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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成为的前后经历

顾准(1915—1974),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1949 年5 月后曾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顾准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人.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解放之初的上海,经济任务繁重.并且,上海还苦苦支撑着财政收入的1/3.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在资金支持上,顾准功不可没.

当然,高效的工作离不开科学的团队建设.据时任顾准的秘书陈新华回忆:

一次,顾准突然对我说:“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的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

他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额头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忽然,他伸出左手狠劲往下一劈,朝我道:“对,来个‘大脑袋’活动!”

“什么叫‘大脑袋’活动?”我纳闷地发问.

“集中所有人的脑袋,融汇每个人的智慧,这岂非‘大脑袋’?”他笑着说.

“大脑袋”活动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全局员工都要到位于外滩6 号大楼的本部学习.顾准亲自上大课做报告.说是报告,更确切讲是谈心.因为他讲话从不用稿,而是针对大家的思想动态坦诚地和员工们交换意见,谈心里话.员工们根据局长的讲话,随时可以递张条子,写上三言两语都行.每当此时,顾准总是详细地做出解答,然后像珍藏宝贝似的把这些凌乱不堪、毫无规则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地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为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他总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少次,他都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一边用心听着汇报.有一回,我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便主动为他写好了上大课的稿子.

他接过来翻看了一下,低声问道:“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

“当然是你局长做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顾准莞然一笑:“既然是我做报告,那就应该我自己动脑筋,自己动笔头,怎么能叫你代劳呢?” 

“大脑袋”活动激发了广大财税干部的主人翁意识,也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位头发花白的员工激动地说:“我做了半辈子旧机关的小公务员,从来都是在局长面前低头听训,而现在却是局长和我们一同商量.上面没有官架子,下面没有畏惧心.” 

当时的上海,三个局长最忙,一个是局长杨帆(1912—1999),一个是工商局长许涤新(1906—1988),还有一个就是财、税局长顾准.

组织上给繁忙的顾准配了三个秘书,其中税务局的秘书刘方锦跟他关系最近.

工作中,刘秘书发现顾准有一门绝活——速写.

一次,他起草讲稿,一个小时写了70 张纸,刘方锦连抄都来不及.

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顾准握笔的姿势很奇怪,笔身同桌面夹角小于30°笔尖斜抵着纸飞快地滑动,一个个俊秀的小字便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

对顾准而言,一边主持财务局的党代会,一边写税务局的年度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完全是家常便饭.在召开办公室会议时,他总是让各处处长先说,待大家都发过言了,才画龙点睛地总结几句.有时甚至连总结都没有,只说一句:“好,既然各位都清楚了,散会!”

1950 年5 月,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宣布顾准正式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这项任命的政治信号非常明显:顾准已然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前途无量的他吸引了众多年轻漂亮的上海女孩,公开示爱追求的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有的听了顾准的报告后,专门跑到后台去看真人,要签名;有的干脆直接在市府门口堵顾准的专车,当面递情书.

一次,刘方锦在办公室拆阅群众来信,无意间发现一封含情脉脉、令人脸红的情书.他将信纸小心地塞回信封,交给顾准:“局长,这是您的私人信件.”

顾准看完后哈哈大笑,并不避讳:“以后再拆到这样的来信就不必拿给我了,直接处理掉.”

这是顾准人生辉煌的顶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征税工作统一采取“评议”的办法,即由一两个工商界著名人士在行业会议中提出各户应摊派的税额,大家点点头就算通过,以后便按此交税.而顾准在上海搞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可谓自行其是,独此一家.

弊端很明显:“自报”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对上海工商业如数家珍的顾准却相信一切在他掌控之中,毕竟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对税务的认识都是从他和潘序伦那几本书中学到的,又岂敢班门弄斧?

再加上“轻税”的红脸和“重罚”的黑脸,顾准觉得税务工作已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

则不作此想.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这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再三发电训斥顾准,责令上海整改.

顾准坚持己见,执意不改,但为了减轻上面的压力,在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后,他提出一套“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中和方案.

首先,根据普查将所有税户分为3 类:

一、账册齐全的工商业大户;二、账册齐全的中小企业;三、没有账册的个体户、夫妻店.

第一类由市税务局稽核处专管查账,第二类由区县分局专管查账,第三类则不查账,只收定期定额的工商税.

由于新办法科学公正,一出台便受到企业的欢迎.在陈毅的力挺下,上海全面推行顾准的征税方案,收入激增.

1951 年12 月,陈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表态,说“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于是,这套税务制度开始在全国施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时隔多年,上海财税系统的老职员提起顾准仍充满敬意:“顾准局长来事(能干)!大老板、小摊贩,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争论结束,真理打败了谬误.然而,因为得罪了某些高层,顾准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崎岖坎坷.

天堂地狱一念间

1960 年,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科学院担心下面的人被饿死,发通知让正在河南商城的顾准等人返京,另觅新的改造基地.

临行前,顾准在日记中一语成谶地总结道: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自然灾害’),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物质的补偿!”“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顾准这样形容离开商城时的心情.

颠簸的汽车上,摇晃的人群挤碎了挎包里的豆馍——是一个好心的老乡临走时塞给顾准的.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信阳俯拾皆是的炼钢炉.当汽车驶过名震全国的“赶英”“超美”公社时,顾准发现,所谓的赶英超美的“模版”,不过是两个破集镇,连江南最普通的农村都比不上.

1 月20 日,坐着被信阳百姓视为“诺亚方舟”的火车,顾准抵达北京.

换乘中科院派来的大客车,在动物园门口下车,往南走两公里就是顾准的新家——百万庄职工宿舍.这一带在当时非常荒僻,几十栋一模一样的红砖楼鳞次栉比,宛若迷宫.

两年前,顾准被打成,一家人从中科院的专家楼搬来这里,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两年间,从河北赞皇到河南商城,顾准在北京新家待的时间不超过3 个月,以至于当他扛着行李回来时,摸黑找了1 个多小时,才认出自己家的单元楼.

窗户里黑乎乎一片,家人均已安睡.

妻子汪璧听到动静,起身开门.对顾准的蓬头垢面,她一点也不惊讶,能活着回家,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顾准换了衣服,洗漱完毕,在台灯前枯坐.身处北京,心却留在了商城.日记中他写道:“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再过7 天就是农历新年,顾准稍事休息,外出散心去了.

在天安门广场,他看到《人民日报》上铺天盖地介绍过的“十大建筑”.这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工程,以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为代表.

望着这些气势恢宏的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建筑,顾准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信阳那些倒毙在路上的浮肿尸体.

他已无法融入这个时代,只能在家同妻子倾诉衷肠.而作为财政部的处级领导,汪璧不知该如何面对丈夫所说的那些“天方夜谭”,更不要说被严重洗脑的孩子们了.

落寞的他只好对着日记本倾诉:

厉行上调后,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呐!我禁不住一阵阵地心头绞痛!

顾准一天到晚表达不满,句句反动.比如说农村应鼓励单干, 允许两极分化;群众去商店买钉子,只有大钉子,没有小钉子,因为国营工厂按吨计算产值,不讲实际效益.更恐怖的是,顾准还经常给子女普及一些诸如“马克思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论述不一定正确”的观点.

有一次,一个亲戚来家里做客,顾准比划着跟他讲“大炼钢铁”:在泥地里挖个坑炼铁渣,泥土导热,你说怎么炼?亲戚吓得脸色苍白,落荒而逃,汪璧为此很不高兴.

因立场不同,长女顾淑林经常和自己的父亲吵架,她凛然的神态深深地刺激了顾准.在同汪璧商量后,夫妻俩决定:今后就让孩子们把顾准当“反党”来看,不再争论, 以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正常成长.谁知,这个痛苦的抉择竟草蛇灰线地为日后埋下一出更大的悲剧.

“数学博士”再陷惊心动魄

1964 年,副部长周扬到中科院发表讲话,说代表党,号召大家进一步活跃思想,争取在学术上多出成果.

按理说顾准经过两次打击,也该学会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了,但一听周扬的讲演,他又激动了,不但以“群星灿烂”来形容这篇报告,还自学起高等数学来,想为进一步钻研经济学打好基础.

据顾准身边的数学家检验,顾准竟无师自通地达到了数学博士的程度.

2 月,经济学家骆耕漠召集政经组讨论张闻天的经济论文.文中,张闻天呼吁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一切生产计划都不应违背价值规律.

这的确是医治“左”倾顽症的良药.顾准看后虽觉气味相投,但仍感前总书记还没说透,便在家中赶写了一篇附和的文章,在肯定张闻天观点的同时,提出:“目前在我国应大力提倡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 月,政经组学习“毛选”.顾准冒着生命危险酣畅淋漓地宣读了一篇“学习体会”,跟当时“反修备战”的浪潮大唱反调:“当前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应该学习德、日、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方针.”

当让全国人民都向雷锋学习时,顾准却告诫青年人“不要堕入盲从”.并且,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应该倡导‘个人主义’,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凡人不当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一个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8 月,顾准将经济学家孙冶方布置的“命题作文”《粮价初探》交给他.已感到黑云压城的孙冶方看都没看便意味深长道:“今后,你就不要参与这项工作了.”

顾准没听出弦外之音,不悦道:“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从哪来回哪去好了.”

孙冶方急忙摆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看你还是在这里好!”

直到一个月后孙冶方被陈伯达和康生(时任书记处书记)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顾准方才如梦初醒.

“摘帽”顾准自然也跑不掉.他被称为“孙冶方幕后的狗头军师”“反革命理论家”,一些诸如“我永远也不进人民大会堂”之类的“黑话”被揭发出来,和骆耕漠、张闻天一起被诬为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面对一年39 场的批判浪潮,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孙冶方坚如磐石、大义凛然.他公然宣布接受挑战:“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顾准更硬,铿锵有力道:“我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

张闻天也以沉着镇定的态度应对这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在家中的台历上,他自我激励地写道:“肩膀上应该长着自己的脑袋!”

色厉内荏的工作组一边斥之“死不悔改”,一边又拿这帮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毫无办法.

正僵持间,祸从天降.

顾准的外甥、大姐陈秉珍的儿子宋德楠出事了.

只身在京求学的宋德楠逢年过节常去看望舅舅,而顾准也非常喜欢这个善于思考的上进青年,有什么读书心得都与他分享交流.

一次,宋德楠和顾准谈起,他与几名清华的同学成立了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参加的人不少.顾准一向开明,不觉得宋德楠此举有何不妥.

然而,当顾准被揪斗的同时,“研究会”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

当毫不知情的宋德楠来找顾准时,因“四清”工作组定下的“不准把运动情况传至所外”的铁规,顾准并未将孙冶方和他已成批判重点的事告诉外甥,反而破口大骂了一通“四清”运动,以为宣泄.同时,他好意提醒外甥务必谨慎,清理重要资料,不要“鸡蛋碰石头”.

不久“研究会”的两个头头决定向有关部门坦白,宋德楠和其他成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计可施下,一起到百万庄向顾准求援.

有关部门获悉这一动向后,迅速采取行动,对这批大学生进行严格审查.几番逼供后,涉及顾准大量“反动”言论的材料被工作组掌握.

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斗争开始了.

(摘自辽宁教育出版社《非如此不可:顾准传》作者:吕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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