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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集体户生活

1968 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进行”了三年.此时的造反派队伍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因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而受社会歧视,开始退出“战场”；一部分人因对这场运动产生疑问,开始当“逍遥派”.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笃信的“最高指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下决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是,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该关的关了,失去了“造反”目标的造反派,不免有点焦虑.而且,当时“派性”斗争恶性发展,由“文斗”转入“武斗”,由动嘴动舌发展到动动炮.全国陷入到的内乱与动乱之中.

号召造反派“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下面各派就是谈不拢.说“革命委员会好”,要求全国各地普遍建立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可有些地方就是建立不起来.派“军宣队”进驻各地实行军管,局面仍无明显改观.“造反”上瘾的造反派颇有点“不服天朝管”的意味.

我们这批1966 年毕业且已拿到书的初中生,被后来入校的学弟学妹们不容分说地推到“高中”的位置,尽管我们没上过一天高中课.后来,我们这批从1966至1968 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被人统称为“老三届”.

当时大学停办,工厂停产,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伟大领袖为我们安排了出路,这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早就有让我们敬佩的先进典型,比如江苏盐城的董加耕、天津宝坻的邢燕子.他们的事迹让我们坚信：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农村.尤其那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名言,更让我们有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

为了“预热”,学校请回了1964年毕业后主动要求下乡的学长马力学,让他给我们作报告.马力学当时已升任敦化县黄泥河镇团山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的报告主旨就一个：“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1955 年讲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此后,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号召我们这三届毕业生主动报名下乡.我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况且我对下乡务农并不反感,因为我们肩负着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教育农民,改造农村.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递交了下乡申请书.

后来的事实告诉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以国家的名义出台的强制性政策,与本人是否自愿是否提出申请并无关系.

下乡名单公布出来后,我发现,我们被集中安排在敦化县的额穆和黑石两个公社.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任命为额穆公社靠山四队集体户的户长.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集体户不仅有男有女,而且打破年级界限,三届毕业生混编在一起,有些低年级的同学我并不熟悉.

据说,林业局机关有人对送子女下乡提出了异议,说国家讲的是“上山下乡”,我们的子女可以“上山”到林场,何必“下乡”呢？意见反映上去,被驳回.三年后,政策作了调整,林业职工子女不再“下乡”了.林业局在沟里建了几个大集体户,接纳职工子女“上山”开荒种地.

1968年9月25日,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因为从那一天起,我由一名中学生变身为一个农民.按当时的说法,是一个负责“修理地球”的农民.

那天,在黄泥河林业局小火车站喧闹的锣鼓声中,我们踏上了森铁处调来的“专列”.不是运送旅客的客车,也不是运送给养的罐车,而是运送木材的平板车.完全没有后来读到的许多大城市“知青”告别父母时的凄恻与哀伤,我们意气风发地奔向未知的“广阔天地”——额穆.

在东北,额穆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额穆是满语“额穆赫索罗”的简称,意为“水边的哨所”.这里的“水”,当指流经额穆的珠尔多河.公元1407 年,明朝在此设立哨所.清初,这里更是由吉林通往宁古塔的重要驿站.江南名士吴兆骞在顺治年间被流放宁古塔,途经额穆时曾留下“树梢月犹见,城头角已残.荒途分五国,归骑发三韩”的诗句,足见额穆在当时所处的交通中枢地位及人员往来不绝于途的繁盛境况.公元1738年,乾隆皇帝在此设立了佐领衙门,驻军120 人.公元1909 年,清廷在此设县,直至1948年撤销.

车到额穆,凡有安置“知青”任务的生产队都派来了马车.我们把行李放上马车后,便徒步前往公社大院集中,参加公社召开的欢迎大会.一位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台致欢迎词,我则代表我们这批“知青”表达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说了一些“踏两脚牛屎,炼一颗红心”之类的豪言壮语.欢迎会结束后,我们便跟随车老板儿周大爷前往靠山屯.后来得知,周大爷不仅是车老板儿,还是老党员,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大概由于当队长时抓工作过“狠”,社员背后都叫他“周扒皮”.

从额穆到靠山12 华里,路虽不远,但道路泥泞,特别不好走.周大爷说,走不动的可以上车坐一会儿,歇歇脚.可谁好意思上车？车到村西头,远远地看到一群人列队路两旁,未及走近,便听到了“热烈欢迎”的口号声.领头喊口号的是个手举《语录》的年轻人,后来知道叫王贵君,是靠山四队的团支书,其余的则是队里的一些小学生.王贵君和弟弟王贵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我们到靠山时,这个日本女人已经回了日本,兄弟俩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集体户的房子是生产队特意为我们新盖的,我们到达前火炕刚刚搭完,炕面和泥墙都未干,生产队安排我们分别住进了社员家.我和几名男生住在饲养员米德余家.米大爷人很耿直,外号“米大倔子”,后来成为我们集体户的“贫下中农户长”.

住在社员家毕竟有诸多不便,我们不得不在上冻前搬进集体户新房,自己起伙做饭.集体户的住房是四间平房,从东至西依次是一间女寝室,一间厨房,一间半男寝室,半间库房.从那天起,男生轮流挑水,女生轮流做饭.虽然女生的厨艺各不相同,但不管做好做孬,没谁说咸道淡.按“”期间的“规矩”,每天早饭前我们得集体向挂像“早请示”,其实就是背《语录》.晚饭前,我们得集体“晚汇报”,就是跳“忠字舞”.

挂在男寝室门框上面的像,是我们从黄泥河带来的.这种近似“迷信”的举动,现在说起来可能很少人理解,但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境.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包括全国人民）那时的神经确实有点不正常.

这个冬天,由于屋墙潮湿结霜,我们犹如生活在冰窖中一样,晚上得戴棉帽子睡觉.

靠山大队下辖六个生产队,依次分布在新集、黎明、靠山、丹北和新民五个自然屯里.靠山屯户数最多,分两个生产队,即三队和四队.两队社员的住房混杂在一起,并无界线.靠山屯名为“靠山”,附近并无高山可“靠”,属丘陵地貌,耕地也大多在漫坡上.因土质肥沃,靠山屯的粮食产量在全公社还是靠前的.当时有个口号很流行,叫“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是指国家按不同地域下达的粮食生产指标.“上纲要”是指黄河以北农区要达到亩产400 市斤的指标；“跨黄河”是指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农区要达到亩产600 市斤的指标；“过长江”则是亩产800 市斤.可见当时的粮食产量低下,完全打破了1958 年“大跃进”期间动不动就亩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的神话.

因为靠山屯打粮,所以劳动强度也大.“要吃靠山饭,就得拿命换”,说的就是活儿累.第一天下地割黄豆,集体户同学大多撵不上趟.晚上收工时,抓黄豆秆儿的那只手被尖硬的豆荚扎满了小眼,麻酥酥地疼.当时的农活儿,并无太多技术含量,很大程度上就是拼体力.尤其冬天刨粪,没点儿力气连尖镐都举不起来.那时生产队非常重视积肥,把人畜粪尿和垡子土掺合起来堆成粪堆,冬天倒一遍,第二年开春撒到地里.所以要在寒冬腊月把粪倒一遍,一是要冻死其中的虫卵和杂草种子,二也是把肥沤得更熟一些.作用多大,不得而知.

有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王凤臣找到我,说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让我出任靠山四队基干民兵排的排长兼大队基干民兵连的副连长.后来到位于黎明屯的大队部开会,我见墙上贴着大队基干民兵连的组成名单,副连长里确实有我的名字.不过,直到我离开靠山屯,我这个“排长”兼“副连长”既未摸过,也未参加过任何一次军事训练.但在当时,这个角色还是好多人做梦都想当的一个小官职呢！

1968年12月22日晚,“红色电波”传来了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那时的东北农村,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公共通道就两条:一是报纸,二是由公社广播站管控的有线“小喇叭”.“小喇叭”真的就是一个简易的喇叭,装在一个四方匣子里,挂在各家各户的墙上,有一拉线开关由住户控制.“小喇叭”每天只在早晚各播音一次,基本上都是转播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自办节目很少.村民也有把“小喇叭”叫“电匣子”的.

“小喇叭”传来的“最新指示”让我异常兴奋,心想,伟大领袖远在北京中南海,还挂记着我们知识青年的事儿,并专门为我们写了一条“最高”也是“最新”指示,这是我们多大的荣耀啊！

按“ ”期间宣传“ 最高指示”不过夜的惯例,我领着集体户的同学在星光下绕屯一周,呼喊了一通“热烈祝贺”“坚决拥护”之类的口号.现在想,那些躺在热炕头上尚未入睡的老乡肯定会说：这些小青年干了一天活儿不知道累,是不是哪根筋出了毛病？

后来的事情更有“毛病”.我以倚马可待的速度写了一篇发言稿,表明我们听到“最新指示”后的心情与态度,然后赶到饲养所,请饲养员米大爷给我们选四匹能跑起来的马,我们四个男生要代表集体户连夜到公社去“表忠心”.米大爷面有难色地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你们去问队长吧.

政治队长李长荣不太好说话,我们找到了生产队长毕洪生.毕洪生脑瓜活,对我们一向很热情.他说,这是正事,我支持你们.让老米头儿给你们挑几匹好马.一路疾驰,我们终于争得“头功”.虽然公社领导没见着,但公社广播站的女播音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我“表忠心”的发言作了录音.第二天早上,我在“小喇叭”里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不过有点失真.

几天后,生产队订阅的《红色社员报》来了,上面登载了那条“最新指示”.仔细琢磨后我发现,让我们下乡并非是为了“教育农民”,而是要“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身份定位发生了逆转,这让我心里很失落,也很纠结,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顿时灰飞烟灭.不过领袖的话毕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只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在“最新指示”中所以强调“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大概他心里清楚,农民其实并不真心欢迎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因为这些人要参与年终分配,必然挤占当地社员的收入份额.

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大寨评工计分法”,每月以“自报公议”的方式评定一次.年底决算,靠山四队的劳动日值达一元零五分,这在全公社算是比较高的了.后来听说,有些穷队干一天活也就挣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个别农户扣除口粮后,还得向生产队倒找钱.那时农村有不少“三靠”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农民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春节回家,我是兜里揣着90多块钱登上小火车的.父母很高兴,也多少有点意外.母亲说,想不到,我大儿子也能挣钱了.

转过年开春,生产队给集体户拨了两块地：一块在村边小河东,种了些蔬菜；一块在村北的山坡上,种了些粮豆.打下来的黄豆,到公社粮库换回一缸豆油.

夏锄季节,天不亮生产队长就敲钟,把社员轰起来去铲地.集体户的同学每天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扛起锄头,顶着星光,蹚着露水,踉踉跄跄地走向田野.此时,我才体味到“要吃靠山饭,就得拿命换”的实际内容.早晨这气儿活叫“打早垄”.打完“早垄”才能吃早饭.晚上收工时,天上的星星又出来了.在“大帮轰”年代,尽管起早贪晚披星戴月地干活儿,但农民头上那顶“贫困”帽子仍然无法摘去.

1969年春,额穆公社召开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思想讲用会,我在会上介绍了我们集体户的情况.5 月底,敦化县召开首届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思想讲用会,每个集体户都选派一名代表出席.6 月1 日,额穆公社出席会议的代表到照相馆合影.每个人都胸带像章,手捧《语录》,青春年少的脸上,仍散发着一片真诚与忠诚.

1970 年3 月,森林部队征兵,我被大队推荐去公社卫生院参加体检.3 月18 日,我被批准入伍；21 日我离开集体户到县人武部报到.

临别前,集体户同学为我送行.那天晚上我喝了点酒,都说了哪些醉话已不记得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心存愧疚.当初誓言“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如今我作为户长却第一个撤出“阵地”,这不是当了“逃兵”吗？

今天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违社会发展规律的“逆行”,不仅造成文化教育上的“断层”,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而且滞缓了中国迈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集体户,这个带有特殊年代“胎记”的组织形式,在知识青年“集体大逃亡”的冲击下,终归“无可奈何花落去”,消失在历史的滚滚烟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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