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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青云南宋瓷器的故事
1987 年,在广东台山县川山群岛附近海域,一条古沉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条古沉船最终被定名为“南海一号”,朝代被定位于南宋（1127-1279 年）.考古人员不断地对这条古沉船进行探索,每一次下水,都会有新收获.其中最让人惊叹的是那些温润莹亮的瓷器,数量之多,器物之精,前所未有.
这些八百年前的瓷器,究竟来自于中国的哪里？又要被运往何处？谜团伴随着惊喜,吸引着无数水下考古工作者……
沉船中的陶瓷
陶瓷的海上贸易至迟始于唐,精美的中国陶瓷随着丝绸、漆器等工艺品一起输往海外市场.至宋,政府的鼓励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海上陶瓷兴盛起来, 政府也设置专门机构——市舶司进行管理.到了南宋,陆路的贸易通道被契丹、金所占,南宋朝廷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海上.
海上陶瓷贸易,在南宋得到空前发展.《诸藩志》中记载,当时有56 个地区或国家与宋朝有贸易关系,其中有瓷器贸易的15 个,足迹遍及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一带.这样的贸易获利颇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当时仅泉州、广州、明州（宁波）三处市舶司的税收就达到250万贯铜钱,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
2007 年,距离“南海一号”的发现已经过去了20 年.在水里沉浸了800 年的商船被整体打捞,于广州阳江海陵岛银滩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专门设置了灌满海水的密闭空间,俗称“水晶宫”,用来保存船体.据探测,船内大约装有6 万件瓷器,2009年第一阶段清理中出土南宋陶瓷器共4700 余件,品种有青白瓷、青瓷、酱黑釉器、绿釉器等.它们分别来自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浙江龙泉等地的窑口.作为贸易陶瓷,这批陶瓷器本打算沿着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销往东南亚或中东地区,但不幸的是,它们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却惨遭海浪的袭击,沉入海底.
青之色
“南海一号”中的陶瓷器向我们展示了南宋时期贸易陶瓷的主要面目.当时,浙江的青瓷系、福建的黑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构成了贸易陶瓷的三大类别,这与本土陶瓷的使用也相去无几.真正受南宋上流社会和文人士大夫追捧的瓷器,首推浙瓷.
青,是宋人所青睐的颜色,这种审美来自古人对自然的热爱.青是自然之色,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解为“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又《尔雅》释“春为青阳,谓万物生也”.这种审美又源自君子的谦逊,青瓷的美如玉,谦谦君子亦如玉.历代瓷器对“青”也有各自的美学追求,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引《爱日堂钞》中言,自古陶瓷器多重“青品”,如“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
南宋时期的青瓷承袭自北宋,北宋青瓷的烧造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北方河南的汝窑、陕西的耀州窑都是著名的青瓷窑口,而南方,除浙江地区传统的窑业基地越窑、婺州窑、瓯窑,以及新崛起的龙泉窑烧造青瓷外,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窑口都可见青瓷的烧造.至南宋,除浙江仍以青瓷生产为主外,其他地区,如福建于宋元之间出现青瓷、黑瓷、青白瓷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湖北、湖南、两广、川渝等地的窑口,青瓷生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现象.此时,浙瓷器的代表为南宋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它们各自的工艺创新使青瓷的釉质厚若脂玉,将中国古代青瓷的艺术表现推向了极致.
越窑：衰而未灭
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是传统的越窑烧造地带.在东汉时期创烧,盛于唐代.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写道：“盌,越州上,鼎州次……越瓷类玉…….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其晶莹的釉色和轻薄的造型,唐人陆龟蒙咏其“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咏其“巧剜明月染春水,轻 旋薄冰盛绿云”.质量上乘的越窑,又称“秘色瓷”,专为进贡,民间不得使用.
传统意义上,越窑随着吴越钱氏政权的覆灭走向衰落,北宋中晚期逐渐消亡.然而1990年上林湖一带南宋地层的发掘,却打破了这一概念.经过考古发掘,此地层除了传统越窑烧造的刻、划花青釉产品外,还出现了一类与汝窑和南宋郊坛下官窑风格相类似的产品,色泽呈天青、粉青,釉呈乳浊状,烧成工艺和北宋晚期的汝窑产品十分接近,品种涉及祭器、陈设器、生活用器等.这一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越窑在南宋的发展情况.
据《中兴礼书》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曾分别命越州和绍兴余姚县烧造明堂祭器.考古实物中有一件匣钵外底又刻“官”字,同时还发现“御厨”“进”“甲申殿”“慈宁殿”“苑”“贵妃”等字款,所以不难推断,该窑址出土的产品依旧作为南宋宫廷用瓷在使用,而且为南宋官窑器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龙泉窑：粉墨登场
一反越窑的深沉,南宋龙泉窑则以色泽如玉的粉青、梅子青粉墨登场.它的窑址集中在浙江南部丽水一带,历现的窑址可达500多处,以龙泉县为主要烧造地区.关于它的创烧时代,有三国两晋说、五代说、北宋说.
北宋时期,龙泉窑初具规模,前期产品的特点以淡青色釉青瓷为主,胎呈白色,质地细腻,并有刻、划花纹装饰.北宋中晚期,龙泉窑胎体则较厚,胎呈灰色或浅灰色,釉色以青黄为主,开片现象较多,仍属石灰釉并有刻、划花纹装饰,器形以碗、盆、钵、瓶等实用器为主.
宋室南渡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本土对瓷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传统的瓷窑如越窑、瓯窑等,却因种种原因而衰亡,瓷器产量再也满足不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时地处山区的龙泉,则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四面环山,不仅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龙泉溪为瓯江主流,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凭着这样的自然优势再加以工艺创新,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大放异彩.
南宋时期,龙泉窑工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处：一是施釉工艺的发展和薄胎厚釉产品的出现.坯体方面,起初使用瓷石一种原料做坯,坯体较厚,中期以后转为瓷石和紫金土配置,胎壁较薄.此外,釉料采用了石灰碱釉的配置,通过多次上釉素烧的工艺,使得釉色出现了粉青、梅子青等青翠欲滴的釉色；其次龙泉窑也出现了黑胎青瓷产品,这一点与南宋官窑瓷有相似之处.
1983年南宋临安城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勘测,其中大量龙泉窑的瓷片和完整器被发现.其中有一件刻有“御厨款”、施透明釉的青瓷盘,便来自龙泉窑.足见无论是宫廷所需,还是百姓人家,龙泉青瓷都作为日用器被广泛使用.
南宋官窑：为世所珍
相比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更具神秘性.南宋朝廷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50多年,南宋官窑的命数仅130多年.在陶瓷史上这样的时间有些短暂,却也留给后人无限遐想和期待.
南宋官窑的设立沿袭北宋官窑制度,由设置并直接管理,产品完全按照宫廷要求生产,专供皇室使用.朝廷高标准的要求和强大的资金、人员供应,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窑产品的高水平质量,另一方面,这样的特性,却决定了它的命运会和政权绑在一起.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中,传世南宋官窑器物仅100余件,以台北故宫收藏最丰.莹润的釉质和雅正的器形,与宋代文人笔下“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的记载十分相符.
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任日本驻杭领事的米内山庸夫在凤凰山的报国寺、地藏殿等地采集到大量的瓷器标本.他在《南宋官窑之研究》一文中所列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并发现了匣钵、支钉、支座、垫托等窑具,他认为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中所载的修内司官窑就在凤凰山一带,文献曰：“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可知,南宋官窑的窑址有“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两处.米内山庸夫这次发现只是发现了一些简单瓷片,且青瓷瓷片质量残次不齐,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1930年2月,另一名日本人小笠原彰真在凤凰山南麓乌龟山一带,却真正地发现了郊坛下官窑窑址.这次发现在陶瓷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中外陶瓷学者纷纷前往窑址调研并编写相关著作.窑址也在1956年开始发掘清理,清理出一座龙窑和大量青瓷片,随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窑址被大面积开发,并于1990年依托古窑址建立起南宋官窑博物馆.经过整理发掘,郊坛下窑址共出土了3万余件瓷器碎片和窑具,因屡遭破坏,所以几乎不见完整可拼接的器物.南宋官窑窑址的寻求并没有停下,修内司窑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
终于,1996年春天的一场大雨,解开了人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困惑.杭州城南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山岙西侧一条长约700米的狭长溪沟内,由于雨水的冲刷,大量黑胎瓷片和窑具被发现.1998年至2001年期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此处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察,清理出龙窑3座、小型馒头窑4座,不同时代作坊基址10座、澄泥池4个、釉料缸2个、瓷片堆积坑24个.出土瓷片不仅数量多,而且烧制质量好,器形有碗、盘、罐、壶、洗、套盒等生活用具,也包括尊、瓶、觚、炉等造型高大的祭祀礼器.发掘中出现了元、南宋、北宋各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此地俗称“老虎洞”,故该窑又称老虎洞窑址.
南宋地层遍及整个发掘区,从这个发掘区的出土器物和窑具看,装烧方式已经使用了裹足满釉支烧、底足刮釉垫烧,还有大器物和高足器物使用的支垫烧工艺,陶瓷的烧造技术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且器形与北宋汝窑和北宋官窑有相互传承关系.此外,窑址又出土一件带有“庚子年……匠师……记修内司窑置”字样的瓷荡箍.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相互印证下,修内司官窑终于完全浮出了水面.
从南宋越窑的传承、南宋龙泉窑的创新,最后达到南宋官窑的顶峰状态.南宋时期,青瓷器釉质温润、造型古雅,对“青”的追寻体现着宋人对自然和君子之性的秉承,以及内省和对自我文化的认知.
故事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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