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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大学文史学科中的教育制度和规范《吴宓日记续编》之一

文/孔维恒

摘 要:从吴宓先生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对建国初十七年间(1949-1966)西南师范学院文史系科中教育制度和规范的观察、记录和评论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学盲目仿效苏联教育制度和规范,实施各种繁复、严格的教师和教学管理制度,尤其是教研组制度,阻碍了旧知识分子、老教师才能的发挥,对文史学科的教学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吴宓;西师;文史学科;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HY14037)、“上海海洋大学博士启动基金”(A2-0302-14-300088)、“朱光潜美学译介与身份建构(1949-196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6EWY005)、“翻译与译者身份建构——中国德语文学翻译家群体研究”(1949-1966)的阶段性成果.

一、缘起

对中国当代大学教育史的研究,大致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从正史出发,依据宏观性的、全国层面的文献资料,以及微观性的、各地各校的数据报告,来对这一期间的教育政策、成效和影响进行整理、总结;另一种则是从野史出发,依据私人的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等,来与正史(文学史、教育史、运动史)形成对照,佐证正史中的史实,补充其中的不足,乃至纠正其中的误解甚至歪曲.本文采取后一种途径,以吴宓先生后半生的日记为主要资料,来梳理建国初十七年中国大学文史学科的教育制度和规范.

继十卷本的《吴宓日记》于1998年出版后,同为十卷本的《吴宓日记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又于2006年面世.这部总计四百万字的日记,佐以2004年、2011年分别出版的《吴宓诗集》及《吴宓书信集》中建国后的少量内容,以一手文献的方式,向我们全面、直接、深入地呈现吴宓先生建国后数十年间(日记开始于1949年,终止于1974年,即作者去世前四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况.

从1950年8月起,直至1977年初(即吴宓去世前一年),吴宓人生的最后27年基本上都在西师度过.作为新中国创建的几所部属师范院校之一和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高校之一,西师在建立高校教学、研究、管理制度,贯彻各种政策、路线,以及开展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和教育革命方面,在西南诸校中常常争当先锋,步子迈得最大、最快[1】56-85.在该校,吴宓先后辗转于数个人文系科和教研组,从外语系(1950年8月-1953年1月)到历史系(1953年2月-1958年9月),再到中文系(1958年10月-1960年9月期间在外国文学教研组,1960年10月后在古典文学教研组),最后到教师进修班(1961年3月-1964年7月,该机构直属教务处管理,但他本人的组织关系仍在中文系);1964年夏季以后,随着“社教”运动、“”的相继展开,他的教学生涯也被完全终结.

吴宓日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育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其本人建国后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续编》向我们展现了建国初数十年间,中国西南地区学术、教育(乃至政治、经济)领域的各种制度、规范、思潮和运动.在这期间,吴宓先生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见、与人交流等方式,对大学、尤其是文史学科中的教育规范和管理体制、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以及学生、助教和老教师的学习、教学、交往和思想改造等情况,展开了广泛、细致的观察,并主要通过个人日记、兼用书信和诗作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做了大量的记录和评论.得益于他对各层次的教学、管理活动的参与,在各种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的亲身经历,与各种政治面貌、社会地位的师生的交往,尤其是他对新中国文化、教育走向的关注和敏感,以及通过日记来记录历史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吴宓的写作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史料、文献来说,具备了相当高的研究价值.

在日记所记载的大学教学的诸多层面中,本文选择了该期的教育规范和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以吴宓所任教的西师外语系、历史系和中文系为案例,就以下三方面展开讨论:其一是五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文史学科教学中的苏联影响其二是建国初十七年高校中常见的教师、教学管理体制及其特点;最后以核心的教研组制度为例,来详细说明上述制度的运行方式.通过这种方法,希望不仅能对这段历史中教育制度、规范层面的问题展开梳理和反思,也希望能对当下中国高校中文史学科的教学和管理有所警示和启发,因为这段历史中的一些举措,至今还在中国高校中广泛存在并发挥作用.

二、苏联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中国开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各方面全面学习苏联(“全盘苏化”).就高等教育、尤其是文史学科的教学而言,以吴宓曾任教的上述各系科、教研组为例,这种变革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照搬苏联教学方法;译介苏联教学体例、观点和教材;重视苏联文学和采用苏联文学规范;师生全面学习俄语等.

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用苏联模式来对源自欧美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进行的一次改造、重构.以吴宓该期的教职选择为例,我们便不难窥见一斑.建国前,到哪所学校任教、教什么课,他是有较大自主选择的余地的.建国后,由于单位制度、政审制度等逐步确立和生效,被“包下来”的旧知识分子,其工作机构、岗位、职责都被固定下来,要实现自主流动、选择,本已困难得多,院系调整的实行.则更加降低了这种可能性.一方面,院系调整的专业化、分工细化方向,使得部分学科、专业可选择的院校大大减少.以吴宓所在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全国就只在若干外语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开设;他建国初曾考虑转入的几个学校中,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如华西协和大学,被解散、拆解后并入其他学校;公立大学如重庆大学,其包括外文系在内的人文系科全被裁撤,彻底变为工科院校.另一方面,经过院系调整、全面苏化和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中国高校的精神风貌被迅速、全面地改变了.虽然众多友生、亲人都曾劝吴宓重返北京、尤其是他先前任教最久、关系最深的清华,然而该校建国后就已“主实用与普及;教授成被征调,忙于外务”[1】167,调整后更是“专重理工,又为东欧党团生留学之所,校中风气全变”.在这种情况下,到什么学校、系科任教,并没有多大差别,换学校也就失去了意义.

苏联教学方法中,国内广泛采用的,主要有相互关联的四种.前三种分别为教研组制度、助教制度和常规管理制度(包括大量填表、教学检查、资料审查等),这些都会在下面详细论述.第四种是上课和考试制度,比如“小班四五十人上课远不如大班百五十人至三百人上课效果之佳”“文字轻而语言重”“笔试远不如口试之正确”“百分法远不如‘优等、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级计分法之精当”等苏联惯例.作为从事教学数十年的老教师,吴宓对这些颇为不习惯、不认同.比如大班上课、四级计分法,在他看来,“按之于理论与经验皆适得其反,特以苏联之制度、习惯如是,故不敢不恪遵奉行耳”;在考试方式上,“苏联学校考试用口试,不用笔试,今中国学校亦从之,行所谓‘考试’而不许代以‘考查’.学生上课,惟事听讲、抄笔记,而不肯细读印就发给之《课本》.总之,一切脱离文字,脱离书籍”.

在苏联教学体例、观点和教材方面,中国也大量仿效和搬用苏联资源.因为要“用俄文之法教英文”,部颁英文课本“以俄文体例编成,复杂而凌乱,使教师学生两觉其繁难”.西师教育系教师“所编之《世界教育史》讲义,今摒弃不用,新定《教育史》之内容,苏联教育史占三分之一,而中国教育史仅27小时.”对于译介的苏联教材、学说,吴宓的一位同事“有时不得已而作补充及解释…‘自知所陈确合科学原理,亦不悖苏联学者之意旨”,但教研组中人“竞斥为离奇,不予通过”,使此人“恨不得遇苏联国中高明之学者识我之真,赐予鉴定奖拔.”口”与另一位同事交流,吴宓得出的结论是:以“目前马列主义之心理学与教育学观点”看来,“苏俄以外无学术,马列以外无真理,外此则虽采用必讳其名”[1】209.

为了让吴宓顺利上课,同事、朋友纷纷向其传授方法,比如历史系系主任孙培良教他,“初开讲时,决不可为题外之言.每句皆取自苏联译籍,更须多征引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之语句,并指明某章某节处处,则学生成惊服,过数星期后,一切悉不费力矣.”吴宓自己也曾立愿,“今兹决行之方针及政策…‘以往所读之、丰富之中西旧知识旧学问,当卷而藏之,留待后用”以及“教课当采用新观点,多加评判,求其无误”.但是实践下来,效果并不好.苏联课本的汉译本,他读过不少,也作为教材使用过一些,但真正认可的很少.

比如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的《古希腊史》,在他看来,“其书殊无足取”[21234.助教王兴运、孙甫儒极为尊崇并“强宓全遵依该书讲授”的日知译苏联《世界古代史》教材,则是“著者译者皆不知作文造句之法,虚耗读者之时力与心力”[2J288.不得不使用这类教材时,吴宓上课自然也就极为矛盾、纠结.比如“苏联教材对基督教最为排斥,宓辅导时,虽力循其意旨,又不能对学生自圆其说,若宓一生所学,所知,所信依者,则皆成无用,且须深闭固藏,不敢向学生讲述也.”

就文学教学方面,西师外国文学类课程中,体现出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苏联文学在中文、历史、教育等系外国文学课中的比重大幅升高.1952年-1953年,吴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史》班上的课代表,多次要求吴宓或者多讲苏联文学,或者“专授俄国及苏联文学史”.1958年-1959年,中文系改订教学计划,本科生“二三四年级均授苏联文学,而无西欧文学”,进修生三四年级均开《苏联文学》,而《外国文学》只“在下学年四年级插设”.其次是苏联规范在文学教学中得到贯彻.西师领导人中最“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且为外国文学研究出身的教务长方敬,曾这样向吴宓传授文学课的讲法:“中国之盘古开天辟地,可解释为劳动创造世界.希腊神话中之力士,亦可释为劳动人民之伟绩.英国史诗Bewoulf可释为与淤田瘴疠及航海之险难争胜.余类推.总之,古来文学,均当以唯物、劳动、人民政权之立场及观点解释之,而结合目前之国际形式及政治宣传.”[1】350其他同事也“教宓以教文学史之评判方法,如何以博学生之赞许.又劝宓效涛多读苏联新小说,领略其中趣味,以此为津梁,渐进于其他思想主张,或易入云云.”

对此,吴宓也曾立愿,“有暇,当续修俄文,并阅读苏联文学译本,自小说始”.然而,当他到图书馆“翻阅苏联及英共编选的英国文学书籍”,反应则是“殊可骇异.如雪莱,则只选The Masque of Anarchy;如白朗宁夫人,则只选The Cry ofCh Ddren;如沙克雷,则盛赞其书中女流氓Becky Sharp为先进之优秀人物.至其所选近今人物,则宓素不知其名者.”[2J521因此,他认为,“所谓文学者,只作苏联颠覆、破灭英法美诸国之工具.而此一洪水毒流,弥漫世界,不仅中国,即欧洲,西洋之文化、学艺、德教、智慧悉淹没无存矣.”[2J521然而在这方面,中国恰恰是“无事不遵依苏俄,为苏俄效力共命.又无时无地无一人一事非宣传.以宣传巩固政权,推进军事,以宣传为文化教育.”

在上述情况之外,俄语学习在该期高校中的盛行,也让吴宓颇为反感.1952年4月,吴宓兼课的重大外语系,便有“外一级学生,终日惶惶,成欲改组以专学俄语而不愿更学英文”.半年后,西师得到文教部通知:“外文系之英文组即行取消,各年级学生并入俄语组.教授另侯调遣.”就这样,当年末,吴宓终止了其在西师和重大外语系的课程,并于次年2月正式转入西师历史系,讲授古代史和世界文学课程(西师外语系于1956年恢复英语专业,但吴宓没有再回去).与此同时,西师还“召集外文系教授会,勖诸英文教师速学俄文”[1】459,并随即成立外文系教师俄文班,以各位教师轮流授课的方式展开“互助学习”.在随后的两年里(1953 -1954),西师文史各科(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教育系等)教师,包括吴宓等老教授在内,只要没有授课任务,便须参加每天上午(周一到周六)2-3小时的俄文学习.

但吴宓学习俄语,显然不如他温习英、法等语种、阅读、研究其他文献那么认真.在集中学习俄语的阶段过去之后,他也就很快生疏了,再与别人交流,他便发现“荒疏经年,惭不能应对”.究其原因,除了岁数渐大、教学任务重、杂务繁多、心情不畅等,主要在于吴宓极为担心俄化、苏化下的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命运.建国伊始,他便敏锐地发现,“今日之中国语文,已被俄文所同化,改变殊多”,大量“今日中国流行之语句”,“全悖汉文文法及中国一般人民之习惯.凡此,盖皆由于直接摹仿苏联书报中之俄文文法、句法.”1955年中国开始实行的汉语拼音、简化字和文字横排制度,也被他视作“一切学习苏联”、仿照俄文拼音和书写方式的结果.这些方面,在吴宓看来,正是“军事外交政治经济诸方面”之外,“苏联之控制中国,中国之隶属苏联”最显著的体现.而这些,则要比“社稷不存”更为可怕,因为“法网密,文教亡,文字已灭,旧书毁弃,由旧文化种子而奋发,不可能了,将随Babylon,Egypt文化湮没,俄文难通,英文已禁,西洋文明之路亦绝,坐井自骄而已”,“而中国及中国文化已亡,所不待言者矣!”

三教师、教学管理体制

中国高教领域中的苏联影响,除了上述已讨论的情况之外,还体现在大学中特殊的教师、教学管理体制,比如教研组制度、老教师政治学习会议、工会组织生活、坐班制度、各种表格和计划的填写、教学检查会议、资料审查制度,等等.它们之中多数固然发源于苏联教育体制,但在该期已成为中国高校中基本、普遍的制度,其作用、影响之大,生命力之持久,使得我们不应将其简单地归为苏联影响,而应该单列出来展开讨论.我们先就这类机构、制度的大致分类、功能和特点,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最后再以其中核心的教研组制度为例,来展开详细考察.

首先,在政治、思想方面,院系当局通过各种机构、制度,来掌控、改造老教师的思想和言行.这些机构开展的各种政治、思想学习,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教育革命,其具体目的、内容和方法,笔者将另行撰文,专门进行讨论.然而它们的工作方式本身,比如召开频繁、冗长、琐碎、形式主义的会议、讨论,便已能部分地实现其预定功能——“监视全体教师使不得读旧书以传其所学”[3J449,“消磨我等时日…‘勿使用心于任何事业与学术研究中”[51470,“以防止所谓‘地下工厂’者”[6J12.除了上述常见的机构之外,在特殊时期还有特别的制度.比如1959年初教学改革期间,西师中文系开始实行(一般而言并不适合高校的)教师坐班制度,本拟实行一个月,实际上到6月才结束.为了“使众练习集体生活”[51324,“本系教师皆须于每日上午8 -12,下午2-5.晚7:30至10:30,坐教研室中,集体工作,相互监督”,“不但上下午及晚,每人须在簿上签到,且须写明所作何事,完成某件等情”[5J299.在“逼仄与拥挤…‘人来人往”之教研室,旁边还有助教“高声谈论”,吴宓深感“翩翩笼中鸟,举翮触四隅”[5J299,“读书已难,遑言作文乎”[51313.

其次,在教学方面,严格的管理制度也让不少教师深感痛苦.其一,大量“表格之填写,以及教学大纲之撰作,教师成绩之检查,教学日历之编制”,是吴宓等人常见的工作内容.有时甚至一次“由教部发下表格十七种,教学小组长应填写者三种,每一教师应填写者二种,各写录三份.其中教学日记及学生作业表甚为琐细繁杂,不堪设想.”(《续编》第二册卷首彩页中提供了部分表格的影印件);其二,召开教学检查会议,就各人教学、思想方面的问题,由教师展开自我批评和揭批他人.这种会议,在平时、期中和期末阶段都有,而在政治、思想运动和教学革命期间最多,其检查、训诫的对象,则往往以老教师为多.1961年秋开学不久,进修班主任便准备“召集宓两课之各系进修生代表,会商宓两课之教学问题”,这让吴宓极为愤怒,“开会太多.检查太严,望成太速,是今之大病也;宓上课不久,无可检查讨论者,苟以为宓不胜任,则请速予撤换可耳!”其三,系中领导还会对教师的教学内容、资料进行审查.一次,学生亟需《外国文学参考书目》,吴宓拟好后便准备印发,系主任却命令将书目先送到系里审核,并要求他另外“必须评注版本,指示读法”.吴宓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独重形式,不合实际,不能应学生急需”,便令学生将书目抄写于黑板上.

最后,上述组织、制度的运作,乃至运动、教学革命的持续开展,使得全部教师、尤其是资历深的老教师,总是担任太多的职务和繁杂、急促的任务,却无法专注于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专业教授工作.在1955年二月的一次日记中,吴宓列举了自己担任的十种职务或任务,包括任西师院务委员、历史系系务委员、世界古代史中世史教学小组组长,编写教学大纲和填写各种表格,参加西师院系中的各种会议、思想学习活动,乃至参加四川省、重庆市政协的统战工作等.如此之多的工作,使他“以骡马自比,慨然悲叹”,指出当局对教育“但知束缚整齐,催逼驱驰,督责考覆,而不知张弛之互用,一多之共存而同在也”[2113.更严重的是,因为“有限之光阴、宝贵之精力,尽耗于上列十事之中,而犹患不给”,吴宓“身为‘人民教师’而无暇备课,奉命‘学习苏联’而无暇细读译出之苏联教本《世界古代史》诸书,且不论其他所谓‘马列主义之经典著作’巨帙.导召同学‘学习俄文’而使宓虽在教师俄文班上课者,亦无暇熟读与旁通”,“遑论真正有价值之成绩乎?”

就上述教师、教学管理制度,在公开场合,吴宓自然不敢进行抵制或批评;在私人日记中,他却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尖锐的批评.对于繁琐、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比如各种“表格之填写,以及教学大纲之撰作,教师成绩之检查,教学日历之编制”等,他尽管承认其少许积极意义,但更多是认为其“过于琐细,舍本逐末”,“实皆无裨教学,更无关于学问”,“徒耗费教师之时力,尤妨碍学问之进修”,原因是“教育首重心灵之启发,不能束缚整齐以求划一.学问更必沉浸融贯,需充裕之暇时,广读而深思.”在他看来,这类制度得以通行,一方面是“以其为苏联之定式,故中国一切遵用而已”,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党的行事特点,即“重实功,严督责”,以“任物不任人”之故,“恒流于繁复细碎,太重枝节之反复论究,而不能包举全体,凭自己之智慧,做出综合论断,所谓‘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与此类似的,给教师布置繁重的任务、令其在短时间内完成,又体现了“党之办事方法,急遽无绪,命令杂出.受令者实苦无分身之术.而限期严迫,只得粗疏敷衍了事,其结果,诸事日坏,又无异于旧时代之奉行故事,上下相蒙矣.”

四、教研组制度

对教学、教师管理制度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之后,接下来我们便着重以教研组制度为例,结合具体事例来获得感性的认识.教研组成为中国各层次的教育机构中的一种基本的基层单位,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建国后中国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的一种重要产物.就高校中的教研组而言,它将同一系科内讲授相似课程和研究相似方向的教师组织起来,展开协同的教学、研究乃至社会活动.相对西方教育体制而言,这一机构和制度的优势,不仅在于它提高了教学、研究活动的专门化、集中化程度,而且在于它发挥了新政权下“单位”制度的特长,即通过联合相关的组织、制度,对教学、研究活动乃至教师的政治思想、言论行动,实行较为全面的、有效的管理.

就西师教研组的基本制度和运作情况,可以从吴宓在世界史教研组授课期间,一个典型的教学流程中看出:1.上课前几天,宓与同组成员孙甫儒、王兴运(日记中一般称为“甫…兴”)等助教在教研室开会,“拟定章节题目内容,先集议积材,而后由宓编写”.初稿写完后,“由诸君传观修正”,在助教的指摘中,反复讨论,修改,“今日下午之两节九十分钟课,昨今讨论已费去四五小时”;3.吴宓上课,内容大都“遵彼二人之意讲出”[2J268,甚至干脆“用王兴运君之稿”,其他人则随堂听课;4.课间或课后,助教在教师休息室和教研室,“就宓所已讲授者,多作纠弹改正,或更事增补然”,其意见往往“苛刻琐细,有时不免深文或曲解”5.开会讨论辅导学生的方法,并分别或一起展开辅导;6.期末众人一起出卷、监考(“不令吴宓独考一班”[21443)、阅卷,并就给分进行争论[2J361.在教学之外,当然还有政治、思想、社会工作方面的事务,这方面教研组与其他组织差异不大,下面仅作一个简短的讨论.

关于教研组制度的内容和特征,根据吴宓的经历和观察,可以归为以下四点.

首先,通过与其他制度相结合,教研组制度在大学体制中得到了普遍、广泛、深入的应用:老教师在教学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得不与其他教师(主要为年轻助教)紧紧地绑在一起.吴宓本人在西师历史、中文两系的教学经历便可证明.在历史系,他隶属于世界古代史和中古史教研组,并一直担任组长(主任)、“主讲教授”,组员有助教兴、甫及讲师陈济沧(“沧”)等人.然而不管是一人授课(即主讲教授授课)、分别授课还是分工授课,吴宓都必须与这些助教协商、讨论.1955年,因为世界史教研组束缚太多,他考虑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马上便有人规劝他:“公即改教《世界文学》课,该课仍有方教务长所主领之教研组,仍是集体教学,断不许公独骋.其组中教师仍必对公处处干涉、评论、责难,与今《世界古代史》无异”[2J228.事实的确如此.转入中文系后,他被归在外国文学教研组,组员变为助教钱安琪(“琪”或“钱君”)、沈来清(“沈君”)、周长玭、蒋家雄、陈应祥及若干进修生,然而教学、科研中的集体模式,则没有任何改变.

其次,教研组在展开活动、处理各种问题时,一方面主张遵循集体讨论、协商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在院系当局的支持、鼓励下,用党团员助教来主导教研组的活动.这种“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的结果,自然是政治可靠、数量众多、斗志高昂的年轻助教力夺话语权、决策权,而马列水平低、力单势薄、备受敲打的老教师,其微弱、独立的声音和主观能动性则被压制.这也体现在吴宓身上.在世界史教研组,吴宓虽然名为组长、课程的主讲人和考试的主考人,然而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他都并没有决定权,而是必须听取王兴运、孙甫儒等助教的意见行事.到了外国文学教研组,在“党、师、生三结合”制度时期,党员助教钱安琪是全面负责的组长;助教沈来清任教研组秘书,取代钱成为新的“外国文学教研组之实权主任”[5J156.吴宓“偶至教研室,则沈君与琪等诸人(皆党员)踞生论事,其所商谈及读阅之文件,每为不欲令党外人得闻得见者”,“对宓礼貌顿衰,言辞态度傲慢,且若教研组视宓为无用而多余之人也者.”[5J368-369

再次,教研组制度作用的对象和展开的方式、力度,并不死板、僵硬,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人物、形势和需要而进行调整.普遍的情况是,需要监视、教育、改造的老教师、旧知识分子,比如吴宓之类老教授,是这种制度针对的主要目标.受排挤而卸任历史系系主任的孙培良,也被新任系主任郭豫才安排为集体授课,“强以沧、祥均派讲《世界中世史》”,“皆在良左右,事事牵擎之,更借端报复”,“使良大苦”;尽管吴宓做好人,劝说郭主任网开一面,结果依然无效[21471.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受当局支持、信任的党团员助教,则相对较少受到这一制度的限制.王兴运、孙甫儒二人获得授课资格后,退出主讲授课、但还任教研组组长的吴宓,再给他们提建议,便被二人断然拒绝[2J556-559,既不愿与他合撰资料,也不要他参与考试事务.

最后,教研组制度的功能、目的和本质,不仅在于了解、指导、评判教师的教学情况,更在于通过教学、非教学和组织手段,实现对教师本人言论、行为和思想的掌控和改造.首先,教研组所展开的诸多教学改革,本来便是各种政治、思想路线和政策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其次,在教学之外,教研组也直接担负各种思想、政治任务,展开相关活动.1960年9月,吴宓和其他三位老教师曾短暂地“调离各教研组,而编入资料室,自成一单位(小组),俾可脱免各教研组之会议、学习、劳动等,而专力于个人之科学研究工作”[51423-424.然而很快,吴宓便又被召去开会,并在会上被教研组秘书沈来清“戏称”(抑或是提醒、敲打?)为“化外之民…‘三不管”教师[51441.对此,吴宓不得不为自己解释,讲述在当下小组中的政治学习情况.即便如此,一个月后资料室还是被取消,四位老教师被再度纳入各教研组中,与普通教师一样坐班、参加劳动及政治学习.大家交流后,吴宓得知,系中“重起宓参加教师之全部活动者,其目的,殆因时局紧张,对宓等须恒加监视之意.”[5J451

五、结语

本文以《吴宓日记续编》以资料来源,以吴宓该期任教的西师外语、历史、中文各系为样本,对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大学文史学科中的教育制度和规范展开了梳理.通过考察,我们得到以下三点发现.

首先,五十年代中国大学大规模仿效苏联文化、教育制度和规范,实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照搬苏联教学方法,译介苏联教学体例、观点和教材,重视苏联文学和采用苏联文学规范,师生全面学习俄语等.部分做法由于违背了实际的教学规律,无法被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所认同,更对教学产生了负面的效果.

其次,通过大量繁复、严格的教师、教学管理制度,比如老教师政治学习会议、工会组织生活、坐班制度、各种表格和计划的填写、教学检查会议、资料审查制度,等等.院系当局得以在言行、思想、教学上对教师实现掌控和改造,使部分教师不但无法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更对这种状态下的教学事业产生失望.

最后,通过广泛、严格地推行教研组制度,并佐以其他组织、制度(尤其是助教制度),院系当局得以在教学的全部流程中,将旧知识分子、老教师始终与党团助教维系在一起,利用后者来牵制前者,以实现对教学活动的掌控,以及对前者言行、思想、教学的改造.这固然保证了教学活动的政治导向,却也给予旧知识分子、老教师太多束缚,使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研究建国初十七年间的教育制度和规范,对于当下大学文史学科(乃至全部学科)的教学和管理,也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繁复的思想学习、表格填写、教学检查制度等,在当下的高校中有增无减;当时为配合“教育革命”而开展的部分制度(比如教师集体坐班制度),现今也常常换了副面孔、口号(比如“教学改革…‘激励计划”),在高校重新出现.正如60年前的这类制度、规范,并未能有效发挥教师的作用,促进教育、学术的发展,当下这类举措能否奏效,恐怕也是个问题.

当然并不是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施行的所有教育制度,都不能经过一定的改造后,应用到当下的高校教学中.比如吴宓经历过的教研组制度,倘若去除其中的教学监控、思想改造的功能,而发挥其中的集体备课的优势,也是可以对当下高校教师上课往往来去匆匆、单兵作战、缺乏交流的现象做些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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