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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两难情理纠结闻一多的家国情怀与其对家族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摘 要：纵观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思想情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动变化过程.一方面,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另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他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于是,他的爱国主义,便跟家族主义若即若离；他的民族主义,又跟反对封建专制的个人主义,跟“天下一家”的大同主义牵扯在一起.这是忠孝的两难,这是情理的纠结,这是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爱恨交织又无法割舍的复杂心态.
关键词：闻一多；家国情怀；家族主义；反思；批判；纠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54-03
一个人的思想情感的生成和运动变化,离不开他的家庭、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他接受的教育和他的个人经历.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又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家世和生活经验,培养了闻一多的思想情感,也决定了他的思想情感的运动变化.首先,他是世家子弟.闻一多的童年是在一个四世同堂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中度过的,他幼承家学,自小对传统文化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培养自己的大家族以及这个大家族所代表的文化,也有近乎本能的留恋.成年之后,他的婚姻虽是父母包办,但还算美满幸福,并且儿女成群,对于妻子儿女,他也有近乎本能的爱和责任.家族主义奠定了闻一多的思想情感基础.其次,他是五四青年.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亲历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注定了他反对复古、要求革新的文化主张,也注定了他必须经历一个从家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思想嬗变.第三,他是清华留美学子.他经历过封建包办婚姻,也呼吸过西方自由的空气.包办婚姻让他亲身体验到家族文化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压迫,而他接受的美国教育又让他难以避免地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认识到、自由、人权思想与忠孝思想的内在冲突.因此,阅读闻一多的诗文,我们不难发现,在闻一多的思想情感世界里,有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家族主义；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其中,爱国主义成为闻一多思想情感运动变化中的一条主线.
一、闻一多的家国情怀
闻一多是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1912年到1922年,正是闻一多的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学校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其时,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闻一多开始了新白话诗的创作和新诗歌理论的研究,成长为一名诗人.
闻一多说过,“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种“爱”,就是诗人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就是对于家国命运共同 体的思想情感和胸怀,它既是爱国如家爱国人如家人的深厚情感,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广阔胸怀,它是家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是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中国文化是家国文化.家国文化的理论形态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忠孝思想,忠孝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家国同构,忠孝相通”.家国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家国情怀的重心是在家行孝；在现代社会,家国情怀的重心则要转移到为国尽忠.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引发了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他在5月1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
[1]在闻一多看来,忠孝的本质是爱和责任.孝不只是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和报恩,更是个人对家庭和家人的爱和责任；忠并非是臣民对君父的服从,而是国民对国家和人民的爱和责任.孝就是家族主义,忠就是爱国主义；孝是忠的思想情感基础,忠是孝的扩大和延伸；在家行孝和为国尽忠,都是天经地义.因此,一个中国人,只须移孝作忠,将思想情感的重心从家庭、家族和家人移动到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国思想便可以水到渠成.
家国情怀的一种表现是乡愁,总是在背井离乡的时候愈加浓烈.1922年9月24日,赴美国留学刚刚两个月的闻一多在给校友吴景超的信中,就深有感触地说,“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他还特别声明：“我想的不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2]从对家和家人的小爱到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闻一多完成了从家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思想嬗变.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在言为诗.”[3]闻一多的诗,正是诗人的家国情怀的表达,是家族主义情感的升华,是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
以《七子之歌》为例.《七子之歌》是闻一多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组诗.作者在诗的引言中说,创作这组诗的动机,是有感于国土丧失,国人视之漠然,乃借《诗经?邶风?凯风》的古意,将祖国先后丧失之土地喻为“七子”,“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希望以此激励国人努力奋斗,以实现中华“七子”之早日归来.《凯风》是一首劝孝的诗,其中有“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的话.《七子之歌》巧妙地借用了《诗经》中的劝孝题材,以家喻国,以孝言忠,用家族主义的语言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用骨肉亲情来调动人们的爱国情感,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闻一多爱国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
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
二、闻一多对家族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闻一多是杰出的文化学者.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已经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苦难深重.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任务.那时,中国文化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何在？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新生的出路何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闻一多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继承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比较中西文化,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注定成为他的文化使命.
1925年5月闻一多回国之后,先后在多所大学教书和做研究.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促使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诗人向文化学者转身.到了1930年代,他已经诗兴不作而文化研究志趣正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目睹国土的沦丧,家人的颠沛流离,时局的动荡给闻一多的思想以极大的刺激.那时,他因为成天呆在家中钻研传统文化,而被同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于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这些文化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是闻一多思想情感的主线,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是抒写家国情怀；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是主张国家主义,或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义原本是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内容,主张民族自决,以民族为建立国家政权的依据,以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则是由“家国”思想转化而来,它天然地包含着“家国同构,忠孝相通”的思想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家庭,国家和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在家族主义,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主要是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结果,它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愈是民族危机加深,愈是感受到外来的民族压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就愈加强烈.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带有反清复明、排满革命的某些思想内容；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就主要是反帝爱国主义.
正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闻一多开始自觉地把家国命运联系起来,思考忠孝两全的问题,提倡爱国主义.1924年暑假,身在美国的闻一多与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曾在芝加哥组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团体“大江会”.回国之后,闻一多也一度参与过国家主义团体组织的反苏反共集会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救亡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这自然成为闻一多学术研究中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发表于1944年3月1日昆明《日报》的《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集中反映了闻一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闻一多看来,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移孝作忠,这是我们的民族和文化的唯一出路.2．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
闻一多主张民族主义,原因是爱国,目的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两条：第一是爱国；第二是排外.闻一多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提倡爱国是应该的,但要反对盲目排外.
闻一多指出,文化需要革新,革新有两种状态：演化和革命.“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如果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但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用革命来争取演化（1945年5月《“五四”断想》）.
3．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闻一多是著名的斗士.
闻一多主张文化革新,主张文化上的开放交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那么,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学什么？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新思想新文化？闻一多认为,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是它的、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新思想,这才是新文化的根本精神.、自由、人权带来了西方国家的发展进步,封建专制带来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追求、自由、人权,反对封建专制,就是追求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闻一多认为,“儒家学说所维护的家族制度,是建立封建制度的基础.”（1945年1月《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没有、自由、人权的个人只能是奴隶,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只能是奴隶社会.“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期.”（同上）孔子的理想不过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则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因此,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到孙中山这段悠长的期间,便无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同上）.儒家提倡的所谓“仁”,只是漂亮的名词,只是要求管理奴隶的方法高明点罢了.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儒家提倡忠孝思想,无非是要人们遵守长幼尊卑的秩序,不要犯上作乱,心甘情愿地做个奴隶而已.铲除儒家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土壤,关键在于士大夫的意识观念的转变；捍卫、自由、人权,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在返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年仅四十七岁.
闻一多以斗士的形象被载入史册,这是由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决定了的.
三、忠孝两难,情理纠结
中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儒家学说的价值观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主义的价值观；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以、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闻一多对此必然有切身的感受.
在新文化运动中,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遭遇前所未有的,受到各种诘难.家族主义被指责为保守的文化势力和落后的意识形态；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被认为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据,是万恶之源,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绳索；儒家学说被等同于封建主义的愚民学说.针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先后形成了三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有人主张以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要求国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抑制和放弃家族利益,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要求挣脱封建宗法思想和家族制度的束缚,争取、自由和人权；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取代家族主义,消灭家庭和私有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三股社会思潮对闻一多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闻一多的文化主张,以民族复兴为宗旨,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紧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遵循着这样的思想逻辑：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须反对家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反对家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就是要面向未来,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找到新生之路,必须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就是要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努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其核心就是要反对以家族主义和儒家忠孝思想,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土壤,确立以、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然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一个民族的新文化的生成不可能依靠“换血”来实现,也不应该采用“转基因”的办法来实现.所谓全盘西化的道路注定是行不通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文化学者认识到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的道理,他们以文化救亡为宗旨,开始把学术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传统文化.对于闻一多这样一位出身于世家望族,书香门第,自幼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丰厚滋养的读书人而言,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审视儒家学说及其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主义的价值观,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闻一多身处国家危难之际,痛感于民族精神之不振,又眼看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妨碍到民族主义的发展,故不能不反对家族主义,不能不重估儒家学说和“孝”的价值.闻一多说,“忠孝不能两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并立,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是铁的事实.”“有人或许以为讲民族主义,必须讲民族文化,讲民族文化必须以儒家为皈依.因而便不得不替家族主义辩护,这似乎是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而且中国的好东西至少不仅仅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好处也不在其维护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前人提过‘移孝作忠’的话,其实真是孝,就无法移作忠,既已移作忠,就不能再是孝了.倒是‘忠孝不能两全’真正一语破的了.”（1944年《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所谓“移孝作忠”,就是要以身许国,更通俗的说法是“舍小家为大家”、“从小爱到大爱”.如果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就接近中国人的主张了.
然而,对于中国人的主张,闻一多的态度是犹豫的.他认为,我们一直在为一种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天下主义而努力,那便是所谓“天下一家”的理想.现在,我们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这是到大同主义必经之路.”（同上）他向往大同主义,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在思想情感上拒绝向马克思主义移动,所以说出“家庭是永远不能废的,但家族主义不能存在”（同上）这样自相矛盾的话来.他本以为,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势不两立；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不并行.但是,在他的思想情感世界里,有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不仅他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都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并且这条主线将“家国天下”统统连接起来,最终又把他的思想引向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他成为中国人的挚友,敢于毫无愧怍地说,“我们就是的尾巴！”[4]
纵观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思想情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动变化过程.一方面,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另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他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于是,他的爱国主义,便跟家族主义若即若离；他的民族主义,又跟反对封建专制的个人主义,跟“天下一家”的大同主义牵扯在一起.这是忠孝的两难,这是情理的纠结,这是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爱恨交织又无法割舍的复杂心态.
注释：
[1]闻一多给父母的家信,转引自《闻一多的故事?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2]闻一多给校友吴景超的信据《闻一多的故事?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3]见《诗大序》.
[4]1944年,闻一多参加了中国同盟的活动.因为民盟支持中国,有人就说,民盟是的尾巴,闻一多回答,“我们就是的尾巴！”据《闻一多的故事?“我们就是的尾巴！”》.
闻一多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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