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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媒体传播特征变迁的公知群体话语建构
徐 蕊,崔 政
（石家庄铁道大学,石家庄 050043）
摘 要：在当前网络文化当中,“公知”群体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有着复杂的多面性,公知群体在网络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危害性,众多学者虽从多学科多进路进行研究,但是始终无法获得共识.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往的研究普遍将公知作为一个稳定的群体来看待,而忽视了公知群体会随着新媒体变化而变迁.该群体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再到自媒体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实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到匿名的网络“公知”的转变历程.本文认为,传播媒体的变迁,决定了群体的传播的特征与语言策略,从而塑造了网络群体本身.
关键词：公知；网络传播特征；群体话语；历史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162-03
收稿日期：2015-09-21
基金项目：河北省重点学科培育项目；河北省生态和发展环境研究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徐蕊（1990-）,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崔政（1982 -）,男,河北张家口人,讲师,博士,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
公知群体对网络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危害性问题,众多学者已从多学科、多进路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时至今日依然无法获得共识.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往的研究普遍将公知作为一个稳定的群体来看待,通过描述的方法来分析其特征,但很快现象就发生了变迁,而相关的研究就失去了其现实基础.究其原因,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公知作为群体其本质是由媒体所塑造的,这一群体始终受制于媒体自身的传播特征,而在过去的二十年正是媒体急剧变迁的二十年,公知群体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迁.受制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变动性,限制了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公知到底是谁？”这一问题,依然是当今公知群体研究,乃至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最核心、也是最为让人困惑的问题之一：他们到底是2000年前后由媒体评选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在博客和微博实名注册的演员、记者和律师,或是在当今网络自媒体上传播谣言的匿名网民？本文试图跳出传统描述式的研究方法,沿着媒体传播形态变迁和语言——身份建构的路径,来探析公知群体的变迁,从而进一步找出探析这一群体的合理方法.
一、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传播领域
所谓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指“20世纪80年代滥觞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其实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以及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丧失等异化现象的一种反抗.事实上,在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下,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确实产生了一批干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优秀学术著作和知识产品.”[1]当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往往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传统追溯至美国历史学者拉塞尔·雅各比1987年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的描述,他将热心介入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与身陷塔的“专业知识分子”相对立起来；指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有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社会公共事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不仅给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还论述了“公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但令人遗憾的是,与雅各比反对的专业知识分子一样,该书并不是一本学术理论著作,并未从任何既有的学科出发,分析和探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起源、变迁发展和传播特点等问题.但是,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雅各比这样的论述并不显得唐突、贸然和无根基.实际上,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他是建构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传统起源于希腊的哲学家和智者在市民广场上的辩论,传承于基督教文化,兴盛于近代的市民社会.
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一个公共的舆论空间,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当中通过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由三个要素构成,主要包括：（1）由私人组成的公共群体；（2）具有自由交流,沟通的媒介；（3）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公众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协商,最终达成具有批判性的共识,它是作为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缓冲地带的一个民意表达和民众力量的显示.这一过程,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历史而不断的变迁.在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建构公共舆论的人和作为舆论承载媒体的公共领域,而这两者又是在历史之中不断发展、相互形塑的[2].
首先,公共知识分子是公共领域中形成公共舆论的主体,而公共领域的主体是随着历史不断变迁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列举了诸如：“代表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等多种领域.”在这其中,每一种领域都有其代表阶层和群体阶层,利用其自身的话语来传播其观点.传播学告诉我们,舆论的形成有赖于“意见领袖”的作用,那些经过系统教育而拥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拥有公共关怀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讨论,辩论协商,最终达成公众意见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作为观点的自由市场,是可以形成公众意见的.在这个领域中,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引导讨论和相互辩论,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是公共领域建构和发展的主体,而公共领域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公开理性批判的公共场域.
其次,不同阶段的公共领域是依赖于不同媒体的,而媒体和传播者是相互形塑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不同形式的公共领域,都有其传播媒体.代表性公共领域是以贵族宫廷（沙龙、舞会等）为媒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以商品化的文化产品（小说、戏剧等）为媒体的,平民公共领域则是以大众传媒（报纸、广播）为媒体的.以传播学的媒体特征分析为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媒体不仅构建了公共舆论,同时以其自身的媒体特征形塑了群体的语言特征.以小说和戏剧为媒体的公共领域,其语言必然带有文学情调；而以大众传媒为媒体的公共领域,其语言必然有当代媒体的特点.
最后,让我们回到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媒体）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公共知识分子是公共领域的主体,而公共领域又有自身的传播特点的,所以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必然站在自身阶层利益的基础上,使用合乎媒体自身传播特点的语言,进行信息传播.实际上,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任何媒体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形塑了使用媒体进行传播的群体,这样的观点作为传播学的基础假设被反复的论证.
二、媒体产业化：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起源
对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起源,当下的研究往往喜欢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兴起的时间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3],甚至有学者将之进一步引申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4].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离不开公共领域的建立,也就是说,只有有了公共领域,才有公共知识分子.
在媒体产业化之前,虽然我国也出现了某些媒体“商业化”或“企业化”的特征,在此之前国内媒体始终是党的宣传部门的一部分,“媒介以忠实的依从关系换取国家维护资源垄断的经营体制.正是在这个垄断的空间之下,媒介才能得以发展到今天的境地.”[5]
“2004年9月8日,《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上发表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因为正是从《南方人物周刊》策划了那期内容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就进入公众的视野.”[6]该文的刊登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走向公众视野的标志性事件,该刊编辑称,他们以“‘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我们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7]三条为准绳进行评选.这是一场成功的新闻策划,此后该刊曾多次按年度评选“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热潮,公共知识分子成为荣誉称号,为被评选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真正公共领域的建构尝试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某些率先尝试商业化的媒体.作为自负盈亏的媒体集团,其将自身定位为严肃新闻,出于经济原因,该集团在这一阶段报道大量的关注公众利益的新闻,其涉及公共利益的深度报道成为这阶段新闻写作的典范和风向标.但是,由于转型时间较短,又同时刻意疏远了立场,其新闻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所以,相关媒体开始刻意营造一些长于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关心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就是我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和话语体系最早的来源.
但是,事实上这个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是不成功的,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首先,“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被媒体捏合的群体,评选是出于策划者主观角度缺乏客观标准的.在评选之后,众多被评选者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否认自身“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其中最著名的是方舟子在搜狐上发表了题为《请辞“公共知识分子”桂冠》[8]的文章,此后方舟子又在公开场合声称“自己的道德比公共知识分子高”[9].
其次,作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其学术水平和参与新闻讨论的动机也为多方诟病.公开称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且名列“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2004）的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撰文指出,“我必须强调,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在社会中更为显赫,更受人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这一代学者整体而言,他们擅长的可能更多是以牺牲专业化为代价的.……一些学人很早就走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而只走了很短的一段专业学者的道路,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作为专业知识分子出现在其领域.……基本上没有撰写过真正专业化的论文和著作,尽管其社会知名度较高,但是在其专业领域中,并不能得到很多的学术认同.”[10]他指出,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与媒体配合,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对名誉的渴望,而其学术能力却并不能为其带来名誉.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未真正在一个公共领域内展开讨论,并形成解决中国问题公共舆论和具有自身风格的理论语言.众所周知,商业媒体提供一个空间来讨论公共问题,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吸引注意力从中获利.由于学术水平的限制,公共知识分子们不仅做不到理论上的深入浅出,甚至对西方话语学术体系缺乏整体而辩证的认识,且对东西方现实没有一个宏观而深刻的认识,既缺乏严肃的学术规范和深刻的思想,又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反专业研究倾向.为了满足新闻媒体的需求,公共知识分子们,通过建立一种中国与西方简单黑白对立,将一切的新闻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都归结为一条通俗易懂的理论,中国的“黑”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归到西方的“白”的方式建构了自身的语言.
三、网络媒体：从公共知识分子到网络“公知”
2007年前后,随着WEB2.0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学界敏锐的观察到,公共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出现了“声望下沉”现象,众多学者参与到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当中.相关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学术界浮躁的风气[11],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退化为了“媒介知识分子”[12].
实际上,类似的研究忽略了对新消息传播媒体的特征的考察.以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发表、自我传播,其缺陷是“把关人”缺失发表言论的门槛、自律能力和审查力度降低.由于媒体的刻意营造“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种荣誉称号,随意攀附荣誉称号,也就成为发表言论的低门槛、低自律能力和低审查力度的博客时代的一种潮流.在这一时期,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正式的变为网络“公知”.
公知从知识分子变成了一种网络身份的代名词,其主要成员也从受过系统科研教育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记者、律师和演员这些靠知名度获利的职业,形成了这一时期公知的主要人群.出于职业原因,这些公知往往语出惊人,利用各种“新闻”来吸引大众注意力,但是与纸媒体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前辈相比,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训练和研究能力,仅具备对西方各种理论初步的认识.所以,他们只能集成前辈所奠定的话语体系下,所圈定的视域中,他们选取一些便于理解的政治词汇,比如：公民、权利、环保等；将西方话语中左的语言杂糅在一起,不考虑其内部的逻辑是否贯通,不考虑任何学术规范的情况下,建构了一个想象中完美的西方,这个“想象的异邦”成为他们观察现实中国的一面镜子,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将之与他们想象中完美的西方做对比,然后用这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贬损中国.公知利用社会转型期社会不公平事件大量出现,一部分民众利益受损,对社会的很多现象不理解和不满的心理,通过利用自媒体,进一步激发他们潜在的心理,从而为自己谋得知名度,进而获取利益.公知们赢得知名度的欲求的,在以消费文化为核心的媒体推动下,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无学术训练和规范的消费和解构,用它来抨击中国现实.
2010年前后,微博和微信的诞生更进一步的扩展了公知的生存空间,利用简短的语句信息释放强烈情绪,是此类媒体的主要特点.此特点正好迎合了公知的肤浅性和潜在受众的心理,他们将社会的某些片面性问题无限放大,将负面信息无限放大,最后引向“体制问题”和“文化问题”.这种自媒体还将公知从特定职业群体,引向了匿名的大众,一旦失去了“实名”这一最后的信息传播自我约束,公知群体的语言开始变得极其的暴力,造成这一时期社会“戾气遍地”,从而完成了从实名的“精英”向匿名的“暴民”的转换过程.
不仅如此,由于美台某些势力的长期介入,以持续有效的美式政治传播和台湾的政治话语污染,雇佣大量人手在网络上传播他们精心编排的内容.并且欲效仿当年苏联解体之故事,在博客、微博和微信上,发布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历史“真相”,虚构各种历史事件,解构我国历史和道德,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在影响下,很多公知以“公民”自居,反人民概念；言必称民国,以共和国为耻；以青天白日旗为头像,以五星红旗为敌.
四、小结
以往对于网络匿名群体的研究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循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尝试在现实世界中对群体成员进行定位,而本文通过以媒体的传播特点为核心的群体语言—身份建构的研究,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国内公知群体的变迁,以及历史虚无主义信息传播主体的兴起,其脉络始终是和媒体变迁和媒体特征紧密相关的；国内公知群体之所以出现“戾气遍地”,传播大量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其核心在于语言策略的建构和媒体的匿名性,只要媒体方面实行博客、微博的网络实名制,在理论方面驳斥公知所建构的话语,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负能量”的传播.
（责任编辑：李鹏飞）
参考文献:
[1]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J].社会学研究,2003（2）:101-113.
[4]李北方.公知与伪士[J].南风窗,2012（12）:54-56.
[5]黄升民,马涛.“媒介产业化”再思考[J].中国广播,2013（10）:38-43.
[6]丁苗苗,吴飞.再论“下沉的声望”——从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的角度[J].东南传播,2010（3）:1-3.
[7]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J].南方人物周刊,2004（7）:6-23.
[8]方舟子.请辞“公共知识分子”桂冠[EB\OL].[2015-08-20].http://it.sohu.com/s2004/public.shtml.
[9]方舟子称自己道德远远高于“公共知识分子”[EB\OL].[2015-
08-20].http://tv.sohu.com/20120325/n338825349.shtml.
[10]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J].天涯,2004（5）.
[11]陈媛媛.“下沉的声望”——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危机[J].东南传播,2010（1）:4-5.
[12]丁苗苗,吴飞.再论“下沉的声望”——从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的角度[J].东南传播,20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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