前,已有胡服骑射之举.但这并不妨碍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确证：那就是中原地区当初是不骑马的,骑马是向胡人学的.正因为战国以前中原地区的马不是用来骑坐的,所以当开始看到有人骑马时,自然都会感到很奇异,于是就给这一动作造了一个从马、奇声的形声字.由此再深究下去,还会发现骑马之奇,除了表现在动作上以外,还表现在骑马者的服饰上.据历史记载,战国以前中原地区人们的服饰是上衣下裳.“裳”,《说文》作“常”,“裳”为或体,其义为“下裙也”,不同于今天的裤子,而与今天的裙子相似.而“裳”里穿的是胫衣,即类似于今天的长筒袜.这种服饰是与乘车相适应的,因为古时乘车都是站立在车上的,正如《论语·乡党》所说：“升车,必立正,执绥.”而这种服饰却不适于骑马.只有像胡人那样,穿上短上衣、长裤子,上马下马才方便自如.但中原人对这种服饰却感到非常怪异、奇特.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骑”字音义构成中的文化蕴涵便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三、以各种文化研究成果证明汉字的文化功能

随着各种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成果又为确证汉字的文化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这些文化研究主要包括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历史文化学研究、考古文化研究等,其中考古研究成果对确证汉字的文化功能最具说服力.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涉及,下面再举一个例子进一步加以说明.

如“尾”,甲骨文为一人长尾巴形.可是人人都知道,只有动物才长尾巴,人是不长尾巴的,那么甲骨文的造字理据是什么呢？其蕴涵的文化信息又是什么呢？《说文》：“尾,微也,从到毛,在尸后.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根据这些说解,我们便知道“尾”只是古人的一种装饰物,并非人真的长了尾巴.那么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考古发掘对此给以肯定的回答.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陶器上,刻有许多跳舞的人形,这些人所跳的舞被认为是一种“经过精细加工和组合的一种步伐规范的体操式舞蹈.”而舞蹈者服装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均缀有尾饰,这对我们确认“尾”字的意义和文化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诗·邶风·旄丘》：“琐兮尾兮,流离之子.”郑玄笺：“琐、尾,少好之貌.”说明“尾”除了有尾巴之义外,还有“美”义,古人以尾为饰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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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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