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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对历史事件报道的浸透效果

[摘要]今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第80周年,然而这段历史却正在被逐渐遗忘.为此．我国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对外传播往往致力于举证控诉,重新建构起全球苦难记忆.笔者通过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自2014年以来每年12月份的报道发现,我国近年来对外传播时注重突出历史事实论证的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依托公祭日进行仪式操演,实现大众传媒“浸透效果”：继续发挥亲历者群体的价值,不断加强人文精神渗透.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传媒报道 “浸透效果”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第80周年.长期以来,相较于同为世界灾难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正在被逐渐遗忘.以美国为例,据统计,面向美国公众发行的完整版或“权威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2016年8月,日本新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表示不接受南京大屠杀.对此,我国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对外传播往往致力于举证控诉,意图重新建构全球苦难记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15日刊发文章《让个体记忆成为人类记忆》,强调“只有当南京大屠杀的个体记忆变成民族记忆,并上升为国家记忆,直至人类记忆,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南京大屠杀爆发于12月13日,因此关于该事件的宣传报道量往往在每年12月份达到高峰期.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宣布设立国家公祭日,标志着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进入崭新的阶段,开始由国家层面进行主导.《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中国委员会的机关报,是中国对外开放综合性中文日报,也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主阵地.鉴于此,笔者选取《人民日报》（海外版）自2014年以来每年12月份刊发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27篇文章（共18719个字符）作为研究对象,评析我国近年来对外传播的举措.

一、突出历史事实论证的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有关我国遇难者人数的具体数据,统计的人数为30多万,但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目前能够完全确定的受害者仅为1.6万人,在对外传播中一味强调“30多万”容易造成国外民众产生失实感.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集体记忆内容结构的原点,对集体记忆内容的总体形态和结构起根本作用.如果传播的事件失实或者让国外民众感觉失实,将削弱对外传播效果,最终不利于集体记忆建构.据统计,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27篇文中,出现“30万”字样的仅有6次,表明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开始淡化这一数据,在事实论证上更强调公信力.

另一方面,作为建构全球记忆的素材,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事实除了已经过去的历史,还包括当下新的故事.随着部分历史文献资料的发现和开发,媒体有针对性地进行报道,扩散影响力.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5日刊发的文章《百份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陆续公布》,12月9日刊发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又添新证》,加强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利于建构全球记忆.

此外,27篇文章中有19篇为事务性报道,且每年报道的活动基本相同,属于重复性事务活动,包括国家公祭日、家祭活动、证言集会等等.法国学者凯撒·弗洛雷在研究记忆时曾提出“重复律”,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重复次数增加时,回忆、再认和节省的效果提高.通过对重复性活动的报道,可以培养国外受众的认知习惯,在每年同一时间段能回忆和再认相关活动及其引申的南京大屠杀事件,逐步建构全球记忆.

然而,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有时仍会出现失实问题.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8日和2015年12月12日均刊发了文章《<南京大屠杀辞典>首发》,前后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势必引发国外受众的质疑,降低南京大屠杀事件传播的公信力.

二、依托公祭日进行仪式操演,实现大众传媒“浸透效果”

2014年,我国将每年的12月13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以立法的形式把纪念仪式上升到国家层面.大众传媒依托于此向全球进行宣传报道,扩大公祭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强化国内外民众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记忆.据统计,《人民日报》(海外版)27篇文章中,有14篇涉及到国家公祭日,所占比例超过50010,“公祭日”一词出现次数达到31次,且集中分布在12月13日至16日时间段内.鉴于报纸报道通常延后一天,表明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公祭日活动期间报道量达到峰值.

保罗,康纳顿将“纪念仪式”视为集体记忆建构的两大途径之一,并强调应该关注其形式而非内容.南京大屠杀公祭日通过仪式制造和反复操演,突破时间限制,使民众在形式参与同体验历史事件.大众传媒则对仪式活动进行全球报道,拓展了空间维度,使全球民众都能共同参与到仪式操演之中,无意识间塑造头脑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景,实现“浸透效果”.对比《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3次国家公祭日的报道,仪式过程虽然基本保持不变,但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传播的仪式观并非一种传递信息的行为,其核心目的是通过神圣典礼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习以此保存和传承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学者王书川在文章中写道：“媒体对降半旗、奏国歌、拉响防空警报、敬献花圈、着深色服装、胸佩白花、摘帽、鞠躬、默哀、宣读和平宣言、撞响和平钟、放飞和平鸽等仪式性内容进行了全面呈现,对灾难墙、公祭鼎、12纵列13横列方阵、肃穆的表情、老去的幸存者等象征性符号进行了多角度叙写,这种仪式化报道让一座古城的悲痛记忆,上升为民族记忆、国家记忆,更写入世界记忆.”

三、继续发挥亲历者群体的价值,不断强化人文精神渗透

既然我国对外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为了举证控诉,重新建构起全球苦难记忆,那么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及其家属的证言无疑是历史最有力的证据.据统计,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7篇文章中,有11篇提及亲历者及其家属,包括夏淑琴等人的苦难记忆和家属的美好愿景.其中,2016年12月12日刊发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108人》直接罗列幸存者名单,更是对侵略者无声的控诉.

此外,《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对外传播时还注重引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话语.据统计,有10篇文章提及外国学者及团体的行为举动和话语观点,借此进行佐证.其中,2014年12月13日长篇刊发日本学者井上久士的专访文章,标题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事实》；2016年12月26日长篇刊发美国老兵易岳汉致安倍晋三的一封信,标题为《日本最应该先向中国道歉》.

然而另一方面,我国至今尚未能够充分发挥亲历者群体的价值.媒体更多时候仅仅是将其视为信息佐证来源,并对伸张诉求进行统一化处理.正如学者刘燕军所言：“就质而言,在很多时候,幸存者的出场和发声不过是‘仪式化’的乃至‘工具化’的.”侵略者屠杀过程被抽象概括,受害者和施暴者往往遭到模糊化处理,个体化诉求让位于“中国人”这一集体身份,人物的历史故事和内心世界没有得到深入挖掘.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8日和2015年12月10日分别报道的艾义笑、陈德寿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到日本参加证言集会,其诉求均被统一概括为“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毫无个体化特征.

集体记忆总是需要依托于一个具体的群体才得以形成、显现和传承,同时还依托于群体中个人的经验、理解和表述.国外民众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性格、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与国内群众相比有所区别,但仍有一些绝对的价值是根源于全球人类的共同人性的.一切野蛮行为,比如残酷的折磨、杀人、奴役、、大屠杀或种族清晰,都意味着对其他人类的否认.因此,应该深入探究日本士兵的深层心理动机和精神构造,将人文精神渗透到对外传播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突破不同文化观念的限制,引起国外公众的共鸣,建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全球苦难记忆.

注释：

[1]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中信出版社．2叭5年版

[2]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3]凯撒,弗洛雷：《记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4]杨松芳：《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建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6]王书川：《从“被遗忘”到“被关注”再到“成为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的媒介传播过程分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7]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8]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叭6年版

[9]刘国强：《媒介身份重建——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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