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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载涛:从贝勒爷到全国政协委员

溥仕

爱新觉罗·载涛(1887-1970)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他一生历经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直到1970年病逝于北京,堪称这一时代变迁的特殊历史见证人.

新中国成立后,亲笔签名,任命载涛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因擅演猴戏,他又被风趣地戏称为“弼马温”.载涛被亲自任命之后,时常感恩地说起:“知我者,!”

下文为载涛幼子溥仕口述.

“老载”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权建立后,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长登门拜访.他告诉父亲:“你虽然是皇族,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尘不染,很不容易.在群众中有威望,现在请你出来参加街道工作.”从此,协助民警查户口、与邻居搞卫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动……都会出现父亲的身影.其中令父亲津津乐道的一件小事是,人们不再称呼他“七爷”“贝勒爷”,而改称“老载”.他觉得很新鲜,好像这个新称谓缩短了自己和人们的距离.

1950年春,父亲挚友、民革主席李济深来访,二人深谈良久.后来得知,李济深已向周总理介绍了父亲的情况,鼓励父亲要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不久,父亲应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的一席话令他激动不已:“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周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进而请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向大会写提案.

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同年夏天,父亲提出的《改良军马以利军用》的议案经、朱总司令批准,并交炮兵司令部落实.父亲捧着签署的委任状高兴地说:“我演猴戏,孙悟空只当上了天廷上的弼马温.这回让我当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那我就得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1950年冬,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需要,朱总司令直接下达命令,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选购25000匹军马转运朝鲜.父亲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紧接着,父亲又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视察调研并开展改良马种的工作.

年过六旬的“载顾问”奔波在甘肃、宁夏、青海,不畏严寒风沙,不辞辛苦劳累,甚至身上长了虱子,棉被缝里残留着耗子屎,仍然干劲十足地工作着.马政局干部郑新潮曾问父亲:“过去您没吃过这苦吧,您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儿都不比年轻战士差.”父亲爽朗地笑笑,拍拍腰间的说:“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周总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

父亲西北之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在塔尔寺会见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历史上,清朝300余年统治者的民族融合政策,使历代和班禅与清政府的关系很融洽.此次皇族后裔以人民解放军干部身份来青海工作,十世班禅很感兴趣,特约相见畅谈并互赠哈达.二是在宁夏工作期间见到了久别的女儿、女婿和一群可爱的小外孙,尽享天伦之乐.他的女婿达理札雅,蒙族,是阿拉善旗亲王.在解放战争中,他深明大义,率领全旗和平起义,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女儿金允诚(满名爱新觉罗·韫慧)承袭满蒙通婚传统,在草原上数十年夫妻相敬如宾,并在文教卫生妇幼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后任宁夏妇联副主任.父亲看到亲人的巨变,深感欣慰.

1954年,父亲参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彭真市长、刘仁书记与他亲切交谈.刘仁知道父亲是“老北京”,在不经意间问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听个人,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叫什么?”“金溥安.”这一问一答道出了一个秘密.刘仁告诉父亲,金溥安在敌伪时期任西陵守备队队长,保护皇室墓地,经过我地下党工作,已就起义大事商量妥当,但是事后此人消失了.

父亲听后既惊喜又不无遗憾地告诉刘仁:“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1944年突患脑溢血病故.”令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去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阵营,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金溥安的3个女儿先后穿上了军装,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

同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会场内外,大家特别关注父亲和另两位代表.一位是父亲的女婿、蒙族代表达理札雅,另一位是达理札雅的女婿、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杨复兴,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积极参加剿匪平叛战斗.他出生于世袭土司之家,但是他追求进步,主动废除沿袭三个朝代、历时530多年的土司制度,为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两代翁婿一起与会.这不就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写照吗?

女婿和外孙女婿进京赴会时,父亲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的高档饭店,非要他们挤住在家里.那低矮的平房、简陋的设施实在不能接待“高官”,可是这两位旧时的王爷和土司十分乐意这种安排.父亲更是得意地说:“这才是一家人!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住在平房大杂院里会更好地接近人民.”

1955年7月5日,父亲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在大会休息的时候,周总理把父亲介绍给,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聊了起来.

不久,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并被推举为民族组副组长.

1956年春节,我陪同父亲到李济深家拜年.交谈中,李伯伯提出了一个令父亲深思的问题:“你原本是晚清重臣,皇室成员,现在是人民代表,为新中国服务.你愿意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父亲听后点头表示应允.

1957年,父亲又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他遍访郊区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宣讲民族政策,检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所到之处,均受到群众欢迎.听到大家都尊称他为“载老”时,他感慨万千.

“七爷”“贝勒爷”“老载”“载老”,这四个称谓,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更令父亲感到,只有在新中国,人民的关系才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新时代,看到了中国的新生、民族的新生、家庭的新生和自己的新生.1970年9月2日,父亲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摘自《今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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