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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红旗》杂志文艺篇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说,我们党从前有《向导》《北斗》《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杂志.在他的直接推动下,这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为之书写了十几幅刊名,人们见到的封面题字是从中选出的最佳组合.在笔者看来,这堪称是所有毛题写的刊名中的翘楚.

这本理论刊物,真正在国人心目中产生重大影响,大概要到创刊5年之后的“反修”期.1963年9月,《红旗》杂志编辑部与《人民日报》编辑部开始联名发表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从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到次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全国各报一律头版头条刊载,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送.由是,《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并驾齐驱,“天下谁人不识君”.

然而1965年,这本理论刊物却罕见的连续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从而给关心时政并喜好文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印记.

(一)

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在第7版上发表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元月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期上,也刊登了这组词作,却并未标明转载(这并非疏忽,该刊第2期登载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即标明“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2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诗词集》在题解中称,这些作品“发表于《红旗》杂志1965年第1期”,并在《人民日报》“先行刊载”.这年9月5日,在读到胡乔木作于这一年的27首诗词后,亲笔复信: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发《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几经修改和增删, 这组作品以《诗词二十六首》为题,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11期,并先行刊载于9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上.

除了诗词,从未有任何诗人的作品能一再发表在这家理论刊物上(1958年创刊之初,曾刊登过一些“大跃进”民歌;郭沫若的《颂十三陵水库》作为补白性质刊出,另当别论),胡乔木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人.

使《红旗》别开生面的《词十六首》,题材广泛, 格调一贯, 目次如下:《六州歌头·国庆》《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年十月十六日爆炸》(五首)、《水龙吟》(七首).

《词十六首》发表后,万众瞩目,引起王季思、周振甫等著名学者的关注.作者受此鼓舞,在1965年的上半年里,又陆续写了20多首诗词,并在月间寄呈.在国庆16周年当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后,自然又一次引起万众瞩目.从修改和批语来看,最欣赏的是《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四首)和《七律·七一抒情》(四首).

从第1期的《词十六首》到第11期的《诗词二十六首》,胡乔木的作品几乎贯穿了《红旗》杂志1965年的头尾.这些作品以“反帝反修”为基调,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以胡乔木身份之特殊(的政治秘书),以这些作品涉猎之广,笔力之深,这别开生面的安排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二)

《红旗》杂志第2期以封面标示要目,这种装帧设计在当年的国内刊物中可称绝无仅有.更出人意外的是,在封面的四条要目中,赫然列有以楷体字排印的“红灯记”.翻开内页,《红灯记》题下标有“京剧现代戏剧本”“翁偶虹、阿甲改编”等字样,并在剧终处标明“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如果说发表胡乔木诗词虽让人意外,但多少有的《诗词十首》以为滥觞,且篇幅只是三五页,至多六七页,而一部《红灯记》剧本竟占到这本只是五十来页的理论刊物近乎40%的篇幅,真算得上是“破格之举”了.

京剧现代戏的剧本之所以能出现在这本理论刊物上,还得溯源到1964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不是一般的文艺汇演,《红旗》杂志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主管意识形态的彭真、陆定一,代表和国务院分别作报告,致祝词.则作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现在开幕式出席人员的新闻报道中.之所以要提及,是因为《红灯记》作为京剧剧本而能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确与她有着关系.《红灯记》的前身是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编剧沈默君是很能写戏的原南京军区的创作人员,1950年代拍摄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作品均出自其手笔.1957年遭遇厄运,辗转颠沛来到长影.后虽摘帽,却终是戴罪之身,故《红灯记》走红,绝少提及脱胎于此.1963年春,上海爱华沪剧团将其改编为《红灯记》.正在上海疗养的观看此剧后,“觉得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后,还是爱华剧团的本子好”,因此“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1963年秋,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接到沪剧《红灯记》的剧本,觉得不错,于是按京剧的特点拟出改编提纲,由该院编剧翁偶虹据此写出初稿.然后阿甲根据导演构思,写出第二稿.年底组成该剧阵容,边排边改,前后共有九稿,1964年5月内部演出后,初获成功,于是参加随后举行的全国观摩演出.在会演期间看了《智取威虎山》等几出戏,却未观看这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实与关系甚大.后来几经反复,强调是她发现并指导了这出戏的改编,这才于当年11月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演出,等领导人亲临观看.演出获得成功,可却别有用意地对阿甲说,这出戏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尽管如此,当时还远未到“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地步,故《红旗》杂志刊出这个剧本,据实署翁偶虹、阿甲之名.

几乎是刊发《红灯记》剧本的同时,中国京剧团携此剧赴南方巡演,一路演去,一路轰动.各地京剧团闻讯纷纷搬演,《红旗》刊发剧本正当其时.孰料1970年5月,《红旗》杂志再一次刊出《红灯记》,谓之“新本”,署名已改为“中国京剧团集体改编”.有心的读者比对《红旗》杂志相隔5年刊登的两个本子,都看出后者只是添加李玉和两个并非主干的唱段,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脍炙人口的唱段,无一不是1965年本子所有.虽也懂京剧,但与阿甲这样的行家里手毕竟难以比肩,却要颐指气使,揽功诿过.《红旗》相隔5年发表的两个本子,竟蕴含着这样的恩怨过节.

1965年3月下旬出版的第3期上,《红旗》杂志又出人意料地以40%的篇幅发表《革命歌曲选》.“编者按”指出:“……我国的革命音乐工作者,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创作了许多具有生动的革命内容、民族形式的群众歌曲,它们配合着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鼓舞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本刊这一期选载了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编者按”措词审慎,只说“几年来”而非“近几年来”,因所选《社会主义好》乃问世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已有7年之遥.其余12首皆系1960年代以来的作品.列为第一首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以下各首大体以工农兵排列,其中歌唱解放军的有3首(《三八作风歌》《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学习雷锋好榜样》),独占鳌头,是当年“全国学解放军”时代氛围的真实写照.说到“流行”,其中一部分,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确实流传较广;另一些则知名度甚低,如《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女民兵题照》(此系为诗词谱曲).看来为的是顾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这两首,出自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除现场观众,甚少耳闻者.

继连续刊登京剧剧本和群众歌曲之后,第4期《红旗》杂志又以10个版的篇幅辟出《援越抗美诗画选》,刊登袁水拍、李季、方成等诗人、画家所作诗画各7篇.这些作品与前两期发表的剧本、歌曲相比,影响实不可同日而语.

(三)

沉寂3个月之后,7月底出版的《红旗》第8期上,发表了文坛泰斗郭沫若的《诗词十首》.篇名虽未列入封面要目之中,但版面的安排却另有意味.两次发表胡乔木诗词,均以文艺栏目的编次而殿后,而郭沫若的《诗词十首》则不然,却是安排在这一期上最重要的两篇时政类重头文章之后.这两篇文章,一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此文系新华社通稿,全国各报均于8月1日头版头条刊登;另一篇是年初闭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新任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针——纪念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诗词十首》紧列其后,显然超出了文艺作品的规格.

何以如此安排,这需要了解郭沫若其作的由来.

这年6月11日,郭沫若偕夫人在上海参加对前来访问的印尼国民议会议长的会见.5月下旬,适有重上井冈山之举,在山上的短短几天里,接连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几首长调,抒发“五洋捉鳖,九天揽月”的豪情,憧憬“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前程.兴致甚高的在与郭沫若的谈话中,得知郭氏夫妇将陪印尼议长去广州,在送别外宾后,有寻访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故地的安排.于是,提议郭氏夫妇“顺道访问井冈山”.

得到的亲自安排,郭氏夫妇自然心存感激.以郭沫若的游历和习惯,1960年延安之行,赋《七律·访杨家岭所住窑洞》,有“窑洞三间光欲燃,明辉一片照山川.长征二万五千里,领导京垓亿兆年”之咏;1963年韶山之行,赋《满江红》,有“久慕韶山,喜今日能谐夙愿”“齐颂歌,赤县万斯年,东风健”之吟.1965年井冈山之行,也是寓必然于偶然罢.

郭沫若访罢潮汕,自东江进入赣南,在江西跑了整整17天,总共写了29首诗词(其中7首系访问井冈山所作),后来编为一集,取名《井冈山巡礼》,足见重心所在.提供报刊发表时,郭沫若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诗词十九首》为题,交付《光明日报》8月上旬刊出,另一部分便是《红旗》第8期上的《诗词十首》.这10首中访问井冈山的7首,便是名副其实的“井冈山巡礼”.郭沫若选此供《红旗》发表,显然经过了斟酌;《红旗》编辑以超出文艺作品的规格来安排版面,显然意识到这些作品的由来和用意.

1965年,《红旗》杂志连续发表这些或出自名家手笔,或引领风气之先的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色彩.环顾当年情景,不独《红旗》为然.与元旦发表《词十六首》相呼应的是,除夕这天,《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清平乐·蒋桂战争》墨迹,并配有郭沫若的诠释文字.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为的是讽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称,这是送给即将访华的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礼物.

如果说亲自安排发表这些作品,是借他人之杯酒的话,那么井冈山之行连续赋长调,咏“鸡唱”,讽“蓬雀”,显系直抒胸臆.只是这些志在“天地翻覆”的作品未被允许即时公开发表(即令胡乔木、郭沫若等人在奉命修改时一再“争取尽快发表”,亦不为所动),审时度势,正式发表要到10年之后.

《红旗》杂志其影响仅次于《人民日报》,一改往年的风格,接连发表各类文艺作品,正可以借用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里的一句词:“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摘自《同舟共进》冯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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