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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和城市的联姻
对中国乐迷来说,每年5月和10月都会迎来盛大的节日,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吸引着他们呼朋引伴、精心打扮,奔赴到各个城市的音乐节现场.
为何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向音乐节抛出橄榄枝？音乐节对于一个城市以及那里的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
显然,青年人已成为当下文娱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每年对音乐节的朝圣,正不断推动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与拓展.
“一个城市有音乐节,这个城市就会更有活力.”迷笛演出有限公司CEO（首席执行官）单蔚介绍.
走出大城市,向全国蔓延
国内音乐节从十余年前开始起步,2007年以来数量逐年上涨,2016年突破了200场.除场次越来越多、观众规模稳定增长外,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新的举办城市.
从城市的层级上来讲,音乐节在全国蔓延的脉络比较清晰.自2010年开始,音乐节逐渐走出北京和上海市场,向二三线城市扩展并渐入佳境.
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向音乐节抛出了橄榄枝.道略音乐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二三线城市音乐节有115场,同比增长91.7%,2016年新增的63场音乐节中,有28场演出在二三线城市举办,占比为44.4%.
在二三线城市,新近出现的音乐节往往与当地大型活动相联合,设置其他艺术展示和休闲活动,以期带动地方特色旅游.比如在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举办的水韵梨乡（国际）音乐节便和当地已举办28届的梨花会牵手,哈尔滨的夏季音乐节则常年和啤酒节共同举办.
从经济效益上讲,音乐演出市场的蓬勃,使得不少二三线城市将举办音乐节作为产业转型的路径.单蔚表示：“苏州有很多工业园区,但文化资源也要合理利用,音乐节是一个无烟环保的产业,其效益是长期的.”
一个背景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在2017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又首次将“音乐产业发展”列入“重大文化产业工程”中.
音乐节对于一座城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在经济效能上,也体现在精神引领上.深圳国际爵士音乐节、明天音乐节的策划人滕斐将音乐节比作 “烟火”： “打出来的时候能让远处的城市和人群知道那里在放烟火,通过烟火了解到这个城市的幸福程度.”
当一座城市的居民在音乐节中感受城市,其文化归属感更浓,位于保定的大激店世界音乐节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匠人手工艺展区、非遗展演等活动,迷笛音乐节则为各地的传统音乐设置舞台,以期介绍当地文化.
“往南方开”
国内音乐节另一个明显的蔓延趋势是“往南方开”.2017年5月的31场音乐节中,有21场在南方城市举办.
观察南方的前三甲战绩：上海和广东省各5场,江苏省3场,浙江省和四川省各2场.这佐证了单蔚的观点：“整体而言,沿海省市更多.”
南方城市为何能成为音乐节的重镇？
日本人民唱片创始人足立拓男认为,音乐节的举办城市要具备三个基本标准：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和环境到位、本地文化资源丰厚.
在这些方面,南方城市具有相对优势.单蔚举太湖迷笛的举办地苏州为例： “交通四通八达,对于外地乐迷来说便于高铁出行：本地具有很好的文化氛围,周围还有国学小镇,旅游资源丰厚.”
其实,要具备足立拓男所说的三个标准,必须有一定地域经济条件做支撑.豆瓣音乐主编许波介绍,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普遍优于北方,这也许是构成当今音乐节“南多北少”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北方城市的活力和人们的可支配财产可能不如南方.”
“当北方具有最大消费能力的北京市场明显萎缩后,把活动放到河北等地,又发现消费规模有限,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有限.”许波说.
涉及音乐节的一个老话题是“审批不易”.北京虽为音乐节发祥地,近年来要通过北京大型活动审批环节也不是一件易事.于是,2017年5月北京举办的6场音乐节中,4场为规模较小的室内音乐节．1场在体育场举行,仅有长城跑音乐节确定为户外音乐节.
在和安全管理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单蔚发现,重要的是彼此持续沟通、交流经验.在迷笛音乐节进驻太湖边的四年里,迷笛团队和苏州市局十分明确“安全第一”的共识,2017年单蔚将一本刚刚翻译出版的《英国大型活动管理指南》分享给管理部门,其中根据不同的场地、人数细化了1000多条活动管理标准.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北方尤其是西北,有望成为未来音乐节国庆档期的重点市场.
根据国家旅游局2016年发布的数据,西北丝路沿线省份游客及旅游收入增长都超过20%,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受“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影响,西北旅游线路渐渐成为国庆旅游热点线路,在沿途城市举办音乐节,是增长红利的巨大机遇.
不同的城市需求不同
举办音乐节,还要考虑不同城市的不同需求.
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音乐兴起的时代,音乐市场的地域壁垒正逐渐消融,任何城市都有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尤以大学生为主力,其在音乐品类上的选择也具有多元化特质.
另一方面,不同城市又的确具有一些鲜明的地方音乐资源.
孕育出“迷笛”“草莓”两大音乐节品牌的北京,可谓音乐节的发祥地,活跃着大量的摇滚乐队、乐迷；武汉曾在20世纪90年育了一批朋克乐队；成都和丽江近年来已是城市民谣的“灵感之城”；西安聚合了大批具有西北本地特色的独立音乐人……
因此,音乐节进驻不同城市时要结合本地音乐资源.单蔚提供了迷笛音乐节的经验： “我们在各个城市落地时,除了复制迷笛品牌模式,也比较注重各地的乐队资源,让这些乐队在自己的家乡演出.”
不同城市的文化脉络,也使得它们具有一定的主要音乐品类爱好,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性格,从而培育了垂直类音乐节土壤.
上海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代的商业文明发展、开埠以来国际文化的涌入,让上海从20世纪起就具有鲜明的“布尔乔亚”式文化爱好特征,也让这里成为如今爵士音乐节的大本营.
上海市静安区的金字招牌之一就是开办已逾12年的爵士春天音乐节.静安区作为文化发祥地,曾诞生上海第一支爵士乐队,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文化氛围让静安区意识到,轻柔温和、洋气十足的爵士音乐节完全适合在此落地.
以静安寺商圈为主的爵士音乐节户外演出,充分利用了南京西路公园、广场、高端商厦的地域优势,既让市民感受了音乐魅力与休闲的乐趣,又带动了节日期间沿街商业的繁荣.
一种生活方式
伴随市场化的历练,如今许多音乐节团队已经具备了专业化的经营意识,这种意识部分体现在多元模式与概念创新上.
如今,音乐节正在向打造“全新生活方式”的方向迈进,一个例子是,越来越多的音乐节都把创意市集作为了标配.
早在2013年音乐节市场渐渐抬头时,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厦门园区负责人陈小桐曾表示： “很多城市举办音乐节都弄成了‘晚会’,形式死板,没有互动.”他认为音乐节除音乐外,“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可以加入时行的动漫、健身、美食等”.
上海的简单生活节将文创与音乐相结合,它倡导一种时尚又务实的生活方式.简单生活节创始人张培仁曾表示： “创意本身也可以是一个节,不一定以音乐为主.”
2017年的“上海超级草莓”和网易云音乐合作,在市集上售卖独家的野餐垫、雨衣、毛巾等周边产品.据悉,摩登天空还有意在未来创办独立创意市集品牌Strawberry Market.
“城市生活是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城市人在日常生活中想找到有音乐的环境进行社交,音乐节就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无论是在类别还是在形式上,都将体现这种多元性.”许波说.
不能靠“一夜经济”
虽然音乐节在各地城市政府的支持下大有遍地开花之势,不过单蔚觉得,从最初的京沪转到二三线城市来,音乐节也面临着地域性壁垒.
这种壁垒更多是从品牌赞助的角度而言.二三线城市虽然也有本地品牌参与音乐节赞助,但一些著名品牌公司往往驻扎在一线城市,对于规模较小的二三线市场最初会持观望态度,而配合音乐节商业赞助的工作人员对二三线城市也较为缺乏经验.
这意味着音乐节必须在一座城市开拓出市场,树立长期的口碑,方能吸引更多一线城市著名品牌的资金投入.
目前,迷笛音乐节已经和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达成了14年的战略协议,将原格林乡村公园改造为太湖迷笛营.
长期扎根的另一好处是,主办方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合作更为默契.连续两年以50%速度增长的观众人次,以及零事故的成绩,让迷笛与苏州之间有了更高的信任度.
另外,由主办方直接经营场地,也使得音乐节现场营地的设施设备筹办效率更高.“免去了一些审批环节和不确定因素,在与主管部门沟通后,就能很快办好.”单蔚说,像铺设草坪这种事需要演出前几个月就做好,如果是首次和当地政府合作,审批过程就不短,审批通过后再铺设草坪可能就来不及了.
除企业和政府长期合作的形式外,也有文创园区长期打造本地音乐节品牌的案例.
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产业园2017年已是第四次举办明天音乐节,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副总经理张含介绍：“深圳不是旅游型城市,但城市文化是非常包容的,园区主办音乐节的定位不是赚钱,而是为了孵化和培育园区的创作和艺术氛围.”
如今的音乐节市场,不乏想赚快钱的拼盘式音乐节,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一个城市的音乐节品牌绝非“一夜经济”所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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