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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网络女主播
杨 柳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女主播”既代表了女性的思想解放、经济独立和话语权的获得,也折射出男性对女性视觉图像消费下的男女不平等.“网络女主播”虽然是新媒体技术环境下衍生的新职业,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但违背了社会伦理,折射出女性在新时代追求独立自由时出现的迷茫和困境.“网络女主播”步入正轨需要社会各群体的共同努力.解决“网络女主播”的负面效应,破除新媒体时代女性的困境,最终也能拓展女性主义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网络女主播；女性主义；新媒体技术；男女平等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03-0097-04
作者简介：杨 柳,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
根据2016 年4 月公布的数据,我国网络直播企业约有200 家.其中,北京有30 多家网络直播企业,再加上经营直播栏目的大网站,北京的网络直播平台有40 家左右,而这一数量目前还在保持着增长,几乎每周都有1 ～ 2 个企业进入这个行业[1],视频直播行业的火热,让“网络女主播”的数量持续攀升.据数据显示,女主播成为网络主播第一大群体,占比高达80%,男主播仅占到20%.“网络女主播”的直播引起了全民围观,深受年轻男性的喜爱,但其带来的不良风气也为社会所诟病.前不久“女主播直播女生宿舍”、直播“吸毒”等事件,又把“网络女主播”推上了风口浪尖.
虽然国家和直播平台相继发布了一些措施进行规范,但“网络女主播”这种高收入、低门槛的工作,仍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女性的加入. “网络女主播”在利益的刺激下,常常通过不恰当的方式来吸引群众的围观,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良的影响.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网络女主播”兴起的根源,探讨女主播与女性主义的矛盾,寻求解决其消极影响的方法.
1 网络女主播兴起的根源
1.1 文化传播促进女性价值观的开放
信息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全球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女性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主义学家波伏瓦提出：第一,女性只有到社会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2].中国女性接收这些女性主义文化,自主意识不断觉醒,追求平等权利和经济独立的意愿愈来愈强烈,并在许多方面付诸行动,比如说进入高校学习、在各职能岗位就业等,“网络女主播”这一职业就是价值观开放下许多女性追求经济地位的选择.
1.2 技术发展带来更多的话语权
赛博女性主义认为,女性通过拥抱技术、运用新媒体而获得空前的解放.赛博女性主义鼓励妇女积极运用新媒体,争取主动话语权,利用新媒体来颠覆男权思想,实现女性解放[3].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男性一直处于中心,拥有社会话语权,男权文化让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女性主义一直批判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领域划分界限（“公共领域”和国家社会相关,是男性的活动领域；“私人”与家庭相关,是女性的活动领域[4]）.随着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被打破,传统男性拥有话语权的模式开始改变,女性有了自我表达的渠道,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的契机.“网络女主播”正是依托于进入门槛低的视频直播平台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话语权.
1.3 利益驱动主播和平台的合作
女性主义学者克拉拉·蔡特金曾说：“妇女如果不能够达到经济上的独立,他们所受到男性压迫的局面就不会得到改变[5]”.这一理论已经被现实所证实,所以寻求经济独立的途径是当代女性的追求.
据调查显示,“网络女主播”的月收入可达到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她们的盈利方式是通过平台表演刺激粉丝送礼物,单份礼物价值从一元到几百,粉丝可连续性赠送礼物和开通VIP,并且会有土豪粉丝大手笔“”.当主播积攒了一部分人气,会有商业活动和一些广告的邀约,比如说2016 年6 月16 日举办的“超级网络红人节”就邀请了部分有名气的“网络女主播”；同时,大部分主播会开淘宝服装店,或者销售美容产品等,以自己的“明星效应”吸引粉丝购买来盈利.“网络女主播”这种门槛低且收入高的盈利模式受到了一大批年轻女性的青睐.
同时,网络直播平台的收入和主播收入有直接的联系.主播收入多,平台的收入也多.不同平台分成不同,通常是5/5 或6/4 分.平台与主播利益紧密相关的模式刺激平台不断招募更多、更有“卖点”的女主播来自家平台直播.
1.4 单身男性增多带来的用户市场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道报道,中国男“光棍”人数或将在2020 年达到3 000 万.许多在性方面受挫的年轻男性会把辛苦挣来的人民币花到虚拟世界里.未来5 年内,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有望以每年80% 的速度增长[6].
同时,2015 年中国互联网演艺平台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演绎平台上,从用户性别分布上看,以男性为主,占比达63.5%,高出女性27.0% ；从年龄上看,年轻群体居多,30 岁以下的占比66.9%,24 岁及以下用户达46.2% ；从城市分布上看,以三线及下城市用户为主,占比高达66.0%,其次是二线城市,占比为25.5%[7].
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与视频直播用户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社会男性人数比例居多,单身男性人数也不断上升,这说明我国有很多单身男性在情感、生活上有孤独感.同时,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主体以三线级以下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年轻男性为主,说明三线及以下城市男性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有能力支付网络娱乐的花费,中国社会的荷尔蒙经济不断增长.这些都直观的说明了不断增长的单身年轻男性给网络直播提供了巨大的用户市场.
2 “网络女主播”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
“网络女主播”的兴起,表明女性在新媒体环境下有了表达自己声音的平台,一定程度上是女性解放的体现.但这只是表象：“网络女主播”没有真正提高女性的地位,没有像女性主义期待的那样摆脱男权制的压迫,在很多方面都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
2.1 迎合男性对女性的视觉消费
“网络女主播”的受众主体是男性,所以往往采取视觉刺激和身体挑逗的方法吸引男性.虽然主播通过这些方式得到了关注与名气,但实际上折射出来的是男性对女性身体和视觉符号的消费.女主播按照男性的审美来打扮自己,按照男性对女性的幻想表演,让男性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她们的身体上,这些都是男性霸权主义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和价值判断.
桑德拉·李·巴特基有过这样那一句话,“女性即使如愿以偿地拥有了美丽或情感的身体,并赢得了人们的注意和一些羡慕,但她们却很少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社会权力”[8].女主播在网络上展示自己身体的行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物品”让男性消费,这些看似思想开放和性解放的观念不仅不能反抗男权制的压迫,反而是出卖自己让男性践踏.同时,女主播的行为和收益深深的影响了价值观不太成熟的年轻人.大量年轻女性模仿女主播的行为,以能吸引到男性的目光而自豪,浓妆艳抹、整容丰胸屡见不鲜,迷失在追求肤浅的美丽上,给当代和未来的女性都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历史上的女性主义运动都反对女性按照男性的目光打扮自己,努力把女性从男性的性消费对象中解救出来,可是,“网络女主播”的行为恰恰违背了女性主义的目的,反而把女性至于更加低下的地位.
2.2 强化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长久以来,女性被赋予很多定义,“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在男人看来,“‘真正是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肤浅的、幼稚的、轻率的女人,屈从于男人的女人[9].”这些评价一直影响着女性的行为,虽然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并不是生来就具有这些特征,但是,就像“网络女主播”的行为证实了社会对女性的评价一样,女性在这些标签的影响下失去自我,认为自己就应该是社会所期许的样子,最终结果就是“标签”女性形象变成全民（包括女性自身）印象中的“真实”.
同时,虽然报道中的女性形象不断丰富,但受到男权文化和商业利益掌控的大众媒介仍旧从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出发,集中报道女性的身体符号,特别是“网络女主播”这一群体的出现,更加契合了许多媒介报道女性的视角.“网络女主播”形象在媒体上极其负面,功利、虚荣、美色都是她们的代名词.“网络女主播”的行为在原就带有偏见的社会现实下,进一步加深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2.3 突出女性归宿观念的矛盾
当谈到恋爱问题时,“网络女主播”的回应都是“不敢找男朋友”或“一直瞒着男朋友做这个工作”等,这样的回答证明了许多“网络女主播”在自己内心深处也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职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婚姻和家庭是一生的归宿观念在女性心中根深蒂固.“网络女主播”近似“放荡”的行为与男性定义的妻子角色正好相反,让她们内心极为矛盾.但值得提出的是,男性在欣赏女主播身体符号上乐此不疲,说明女性遭受着男性的不合理要求：一方面要求女性传统保守,另一方面又希望能符合其性,而对于迎合自身性的“网络女主播”则一边“欣赏艺术”,一边嗤之以鼻.
虽然许多女性都认为了只有外出工作,通过合理的手段获经济独立,才有可能争取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但几千年陈腐观念的浸染使当代女性还不能完全放下家庭角色,关于家庭和工作的困境一直都是束缚女性的荆棘.如果不解决这些困境就会出现类似于女主播的思想矛盾：既想用这种方式获得经济独立,又担心这种方式对婚姻不利.这样负面的女性状态透露的是在新环境下女性归宿观念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当今大部分女性都需面临的问题和抉择.
2.4 映射女性自我表达的异化
女性为了摒弃过去受压迫的地位,开始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并在互联网媒介平台上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受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女性在运用新媒体技术表达自我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化问题.
在思想开放的新时代,女性有着强烈的诉求表达自己,急于打破受男性压迫的状态,但现实是女性表达自我的方式并不是那么成功,那是因为当代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依然存在,而女性又急于找回真正的自我,而新旧思想的碰撞和现实的压力让女性处在迷茫和矛盾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女性很脆弱,无法明确真实的自己.就像“网络女主播”向社会传递的负面女性形象,反应了女性在自我表达迷失异化,错误的运用视频直播软件,错误的进行自我表达.
3 “网络女主播”的健康发展
“网络女主播”给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这种在线视频直播方式是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商家、广告业主和明星都在用视频直播来和受众进行互动,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网络直播平台还有很长的发展空间.而且新时代女性的解放也离不开对媒介技术的合理使用.所以解决“网络女主播”和其载体直播平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能单纯靠取缔,还需在文化、技术、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努力,寻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式.
首先,应该培养女性的主体意识,对女性进行价值观教育引导让其正确的认识自我,让女性能了解自身的特点,肯定自己的需要并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利用女性主义对女性生命意识的积极影响,构建健康向上的女性文化,让中国女性明白不能只关注职业带来的表面经济利益,而是应该在保持女性尊严的基础上走正确的职业道路.“网络女主播”应该积极创新职业形式和职业内容,当前很多主播另辟蹊径,直播做菜、直播教学吉他、直播化妆等,这些实用性表演获得了一批稳定受众.
其次,要正视新媒介技术的作用.新媒介技术虽然让女性有自由表达的渠道,但并不一定能让女性解放.新媒体技术在特定的制度、经济和文化体系中发展,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男性霸权主义思想不仅没有在新技术环境下消失,反而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渗透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包括女性在内的各个群体.女性需要积极利用并谨慎对待新媒体,不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要理智区分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对于污蔑、贬低女性的信息坚决进行谴责,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不能让这种自我表达的平台变成贬低自我的平台.
再者,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平等,不能仅靠女性,还需争取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虽说媒介和受众对“网络女主播”的解读注重的是身体视觉符号,但“网络女主播”自我错误的表达,也给了媒介和受众消费自身的机会.所以“网络女主播”应该改变现在的直播方式,做好自己来获得社会的认同.同时,媒介和受众也需要主动去理解女性,传媒工作者要提升自己的素养,传播积极向上的文化和优秀的价值观,在一个和谐公正的舆论环境提升受众文化品位.作为受众要自觉地抵制和女主播的不良应为,维护纯净的网络环境,这样才能有利于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加强行业监管也是必要的措施.针对“网络女主播”的不良行为,平台管理者应该对直播进行规范,制定完善的直播规则.2016 年12 月1 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个号称“最严网络直播新规”对平台、主播和受众都做了规定,如直播平台应有技术条件能及时阻断直播、主播一律实名制和实行黑名单制度、对受众的评论和弹幕内容进行管理等.这一新规的出现将会让网络直播呈现出不一样的姿态.我国和地方应该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比如对主播哪些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和处罚、派遣职业人士对各平台进行监管、保护媒介技术的发展,研究新技术以便更好地实行技术监测等等,从而维持一个健康有序网络世界.
4 结束语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女主播”让我们看到了潜藏在开放视角下实质上的男女不平等.男权对女性的暴力审美、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与刻板印象等都是阻挠女性获得独立的障碍,而女性自身也是女性争取自由的障碍,就像“网络女主播”没有足够的自主意识,才让男性对压迫女性看起来更合理,贬低了女性地位.同时,“网络女主播”也反映出在新媒体环境下,女性面临着发出声音、进行自我解放的机遇,但是女性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些反女性主义特征都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女性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出现的必然现象,面对这些现象,如何用女性主义进行引导,找到女性独立的道路并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仍然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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