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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学历继续教育转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作为中国未来10 年教育发展的“路线图”,自2010 年7 月出台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次《纲要》对继续教育给予极大的重视,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对继续教育进行系统规划,肯定了继续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任务.[1]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现涌入社会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具备本科学历,导致培养层次最高水平为本科学历的继续教育的招生数量逐年下滑,学历继续教育逐步完成历史使命,在此形势下,高校为顺应服务社会、终身学习的理念,应该大力推动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的快速发展.我国继续教育的鼻祖清华大学,曾在全国有100 多个远程学历教育教学点,而早在2005 年就决定全面暂停现代远程成人专升本学历教育的招生,内部人士解释原因是“不想让网络教育砸了清华的牌子”,学校在经过严谨广泛的调查之后,以壮士断腕之心决定把教学力量集中于更能够树立学校品牌形象的非学历培训.经过十余年的专业发展,清华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无论在业绩还是荣誉上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成为全国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最强主体.
1 我国非学历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
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虽然发展迅速,日渐成熟,但其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1.1 缺乏权威的法律保障机制
我国很多地区普遍认为非学历继续教育是高校开展教育的附属产品,甚至有些高校把非学历培训定位为学校创收的窗口,非学历培训在高校内部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既没有继续教育的发展规划,更没有具体措施,这不仅有违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而且给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带来严重阻碍.我国教育界对于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不重视很大程度是由于缺乏立法保障.国外学者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这个国家继续教育人数比重和教育质量上,在发达国家,继续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规范的制度建设层面.[2]而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保障继续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2004 年2 月10 日,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第30 条曾经提出“五修四订”的目标,并力争用5～10年的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3]2009 年1 月,教育部宣布,2009 年将大力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启动《终身学习法》起草工作.但至今距离《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的10 年时间只剩1 年,《终身学习法》仍然还处于立法调研阶段.
1.2 教育资源匮乏、师资结构不合理
相比普通教育,非学历培训无论在优质教育资源还是师资结构上,都差距甚大.首先从教育资源来看,培训课程设置单调、陈旧,脱离实际,缺乏活力和吸引力.很多继续教育机构直接照搬普通高等教育的课程内容和体系,一味地讲授理论知识,缺乏针对继续教育对象———在职人员的实操性内容.[4]造成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学习与设计应用脱节的现象.其次从师资结构来看,从事非学历培训工作的教师大部分是各院系的教师,他们普遍认为非学历培训的课程内容“缺乏智能因素”,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探索研究其内涵及相应的教学方式.再者,教师从事非学历培训的工作量和自身职称晋升没有任何关系,学校缺乏相应的激励政策,肯定教师从事非学历培训的重要性,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的继续教育工作.
1.3 管理机制落后
就宏观层面,政府机构对继续教育疏于管理,将管理和办学职能都下放给高校,也没有相关的管理约束政策.而微观层面,高校内部普遍存在管理机制不灵活,过于僵化,职能部门与各院系之间协调不顺畅的情况,难以从学校层面整合全校资源形成办学合力,整体非学历培训市场混乱,缺乏统一管理.例如厦门大学,各院系多头办学,除了继续教育学院开展非学历培训外,有些校内单位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办学,管理混乱.虽然学校在2014 年6月成立了“厦门大学继续教育管理办”,也出台了相应的《厦门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厦门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等政策,旨在规范全校非学历继续教育业务.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惩处措施,所谓的“管理”并不奏效,有些校内单位依然存在违规办学现象,有些行为甚至损害了学校自身的声誉,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 推进我国非学历继续教育转型发展
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当务之急是打造稳固的基础.没有奠定扎实的基础,大家就蜂拥而上堆砖砌瓦,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大楼终将坍塌.加强非学历继续教育转型发展非一日之功,需要政策、机制、资源等多个方面协同并行.
2.1 加强顶层设计,加大重视力度
首先需要法律法规的认可与保护,国家、教育部要加强对非学历继续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非学历继续教育在构建终身学习社会的战略地位,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进一步提高社会成员对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5]顶层设计的特点是大方向、高层次、谋长远、讲协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国家、教育部要制定非学历继续教育总体方案、框架、政策、机制及目标等,为高校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事业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并且保驾护航.
2.2 突出办学特色,推进产教融合
非学历继续教育是高校服务社会的窗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要紧密与政府、行业、企业的关系,加强合作办学,集聚社会资源,推进产教融合.目前,国内有一些行业背景深厚的高校,利用行业优势,由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相关兄弟院校、政府部门、行业机构等主体,共同整合资源,实施专项培训.例如,华北电力大学作为国内具有显著电力行业特色的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长期以来为电力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的技术和管理骨干人才.2013 年,华北电力大学联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打造“中国电力行业远程继续教育网”,为电力企业提供更高效的培训方式.[6]河海大学与国内高校水利院系、长江委员会、黄河委员会、政府水利部门等联盟,向全国3000 多个县的水利部门输出资源.[7]西南交通大学与全国铁路局合办的“高铁走出去”人才培养行动计划,已向非洲、中东等境外地区输出高铁技术人才培训.[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中石油中亚地区签署人才培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中亚培训中心,为中石油海外战略提供员工培训和人才支持[9].
2.3 健全机制
非学历继续教育没有普通高等教育那样的财政拨款,它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点,因而在办学时要遵循市场规律,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让从事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机构直接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从学校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转变出来,以“企业管理”的理念去组建和管理新型非学历继续教育机构.[10]浙江大学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已经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继续教育学院下属的市场开拓部门分为区域推广部、企业培训部、行业培训部、综合培训部、直属学习中心,区域推广部又细分为浙江区、华东一区、华东二区、华北华中区、华南区、西南区、西北东北区,各中心相对独立运行,中心的管理人员大部分为自聘人员,采用企业激励机制,并且鼓励各中心相互竞争,共同开拓全国非学历继续教育市场.在这种有效的机制运行下,浙江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收入高达数亿元,是我校学习借鉴的典范.
大力拓展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工作对于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非学历继续教育依托品牌战略定能提高其教学质量与水平,提升其在教育领域的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其服务社会、服务经济的职责.
继续教育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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