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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出逃后的同外舆论
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日本政府俨然以东亚霸主身份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和平的新秩序.此次征战之目的,亦在于此.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绝”.日本大本营根据该声明又制定了《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意在暗示汪精卫摒弃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
接着,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秘密到上海与土肥原贤二的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举行重光堂会谈,开始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在重光堂会谈中商定了汪精卫12月8日逃离重庆的详细计划,还决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声明予以呼应.
1938年12月8日下午1时,汪精卫一伙乘机离开重庆抵达昆明,第二天（9日）午后,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十余人乘机离开昆明,抵达河内.12月22日,近卫文麿即发表广播声明,表示支持“拥护新政府”“新中国建设之机已成熟”.
12月26日,汪精卫花了两天时间终于写成了3000余字的一篇致和国民党党部的电文,宣布他已接受近卫声明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反共、经济提携三个原则,还向及执监委员劝降：“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途径已开.”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传至重庆时,刚从西安返渝.12月24日对顾问端纳说：“请你通知英美两国驻华大使馆,告诉他们：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和平.目前中国不但没有想到要与日本谈和,而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12月26日,在国民党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时,发表《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政策》的长篇讲话,在谈到汪精卫离渝时则称：“汪精卫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伤,纯属个人行为,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与国民政府亦皆无关系.”一方面通知英美,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和平”,两日后又说汪出逃河内“毫无政治意味”,其实,心知肚明,汪出逃必将投降日寇.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对华声明的电文在香港（由林柏生经办）《南华日报》上刊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因在电码上29日以艳字代替,故称“艳电”）.“艳电”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上下震惊.
1939年元旦,重庆国民政府举行新年团拜.团拜礼毕后召开中执会常委会临时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置办法.表示：“汪兆铭发表其求和乞降之艳电,诚然是利令智昏,自陷绝路,惟念他追随总理多年,拟再晓以大义,为当后悔余地.”但在场许多委员坚持要对汪绳之以法.蒋才最后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出逃重庆和发表“艳电”前后,国内舆论媒体纷纷痛斥汪精卫卖国行动.新华社发表《汪精卫叛国》的社论,书记处发表《关于汪精卫出走时局的指示》等等.本文仅就海外媒体舆论分别作一些摘 要.
英国的舆论
英国政府于12月25日照会日本政府,提出英国政府难以理解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的保证,如何能与日本政府以武力强迫中国受其控制的意图相协调.此照会在英国各大报上刊出后不久,汪精卫发表“艳电”,英国舆论媒体发表不少评论文章,摘 要如下：
1939年1月3日《字林西报》发表社论,抨击汪精卫的和平主张：“汪氏根据日人所发对华目的之声明而主张和平,在理论上也许很为动听,但细细研究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对日本所提要求的解释如果不错,而他所主张的又为日本所接受,那日本的条件虽没有提起要求赔款,他的最后解释却等于要中国放弃主权—在中国若干地区驻扎军队,要中国接受防共协定的理论,参加中日满经济集团.中国做到这一层,不是放弃主权是什么？历来就有人怀疑汪氏是主和的,并和日本有所勾结,不过他总应该明白,日本所提条件和南京陨落后的条件依旧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主权这是一样地被剥夺了,至多也不过如伪满目前所享的主权一样.”
《伯明罕邮报》1月4日在报道中称：“就各方所得报告,日方于接获汪精卫离渝之消息时,一致欢忭鼓舞,以为中国国内分裂,已肇其端.足证日方实一味痴想耳.反之,自汪氏被除籍撤职后,中国政府内部,当可更为团结,更为强固.”
伦敦《每日工人报》对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后于1月5日撰文大加赞许,专刊一篇《中国统一更高更坚的壁垒》,该文指出,“中国终于驱逐了一只破坏它统一基础的老鼠”.
《孟却斯德导报》》（今译《曼彻斯特卫报》）于2月2日发表一篇伍特丽女士的手稿,论及汪精卫叛国时称：“知道去年年底汪精卫公然宣言愿意接受日本和平条件之后,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此不仅于中国无损,且足加强抗战意志.日本素知汪氏是主张屈服的；把这样一个人留在,大家不免怀疑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仍留着委曲求全的余地.”
5月19日《伦敦每日素描报》史顿尼在评论汪精卫一文中对汪氏的个性有这样一段文字：“汪氏的态度与个性变幻无常,他是个诗人,但一生却在动荡中讨生活,起初极端左倾,结果与共党不相容.他是历史上最无忠信的人物,与蒋氏合作及反目者有好几次,可是在他说来,其间离合不定的关键是在蒋氏方面.”
美国的舆论
美国驻巴达维亚（雅加达）总领事于1月1日晚邀请高级长官举行茶会,他在茶会上讲话时称：“对蒋委员长之政策深信可以成功,而汪精卫之和平提议,实非其时.”
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于1月2日发表《一个人的游行》,文中称：“汪精卫之和平痴想,很像一般太太小姐们的春闺美梦,他误解了时代的真相,不知他的美梦丝毫没有实现的可能……他的行动,不仅不能有裨时局,且将增加当前的纠纷.他好像发起了一个大游行一样,但这个行列,仅有他一人参加.”
该报于4月5日又著社论,斥汪无耻,其中有一警句谓：“汪精卫已经死了,可惜他还不肯躺下去.”次日,该报又发表社论,题为《汪氏之冒牌国民党》,文中写道：“日人欲安置汪氏亦甚困难,单究须为彼谋一出路以便加以利用,现汪氏分化国民党政府之阴谋既已失败,大约又将进而企图分化国民党矣.前此国民党虽以一致之决议永远开除汪之党籍,但在汪氏视之抑又何伤,盖整个国民党虽不齿彼之行为,彼又何尝不能以一人之身扮演独角戏,自诩为‘真正国民党’之领袖,而要中国人民加以拥护也.中国境内既有单添一国民党,则谁是谁非,谁真谁假,要以世人之同情为断；单在日人方面则自以汪氏之国民党为合法.虽然,问题之核心在于此种花样是否得售其欺,吾辈外人视之或不免觉其扑朔迷离,但中国人民则早具辨真伪之能力,才不至彷徨不定,汪氏近日之行动之极端诡秘,此亦为最重要之原因.”
《密勒氏评论报》于6月17日发表《国府缉汪明令》一文,前谓国府迟迟未发通缉汪逆明令者,乃务其幡然觉悟,但现汪逆将他整个从事于附敌之卑鄙勾当,业已暴露无遗,故国府决不冀其重归.次谓汪逆在沪共有二窟,一为江湾土肥原之住宅,一为其在法租界之住所.并谓“上海各报认国府对汪逆之处置,极为适当”.《密勒氏评论报》又于7月7日发表一文,引前年7月30日汪精卫在京所发表之言论,痛斥其现在之主张：“前年7月30日汪氏曾在南京发表之谈话,据称自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以后,日本即步步向中国侵略,吾人虽一再牺牲,仍持忍让态度,以期日本之觉悟.岑于今日,吾人已知日本侵略之野心实无底止,同时吾人之忍让亦已达于最大限度,故全国必须一致抵抗日本之侵略,并准备作最大之牺牲.吾人若不牺牲生命以抗侵略,则除作日本之傀儡外实无他道,吾人果愿为汉奸傀儡乎,如其否也,则唯一之出路即为准备作神圣之牺牲.弱国之人民虽无战胜他人之道,但即有决心则至少亦能牺牲自己以救国家,我国人民必须人人抱定不为汉奸傀儡之决心,并彻底实行焦土政策,使敌人所占各地皆无所用之.夫讵知18月前慷慨陈词之汪氏已一反其向日爱国家爱民族之初心,不惜违反国民政府之抗战政策；向日讴教前线将士之英勇抗战,今则不惜横加污蔑；向日坚主实行焦土政策,今则不惜造谣诋毁.且离渝半年以来,皆不断与敌方勾结,今且准备扮演天字第一号之傀儡矣.世风浇薄,人心峣险,吾人实不胜其感慨也.”
苏联的舆论
1月5日,《红星报》撰文称：“日本帝国主义者,欲在中国肥沃土地上独占一切,而排斥其他国家于中国之外,日本更欲取消中国共和国制……策动中国政府中之亲日份子,并嗾使彼等分裂国民党；然日本此种诡计,皆已完全失败.汪精卫之逃走,足见日本走狗之无能为力.汪氏为中国人之叛徒及公敌,与土肥原所雇之汉奸毫无二致.”
1月6日,《真理报》在论述最后之国际关系时,其中涉及汪精卫者如下：“中国统一已愈形巩固,其抵抗日本强盗之力量亦愈强,例如执行委员会开除背党叛国的汪精卫党籍,即其明证.”
同日莫斯科《消息报》发表一文,题为《中国抗战新阶段》,其中有一节写道：“日本对汪精卫叛国出走的最大希望,都变了泡影.汪氏和日本的勾结,对于整个中国的阵营,并未造成混乱情形,固为汪氏的台柱仅是少数几个亲日的政客而已,完全和群众隔绝的.汪氏的通敌卖国,只有使政府当局与人民,对于日本的走狗,增加了警惕之心.汪氏过去在国民党里曾有长时间的暗中进行破坏工作,但终于决定了他的通路,中国已将他安然的丢在九霄云外了.”
日本的舆论
在出逃的半年中,日本许多媒体多有称颂近卫首相的言论,但也在报刊上对汪精卫之人格加以鄙视,常将他比作女人、老鼠、蚯蚓,等等.《公论》2月号发表吉冈文六的《谈汪精卫》一文,其中描述汪氏之卑鄙人格,可谓痛快淋漓,文中写道：“去年三月,我在香港的银幕上看到汪精卫演说《最后关头》,他举着手,顿着脚,说现在是中华民国牺牲国民最后一滴血来和日本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壮哉此言……我第一次会见汪精卫的时候,是中山先生在北平行将寿终之时,在当时国民党许多同志中,我发现一位小白脸青年,我就联想起蚯蚓来,我觉得汪精卫很像一个蚯蚓,那时他已超过四十岁,但看上去好像只有二十岁……‘蚯蚓伸缩自在,忽伸忽缩,今弹此调,明奏他曲’……我会见蒋委员长时,立感威仪翼翼,会见胡汉民时,亦觉严肃可敬.至会见汪精卫时,则觉其声像猫叫,写字像女人,他最不好的事就是搓手,我们等到他开始搓手的时候,就不想再和他谈话……汪精卫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次脱离重庆,也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海外华侨的舆论
侨胞中在汪精卫出逃后最早致电给国民党中执会总裁的是华侨领袖陈嘉庚,电云：“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敬乞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六百万侨胞,拥护抗战到底！”
马尼刺《福建时报》于1月1日撰文,题为《继续抗战》,内云：“菲律宾华侨反对妥协,坚决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次日,菲律宾文化救国会致电：“汪上书宣言主和,不独违背国策,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更严正地声明华侨的立场.
旧金山中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暨加拿大、墨西哥等21个分会致重庆国民政府电中称：“汪逆精卫与近卫互唱双簧,甘心降敌,近竟秘密赴日,与平沼订立卖国协定,罪恶贯盈,恳政府通缉法办,汪逆如抵海外,侨胞誓当除此巨憝,使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临电愤激,不胜企盼.”
另有美洲华侨总工会、墨西哥抗日会海外部、加拿大中华慈善总会等均有电致重庆国民党政府,一致表示对汪逆加以通缉严办.其中加拿大中华慈善总会特于6月11日召开全侨国民精神动员大会,对汪逆卖国痛加斥责,并在该会会刊上撰文报导与会者的发言.华侨各界媒体上或致电或撰文,不一一赘述.
（编辑?黄艳）
作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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