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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体育改革顶层设计的理论建构

何强

(重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重庆401331)

摘 要:全面深化体育改革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体育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包括改革方向、改革目标、改革关键环节、改革突破口以及具体实施改革的路线图等.改革方向应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结合的体育事业发展方式.改革目标的实现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构建完善的现代体育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来完成.改革的关键环节是转变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培育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为突破口,推动上述诸方面的改革.

关键词:体育改革;顶层设计;改革目标;政府职能;体育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6)01-0044-06

自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提“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以来,“改革顶层设计”就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也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指导.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改革走向成熟的体现.因此,每一个行业、领域、系统都应该有科学的顶层设计.然而在体育界,不仅决策部门尚未出台明确的顶层设计方案,使得改革口号喊得多,实际动作少,而且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本文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就体育改革顶层设计问题进行探讨.

1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与意义

1.1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解读

“顶层设计”这一术语源自网络工程学,是指建设一个大系统必须有一个从“顶层开始,至上而下的设计”,确保子系统兼容、互通和联动.“顶层设计”概念引入改革话语体系是在21世纪初期.当时我国在实施电子政务改革过程中,由于思维和眼界局限,仅仅将电子政务改革简单理解为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设备升级等技术革新.对此有学者就提出电子政务改革要注意做好“顶层设计”.此后“顶层设计”迅速扩展到整个改革领域,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著名学者竹立家教授认为,改革顶层设计就是“立足改革现实,树立改革理念,明确改革方向,把握改革重点,规划改革进度,保证各项工作‘按图施工.’”同志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权威论述中也明确指出“制定改革顶层设计,就是要系统总结30多年改革经验,分析改革内外环境,科学谋划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总体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进而制定相应的总体实施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因此,顶层设计既是改革的理论准备,也是实践指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2 改革顶层设计的时代意义

重视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是有序推进改革实践以及实现目标任务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时就将“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制定改革方略、指导改革实践的基本原则.因为在当时,虽然经过思想上的正本清源、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但是面对国民经济基础极度薄弱,思想僵化教条等不利因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没有扎实的理论准备,也缺乏成功先例可以借鉴,改革往何处改、怎么改、从哪些地方人手改等问题,上层领导、社会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只能按照“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条条框框,鼓励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成功摸索到了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双轨制、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个个具有指引和支点作用的“石头”,在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打开改革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初始条件制约只能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来推进改革的话,那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继续“摸石头”,更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这是因为:首先,30多年的摸索使改革基本方向已经确定;其次,全球化时代可以充分吸收借鉴不同国家采用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规划改革.第三,“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本身面临严峻的现实压力.作为一种相对稳妥的改革策略,“摸着石头过河”是为了保证改革过程平稳可控,避免大起大落引发社会动荡.但是在现实改革过程中许多改革都停留在了“摸石头”而忘记了“过河”,导致许多改革缺少持续性和深入性.第四,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领域的改革,必须拒绝碎片化,否则就容易顾此失彼.更为复杂的是,前30多年的改革已经跨越了那些简单的小河小溪,摆在面前的是充满了乱石险滩且暗流涌动的“深水区”,“摸石头”不容易,过“河”更难.而激烈的国际竞争也不可能留更多的时间来慢慢“摸石头”,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发挥“导航仪”作用,避免改革走弯路,甚至走错路.

2全面深化体育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内容

2.1 明确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方向选择

改革方向决定发展道路,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对改革方向问题重视不够.改革一旦陷入困境,首先被质疑的又是方向问题.从改革来看,如果方向正确,即使改革措施不完善,改革过程有挫折,都能通过技术手段加以修正;反过来,如果方向不正确,无论改革措施多完善,改革进程推进有多快,其结果只会南辕北辙.例如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立以后,随着权贵资本、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普通民众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各种矛盾的出现,质疑“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社会呼声也随即产生.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对这一呼声的坚定回应.因此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必须明确改革的基本方向.

如果回顾体育改革历史,似乎不应该出现方向不明的问题.因为早在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的“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目标就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这一定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是一致的.不仅如此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许多具体改革措施,如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等项目职业化改革、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竞赛体制改革以及体育产业改革等等,都遵循了既定的改革方向.因此客观地评价,1993年确立的体育改革方向非常明确.当前之所以又出现改革方向不明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如下因素的影响导致后续各项改革并未按照原来的方向继续推进:

第一,进入21世纪,我国竞技体育连续在悉尼、雅典和北京三届奥运会上取得突破,决策部门在总结经验时都认为是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点也得到国家高层领导的公开肯定和支持.坚持和完善制随即就从竞技体育改革上升到体育整体改革层面,成为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第二,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为确保这届奥运会成功举办,不仅各项体育改革工作被迫暂缓搁置,而且国家也明确提出要举全国之力(主要是政府力量)来举办这届奥运会.因此举办北京奥运会事实上强化了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角色.第三,体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被誉为改革先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暴露出来的竞赛成绩全面滑坡,管理混乱无序,假球、黑哨、等问题,不仅严重打击了社会对职业化改革的信心,而且使社会对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前途产生了疑虑.

无论是制重归垄断,还是对职业化改革的疑虑,其实质都是对传统政府主导型体育事业发展方式的高度依赖以及对市场化、社会化改革的担忧,最终导致体育改革方向的摇摆不定.因此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必须首先明确改革方向.根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总体原则,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方向应当确立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政府、市场、社会相结合,走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确立上述方向,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整体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指引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系统改革的航标.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体育必须遵循这一方向,否则就会偏离整个社会改革方向.其次,体育作为上层建筑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因此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就决定着体育改革方向的选择.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关键点是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体育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市场经济这一大前提下,协调利用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政府、社会与市场相结合.第三,当代国际体育发展基本趋势表明,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体育做不大;没有深度的市场参与,体育做不强,而没有产业作支撑则不具备可持续性,难以形成良好的自生能力.因此,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是未来体育发展的必然道路选择.归纳上述三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深度融合,既是体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更是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2.2 以完善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改革总目标

如果说改革方向关系发展道路,那么改革目标则直接影响改革实践.关于改革目标,同志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总目标来回答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样才能凝聚力量,形成合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目标体系中,制度完善是基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制度执行力的体现.经过30余年的前期改革,基本制度初步确立,现存主要问题是制度执行力以及运用制度进行治理的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旧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建构新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使制度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提升以制度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效能.

与传统的统治、管理思维不同,治理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过程,是政治价值理念与技术性政治行为的综合.围绕治理改革思路,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推出了精简政府机构、创新政府管理模式、规范政府运作机制、降低政府成本、完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格局网络化、治理决策化、治理行为合法化、治理价值公平正义等等一系列成就.在我国虽然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主要以经济改革为主线来展开,但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经过30多年的尝试,初步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等多重变革.

回到体育改革来看,经过30余年的体制改革和机制转变,体育治理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距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例如在管理体制方面,政府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依然存在,政府职能扩张与微观过度干预的趋势还未得有效遏制,市场和社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未得到确立,参与体育事务管理的障碍并未彻底消除;政府管办一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政资不分的运行机制还在惯性运作.在管理理念方面,唯金牌主义、部门利益至上,公共体育利益理念淡漠;在决策机制上,一言堂、家长制决策方式普遍存在;在权力约束上,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人治取代甚至超越法治等.上述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体育改革的深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因此,全面深化体育改革也应以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从治理主体、手段、决策、保障基础等方面进行变革.

第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按照行政事务、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等不同类型管理对象确定不同的管理主体,赋予市场组织、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体育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使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第二,治理手段多元化.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控,而是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优势,实现高效灵活治理,因此应该改变单纯依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主的治理手段,综合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多种手段,实现行政约束、政策引导、利益驱动的有机结合,将多元参与主体和发展主体凝聚在一起.第三,决策机制的多元化与决策过程的化.虽然治理决策权最终在政府,但是决策过程和机制却有所不同,治理决策不是政府一言堂,也不是家长制,而应是多元主体协商、共同智慧与利益的体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甚至公民个人都有权力就体育决策展开讨论,提出批评反对意见,只有集思广益、民众决策,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第四,治理过程法制化.完善的法律法规既是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规范治理主体行为的依据,更是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标志.治理主体都应遵循现行法律法规,实现依法治理、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第五,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满足体育公共需求,保障体育公共利益.为社会大众提供基本体育公共服务,保障和满足大众基本体育需求,是体育善治的体现.它要求政府、体育市场组织以及体育社会组织等各方治理主体跳出部门利益的局限,将国家利益、个体利益与大众公共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使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个体都能公平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群策群力助推改革不断深化.

2.3 以政府改革为关键点撬动改革

美国政治学学者罗兹曼曾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总结道:“中国政府是驱动现代化转型的主要决策来源.”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权威而强大的政府是现代化转型的坚强保障.这既是先天经济基础薄弱、市场与社会发育不足、自生能力低下等不利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千年文明与百年屈辱历史激发出的强烈的现代化冲动与现代革命所造就的强大政治权威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保证政府快速并且相当彻底地完成了社会的重组和整合,为政府主导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转型所取得史诗般成就,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导者地位,即便是当前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主动推进的结果.然而政府主导现代化转型本身包含了两个悖论:第一,政府主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超越一定限度时不可避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第二,政府主导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本身就隐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具体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前提(社会发育不足,无法通过社会内部市场化发育来实现现代化)构成理由或者说是合理性和必要性(只好由国家出场,运用权力聚集垄断现代化转型的各种资源);然而这种前提最终又变成它的结果(强大的国家控制了弱小的社会,进而彻底摧毁了市场的根基).因此,走出政府主导型现代化转型的“二律背反”困境,必须从政府人手,以政府改革引导和推动其他方面改革.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层领导多次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首先拿自己开刀,以政府改革破除制约改革的最大障碍.

同样在体育改革进程中,政府改革也一直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体育领导体制改革,90年代以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等.上述改革使我们对政府体育职能、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等方面关系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但是就改革的程度与效果看,政府体育部门改革无疑处于落后态势,这也使得政府在很多时候成为制约体育改革的首要障碍和最大阻力.当前我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所面临的许多主要障碍,如体育事业发展目标的泛政治化、发展主体的单一化、管理权力的高度集权化、运作机制的行政化以及一些具体领域改革诸如项目管理中心改革迟迟难以推进、协会实体化改革停滞不前,足球职业化改革举步维艰、训练竞赛体制僵化等等,都与政府改革滞后造成政府职能定位不清、角色混乱、管办不分,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微观干预过度等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必须将政府改革作为关键环节.

在具体改革过程中,虽然有研究提出按照大部制要求对体育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改,然而由于这方面改革动向并未明晰,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在保留现有政府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改革重点主要包括:第一,精简机构与人员.改变政府体育职能部门与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机构同构、职能交叉现状.对于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划归政府职能部门,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市场企业;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但是不占用行政编制.体育社会组织坚决从政府职能部门序列中剥离出去,实现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其次,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切实推进职能转变.与机构精简相比,政府职能转变方面的欠账更多,改革难度更大,同时也更为关键.一方面要从认识层面明确“转变政府职能”既不是“削弱政府职能”,更不是“政府推卸责任”,政府的性质、角色、使命以及体育主要是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属性划分都决定了,积极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满足大众体育需求、保障大众基本体育权利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明确这一点,“转变政府职能”是否会降低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支持力度的误解和顾虑就能消除.另一方面,全面正确界定政府职能的范围和边界,明确区分宏观管理与事务性管理两个层面的职能分工.强化政府宏观管理发展职能,如提供支撑体育事业发展必需的各种资源投入、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强化市场监管以及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在具体事务性管理方面则应逐步弱化甚至取消政府干预,如逐步下放甚至取消不可适宜的行政审批权,通过引入合作机制、竞争机制、利益机制,整合吸纳社会体育组织、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形成多主体参与、多渠道融资、多元化管理、机制灵活的体育事业发展格局.第三,健全政府决策机制.虽然体育决策制定权在政府,但是决策过程必须透明化、决策机制必须化,简言之任何决策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广泛的民众参与,广泛听取民意,反映民意需求,决不能单从政府需求、政府利益的角度来决策.第四,依法行政,健全政府约束机制.政府职能所具有的天然扩张性以及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要求必须有一套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来约束政府行为.依法行政就是要将政府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之中,用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法规规范政府行为.同时要实现政务公开,让政府处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第五,建立科学的体育政绩考核机制,按照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效率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等多个标准考核政府体育行政业绩,使政府从沉重的金牌、争光量化指标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满足公共体育需求、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等方面.

2.4 以培育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为突破口推动体育改革的全面深化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各领域各环节高度关联互动,协同配合,既不能单兵独进,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抓准主要矛盾,选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用“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因此,全面深化体育改革,找准突破口至关重要.就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现实情况而言,培育和完善体育社会组织将是一个突破口.这是因为:

首先,社会组织的崛起丰富了社会治理结构.上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社团革命”的迅速兴起并席卷全球,以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国家政府体系、以营利性组织为代表的市场体系以及由各种社会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体系三位一体的现代社会组织格局正式形成,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与市场二分天下的组织格局,深刻地改变了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第二,社会组织特有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愿性、公益性、自治性、奉献精神、慈善理念等特征,能够有效弥补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双重失灵”,即盈利性市场组织为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的伦理道德缺失等“市场失灵”,以及政府组织由于先天存在的资源不足、干预不当、信息不充分、官僚行为、寻租行为、过程本身存在的“多数人暴政”、习惯势力等因素造成的“政府失灵”.第三,社会组织覆盖面宽、参与度广、运作机制灵活、专业化程度高等特征使其能够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体育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体育社会组织类型以及数量都有所增加,但是总体来看,组织数量偏少、发育不足、功能缺失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了体育改革的进程与效果:第一,体育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制约了政府改革的深入推进.无论是机构精简,还是职能转变,说到底就是要压缩政府权力的边界和空间,但是政府职能的释放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予以承接.否则,不仅容易给政府截留权力提供借口,即便是仓促放权也会面临管理真空的危险.因此与其说是政府不愿意放权,在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放权的基础条件还有待夯实.第二,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影响了体育公共服务的规模与质量.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体育公共服务只能依赖政府,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以及规模、资源、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局限,大大影响了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规模和效益.第三,体育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极大地限制了体育事业发展规模的扩大.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的强力支撑虽然保证了体育事业飞速发展,但同时也限制了社会资源的进入.正如鲍明晓教授所言,没有广泛社会力量的参与,体育就难成规模.社会组织能够将闲散的资源聚集起来,以扩大体育发展的规模.第四,体育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影响了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体育发展方式涉及发展主体、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机制、发展目标等多个因素.在当前政府力量一家独大主导体育发展的大格局下,积极培育体育社会组织,是改变体育发展主体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发展机制僵化、发展格局不协调、发展目标单一等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

因此,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应将培育发展体育社会组织作为突破口,改革重点包括:首先,组织脱钩,即体育社会组织在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与政府“脱钩”,实现组织的独立性.其次,强化组织内部建设,健全权力机构、决策机构、议事机构、执行机构等机构设置,清理组织人员,将那些富有责任心、使命感和专业知识的人员充实到组织队伍中,提升工作人员素质.第三,从人治他治到法治自治.依法严格规范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行政干预,扩大体育社会组织在机构设置、规章制度建设、干部任免、人员选聘、会务安排等方面的自主权;健全完善以组织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依据章程实现自主管理,严格规避不顾章程的长官意志和家长制管理方式;健全组织监管机制,在内部自我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入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社会中介机构等进行外部监管.第四,从虚职到实职,通过契约、合同、政府购买、服务外包等方式,扩大体育社会组织在项目管理、运动竞赛、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市场开发、群体性体育活动组织等具体事务方面的职能.第五,健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在现有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变革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为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在一定时期内,根据不同类型体育社会组织给予经费、税收政策以及人财物等各方面的必要扶持,为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3结束语

全面深化体育改革涉及到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方方面面的工作,显然并不仅仅是前文论述的几大方面,但是从改革的重要性、难度以及影响力来看,改革方向、目标、关键环节以及突破口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本文对于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主要围绕上述几方面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思考和建构.同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要在2020年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的时限要求,留给体育改革的时间已经不多.因此,决策部门必须在总结已有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尽快出台明确的顶层设计规划,并提出明确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否则,体育改革就会陷入“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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