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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的本质视阈下精准扶贫理论的哲学底蕴
邵妍1,2,韩广富1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齐齐哈尔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摘 要：
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人的需要本质和人的实践本质对“人的本质”加以阐释,精准扶贫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主体、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本,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是其基本特征,精准扶贫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底蕴.因此,在马克思“人的本质”视阈下对精准扶贫理论,从其唯物论底蕴、价值论底蕴、认识论底蕴进行阐释,并以此指导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对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关键词：精准扶贫,马克思“人的本质”,哲学底蕴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03
中图分类号：F323.8,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8）０5－０013－０4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在现阶段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以我国农村七千多万的贫困人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实现这些群众摆脱贫困为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精准扶贫理论正是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哲学诠释和发展.
一、人的“类”本质：精准扶贫理论的唯物论底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脱贫.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这一概念.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不断加强顶层设计,把“精准扶贫”理论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并对这一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经过近五年对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工作的不断实践和探索,精准扶贫理论已经逐渐形成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升华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形成了符合我国民生建设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脱贫思想.虽然我国扶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但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多、贫困区域分布广、贫困程度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特点、不同贫困人口实际状况,有针对性的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甄别和精准帮扶,实现精准扶贫脱贫.十九大开始,我国精准扶贫的战略重点已经从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主要任务阶段进入到巩固现有温饱成果、提高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加快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缩小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贫困人口是我国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主体,既是精准脱贫的参与者,又是精准扶贫的对象.人的类本质决定了精准扶贫的对象——人,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我们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类本质”.哲学所关注的和探讨的“人的本质”,前提是具有生命体征的人,而非抽象的精神或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不断的生成自我意识和自我本质,并且在自我意识支配下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以肯定和实现类存在和类实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从作为人的存在的真实本质来规定和描述的.“真实存在的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哲学观点.马克思人的类本质,表现为人的类存在的个体性和普遍性,个体性即人的自存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本质；普遍性即存在于人与人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中.人的类本质具有主体性、社会性、实践性、历史性等特点.马克思认为类存在的人具有生产生活和劳动实践的主观能动作用,人的类本质始于劳动并伴有相应的意识活动,逐渐发展形成思维、语言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 他所阐述和理解的人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人,现实的人,而非空想、设想或想象出来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从事具体生产劳动的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并在这一过程中归纳出人们在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以往的全部“哲学”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它们研究出发点的迥异：一个是以具体的人,另一个是以抽象的人；反之则不能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独立的哲学”. “现实的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是需要具备唯物论思想,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的关键时期,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是可想而知的,只有运用唯物论思想来科学的、辩证的认识客观事物,才能避免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精准扶贫理论的唯物论底蕴,指导中国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透过现象找到事物的本质,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4].”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摆脱贫困现状,我们的扶贫政策要根据这些“具体人”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既要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又要激发贫困群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提升他们的发展能力,如“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在今后的生活中彻底摆脱贫困；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对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促进贫困地区教育、文化等发展有重要作用；能够更好的为贫困群体和贫困地区提供筑梦平台和发展机会,是人的类本质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这些正是精准扶贫理论的唯物论哲学底蕴的体现.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人的类本质”在我国进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的最好诠释.
二、人的“需要”本质：精准扶贫理论的价值论底蕴
马克思从人的需要角度来定义人的本质.“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5].”“求得满足的方式”这里可以理解为生产实践,也就是说需要是和生产实践相联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实践和人的需要密不可分,即“生产”和“必需”相关联,人为了满足某种需要驱动自身进行生产实践并伴随实践的过程产生其它活动.人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人的需要可以从性质、对象及层次进行理解和划分.需要作为人的意识活动,具有指导和驱动人类活动的作用,也是人类为满足其需要进行活动的基础.根据需要的起源和性质,可以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物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动物和人所共有的是生物性需要,表现为一种维持自身或幼崽生存的一种本能；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的社会需要.按人的需要对象角度划分,人的需要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的物质需要一般指人对衣食住行等物的需要,它既包括生理性需要,又包括社会性需要；人的精神需要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对自身发展的诉求和需要,如智力水平提升的学习,改变使用工具的发明创造,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等.按人的需要不同层次划分,人的需要包括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是人所特有并且在这一需要的推动之下不断谋求自身发展,创造出更多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马克思用人的需要来定义人的本质.综上可以看出,生产实践的内驱动力之一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通过生产实践得以实现和满足,生产实践也就成为人的需要实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在满足自身生物性需要的基础上,为实现自身更高的需要不断创造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一过程中无形的推动社会向前进步.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外界物关系中产生的[6].”作为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反映,价值体现的是客体物对主体人的有用性,即客体物对主体人需要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是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主体、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论.人的需要本质正是价值实现的内在动力,也是马克思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的体现,是主体人通过对于客体物的利用和完善使主体人的生活更美好、发展更全面,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并日益完善.价值正是主体人的需要的积极体现.
人的需要构成了人们进行社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正是人的需要本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从原始社会到工业文明的进程,正是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不同需要满足过程的结果,人的需要的不同层次的满足书写人类历史进程的演进.人的需要是丰富的、全面的、多层次的,自然界的现成作品无法满足人的需要,人是通过自觉、能动的对象化生产活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
总书记说,“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正是党带领全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动力,要彻底摆脱贫困,就要有斗志、想办法、找出路、筑梦想.在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非常重视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让贫困群众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和政府扶持一定可以摆脱贫困,坚信“弱鸟可望先飞”,通过政府帮扶和困难群众的不懈努力,实现“至贫可能先富”甩掉贫困帽子过上幸福生活.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绝不能助长等靠要的怪风,要充分调动贫困群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等着别人送小康,而要自己创造小康的幸福生活.在精准扶贫好政策的帮扶之下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在发展的同时自身的获得感也不断提升,贫困群众逐步改善生活、摆脱贫困,人的需要本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根本内因和动力,推动精准扶贫实施,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创造自身的美好生活.要让贫困地区的人们从就业、医疗、教育等各领域感受自己就是中国梦的筑梦人,这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社会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治贫减贫工作也成绩斐然,但由于各种因素使得部分群众生活依然困难,使这部分群体摆脱贫困是党和人民的共同需求和期盼.因此,总书记精准扶贫理论的价值论底蕴就在党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以体现.
三、人的“实践”本质：精准扶贫理论的认识论底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又一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实践本质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单位的、具体的人,其社会实践活动构成全部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全部的人、整体的人,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人的本质也即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人,所以,人的本质即是实践的本质,人的实践本质即是人的本质.“人的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理解,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评价,他肯定费尔巴哈人本学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指出了费尔巴哈人本质的缺陷——没有认识到人在劳动中实践性和能动性,因此费尔巴哈没有对人的本质做出全面准确的判定,忽视了作为具体人、现实人存在的主观能动的实践活动.
我国精准扶贫已经进入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但此时脱贫攻坚所面临和要解决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扶贫的过程中要引导贫困群众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依靠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生活、幸福生活,不要把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当作慈善救济.扶贫领导干部要注重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多方面、多方法调动贫困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困难群众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的主体作用,如务工经商、自主创业等.要将扶贫策略与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结合起来,激发和促进贫困群众的自身潜力、实践创造力,根据自身特点找出脱贫方式；同时在扶贫的过程中,发挥“国家、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各个方面的地积极作用,国家加强顶层设计,贫困地区专项扶贫,贫困人口主动参与.通过这样的模式突出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其脱贫的愿望和动力,自力更生创业脱贫；发挥贫困地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实践为主线阐述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他在《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历史性来定义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到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蕴含人的社会性主要有两层深意：社会生产的实践性；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实践为主线、为解释原则,区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在《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感性的,是客观的,是物质的,社会性的,能动的活动.社会生活在生产实践中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演进,社会生活打上实践的烙印；同时人的主观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其能动性,社会意识依赖生产实践,人的实践活动的总和构成人类历史,实践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源泉,构成了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缺陷,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从实践角度去理解的,人的实践性、主观感性被排除在外,以往全部哲学对人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理解都是抽象的、不全面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也逐渐的完善和成熟,由《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即人的类本质,到《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人的实践本质.《提纲》第二条,马克思指出人思维的客观性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纲》第三条,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人、教育、环境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实践是改变环境和人思维意识能动的内在辩证统一.《提纲》第六条,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阐述,其一,“人的本质是现实的 、具体的”；其二,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三,人的本质具有历史性.《提纲》第九条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能将人的本质和实践联系起来.《提纲》第十条指出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是实践的社会,社会的根本属性在其实践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指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以实践为基本方式和标志的.精准扶贫正是发挥人的实践本质,通过贫困群众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发展其多方面的社会需要,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精准扶贫理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供了一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理论.精准扶贫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当代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社会历史性维度的时代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创新.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是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发展,进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目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一定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之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4］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3,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0．
［3］［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501,53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1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6．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责任编辑：张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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