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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我的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第40个年头.40年前,我与全国570万考生一起,参加了那次改变无数人生命轨迹的考试.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正式公布恢复高考.那时,我正在大别山区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上当小学代课教师.当我获知消息后,已如止水的心中犹如扔进了一块石子.考还是不考,我犹豫再三……
读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在此之前,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三次报名参加高等学校“工农兵学员”的选拔招生,结果却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名落孙山.
最后一次报名是1975年8月,那时我已当上了代课老师.与前两次一样,虽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几率很低,却不愿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我瞒着学校领导和同事去十余里外的公社报了名,第一个冲到主审官面前慷慨陈词,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大谈自己如何在农村接受了八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结果可想而知.我仍旧不甘心,星夜步行30里山路,去找县招生办公室,结果被在招生办、公社、县之间推诿了一番,还是榜上无名.我明白,其中的缘由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我的高祖曾经中过进士,做过江苏按察使.我不明白自己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为何要替他“赎罪”,但又不敢怀疑党,只是怨自己没有作出突出贡献.
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当时我只有小学文凭.我于1965年小学毕业,那时“阶级斗争”正“年年讲,月月讲”,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但升学考试后,许多同学陆续收到县城寄来的中学入学通知书,可我望穿秋水也没有等到任何消息.12岁的我,在羞辱和自责中参加了复读.1966年,我又一次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仍然是在“孙山”之后.究其原因,还是政审没通过,除了是地主家庭出身外,我父亲此刻也正戴着分子的帽子.
无可奈何,我只得到小镇的农中就读,学习如何种茶树和砍柴开荒,然后跟随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下放到当地一个生产队务农.我在乡下认认真真地做了五年农民,除了生产队的一应农活,还学会了石匠、木匠活,学会了养蜂和榨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起,接受了无数次“触及灵魂”的“劳动改造”.
1973年,在母亲的努力下,我以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去镇上的小学—我当初就读的余祠堂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这让我感觉仿佛进入了天堂.五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让我饱尝农民的艰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戴罪之身”,又使我比一般的农民更多了一层精神上的负担.如今终于可以读书了.在学校里,除了给学生上课,以及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凡是有点滴的业余时间,我都在如饥似渴地寻找任何可以阅读的图书.我夏天从不午休,片刻时间也要用来吸吮知识的甘露.我曾通过正在读高中的儿时好友找到两册《红楼梦》,阅读的同时,为了提高语文知识和鉴赏能力,我买来白色油光纸,下面衬上格子,一笔一画抄写其中的诗词格言,概括每一章的中心思想.读了两册书,记了两本笔记.我买到当时出版的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江畔朝阳》,逐字逐句分析其写作特色,还抄了一大本优美段落.读书时碰上不认识的字,我决不放过,查字典后将拼音注在旁边,记在纸上,然后贴到墙上,反复默记,记住了再换新的内容.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早被遗弃的土炮楼里,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每当晨曦降临,便立即起身开始一天的学习.我还开始了文学创作,所写的反映治淮生活的诗歌《女夯队》等发表在县和地区的刊物上.
渴望读书,一直是我心中一个难舍的梦,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一个圆梦的机会.所以,尽管有之前三次报名失败的经历,尽管小学学历难免有些令人心灰意冷,但我不甘心一生就这样下去,还是希望搏一下,哪怕预感结局不会太理想,也免不了心存侥幸,仿佛一位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决定报考之后,我便在教学之余悄悄地复习.但当时,我每周要给学生上22节课,还要带他们到十几里外的大山砍一次柴,加上眼睛虽然做了青光眼手术,却并未康复,遇到的困难着实不少.我自己给自己打气,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在办公桌的旁边,都写上“天才在于勤奋,时间就是生命”“是金子埋在土里也会发光”之类的座右铭.由于我没有资格参加公社高中组织的考前辅导班,也怕别人笑话,不敢去请教高考之类的问题,所以只好一个人偷偷地在工作之余复习,好在哥哥当时在外地的一家工厂学校当老师,给我寄来了一套辅导材料.
考前半个月,去公社填高招表,负责招生的公社教育组负责人面有难色地提醒我：参加高考要有高中水平.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却不知应当回答什么是好,只能愣在那里支支吾吾.幸亏一位曾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从旁圆场,负责人才勉强答应让我先填表.
1977年12月8日,我和同一公社的几十位考生一起,在黄河高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当天上午考语文知识和作文,下午考历史和地理.9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由于事先对相关题目有所准备,我感觉自己的作文写得不错；史地复习没有抓住重点,有些地方做错了；数学因为完全没有学过,考得很不好；政治则感觉很不错,提前将近半个小时就交卷了.
参加完高考后,很多人见面便问结果如何,我自己更是在一天天的盼望与失望中煎熬,真是茶饭不思.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录当时的心情：“一席春风来,得尔复苏燃.长烛夜专夜,冥思天连天.一日有人阻,摇头讥可怜.告吾何必去,还是罢其念.”
高考成绩还没来,我却因为眼睛不舒服,不能长时间批改作业,被抽调去校办工厂工作.我四处奔走,去邻省安徽购买做肥皂的松香、油脂,到信阳去买烧碱,四处学习做肥皂的技术.我穿着破衣服,一个人站在泥巴台子上,顶着呛人的柴烟,在铁油桶里搅拌放进的油料.到了月底,从县里传来消息,我的作文在全地区考了第一.我将信将疑,告诫自己在消息未确认前,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那一年河南的高考作文题有两道,一为议论文,一为记叙文.记叙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向纪念堂》.考试前,我曾与好友讨论过作文的构思,设想如果有类似的题目该如何写,果然派上了用场.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对这种抒情散文还是比较擅长的.我虚构哥哥从北京给我寄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四句诗：“太阳宫里太阳红,太阳就是.华主席奠基题金匾,万代耸立人心中.”我发挥想象,神游纪念堂,结尾在哥哥的诗后又续了四句：“太阳宫里太阳红,霞光万丈照寰中.导师遗志咱继承,红心永向.”后来,地区将我的作文油印了,发给所有参加改卷的老师,我辗转见到此文,发现果然给了93分,也正因为有此机缘,我才得以记下上面的诗句.据说,这篇文章还成为全地区随后几届高中生的“范文”.
一个月后,焦急等待的我终于接到公社的电话通知,去填“初选登记表”,并到县里体检.然而在公社教育组填表时,我发现其中有一栏要写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表现,我心里直打鼓,因为1975年夏天,参加县里组织的小说创作学习班时,我写过两篇反映“路线斗争”的小说,虽然因为形势变化没有发表,但粉碎“”后,公社一度要成立专案组清查,现在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我不会有好果子吃.后来看,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家都传说我考得很好,甚至说我被北大、清华录取了,这时还有谁来做恶
人呢？
然而,到了1978年2月,地区一位朋友抄来高考分数,我的总分只有217.5分.其中,语文知识加作文折合后只有81.5分,史地70分,数学0分,感觉最好的政治只考了66分.很快,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下发了,眼看同时参加考试的好友被录取了,我的心中逐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上像系了一块铅,坠得我寝食难安.有时我彻夜难眠,反复思考当初的政治试题,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成绩如此之差.考试时,我连不计入总分的思考题都做了,为什么只有66分呢？
1978年3月17日,去北京出差的一位老师给我来信,告诉我他托人到招生办公室查了录取名单,我已被录取到本地区的潢川师范.读中等师范,对我而言虽然是无奈之举,有遗珠之憾,但还是很庆幸自己终于跳出了“农门”,有了一个日夜向往的读书学习的环境.我去生产队结算了自己的余粮款,共59.6元,向别人借了架子车,拉上我的木箱子和几捆书,带着要转走的户口和朋友们赠送的笔记本、钢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站在镇子西边雷打石高高的山冈上,回望在其间生活了24年的层层叠叠的大别山,我长吁一口气,对自己说：你是城里人了.
其实,我在潢川师范只读了一年零五个月.因为入学晚了半年,再加上1979年的秋天学校要招收新的学生,我们在这年的9月就提前毕业了.后来我留在母校当语文教师,又因故回到家乡的一所高中做语文老师,三年后又调回母校所在的县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在县文联当主席……就在这不断调动的过程中,管档案的同志偶然发现,装在我档案中的高考试卷,不计入总分的思考题是做了,计入总分的一道25分的题却没有答！
尽管我对这次疏忽无比懊恼,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命运不久又向我敞开了另一扇大门——1985年,武汉大学面向全国招收有创作成绩的青年作家,插班就读中文系本科.通过作品报送、笔试,在参加高考后的第八个年头,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再一次踏进大学校门,而且是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门.这一年,我的儿子在家乡出生……
1977年的高考令我刻骨铭心,因为它揭开了我人生新的篇章.（编辑?赵鹏）
作者：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长江出版
传媒集团原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
原社长,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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