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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第一女交通周惠年的传奇人生

【她,曾被陈云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她,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时刻进入交通局,成为“第一女交通”;她,参与了特科的一系列锄奸活动,带着武器协助行动;她,数次入狱,几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却痴心不改,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党的怀抱……她,叫周惠年.】

假扮夫妻建立交通联络点

我妈妈(注:本文讲述者为李钊,周惠年之子,原中国民航局副局长)1911年3月出生于河南信阳谭家河镇.因家境困难,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1926年北伐军到了这里,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她在补习班上接触了初步的革命思想,并为地下党完成一些印送传单、送信的任务.

1928年她发传单的时候被捕,北伐军的宪兵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比较进步,大概也看她年纪比较小,没有太难为她.软禁三个月后,我妈妈被释放.

不过后来,地方的红会很厉害,专抓参加、剪短发的,我妈妈也剪了辫子,就到处躲藏.她先跑到鸡公山躲了一段时间,下山时又正赶上红会抓人,她跑到信阳车站,正好火车司机是我们党的人,就让她上了火车.于是,她从鸡公山一路逃到了上海.她的第一个领导就是吴德峰(注:我党隐蔽战线负责人),开始在他的领导下,做交通局和河南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

我妈妈说,当时做驻机关的交通员很苦.为了掩护,单身男女都要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那会儿她还小,大概才十七八岁,开始不愿意,吴德峰就批评她,说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假夫妻的生活费用很少,按规定女同志每月一块多银元,要用于各方面的开支,核算下来每天只有四块铜板,也就只够买一副大饼油条钱.以至于入冬了,她还只能靠几件单衣御寒.

当时都没有真名字,而是用一些化名、代号称呼.比如,我妈妈那时见过陈云,他那会儿装扮得像个账房先生,耳朵上老夹着一支笔,叫“老开”,就是大老板,我妈妈是后来到延安以后才知道了他的真名和身份.潘汉年比较年轻一些,就叫“小开”.有的人就叫“王先生”,或者“眼镜”,但她后来再也没有碰上,就始终不知道是谁了.

带着武器的漂亮“阔太太”

大概到了1931年3月顾顺章叛变以后,我妈妈就被调到特科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末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直属,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11月,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

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曾经加入上海滩上的“青帮”,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具影响,成为工人领袖.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送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据说在学习中就表现出了不寻常的特工天赋.1927年初归国任政治保卫局局长.

特科成立后,作为特科科长的顾顺章,亲手建立和安置了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甚至顾顺章的家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联络站.顾顺章的副手谭忠余和他是宝山同乡,也是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伙伴.

特科共有四个科: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其中的特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在特科内部也称“打狗队”.“红队”的队长由顾顺章亲自担任.“红队”队员人人身手不凡,主要负责武装保卫党及其领导人,以及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劫持、营救被捕的领导人;以及锄奸,即采用的方法惩处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1931年3月,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离开上海后,在汉口被捕叛变了.幸好关于此事的密电被在南京卧底的特科情报人员钱壮飞破译,并设法迅速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采取应急措施,两天内,在上海的重要机关、主要领导人的住所,统统紧急大搬迁.周恩来还切断了顾顺章可能联系的一切线索,并进行重组特科等善后工作,这才避免了遭受全体覆灭的打击.

我妈妈去了特科后,就在行动科协助谭忠余工作.当时红队要到哪个地方有行动,真正做行动的人是不带武器前去的.而我妈妈那时比较年轻,一打扮也挺像样,就弄一辆黄包车,她坐在上面,仿佛一个漂漂亮亮的阔太太,但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带着武器——行动用的其实都藏在车里.

不过,做这个很危险,最怕的就是碰见“抄把子”的——就是搜身检查.有一次,她正好坐着黄包车去执行任务,老远看见前面堵着人,有背着的军警一个一个地挨个搜查行人,她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赶紧叫车夫拐上了旁边的另一个路口,绕道走了.

后来,我母亲和谭忠余结婚了.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一个机关,她就扮成家庭主妇的样子,其他的同志有的装扮成亲友,有的装扮成佣人.大概没过多久,就碰上向忠发叛变的事件.

周恩来突然出现在秘密联络点

当时,顾顺章的叛变实际上还是让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的秘密太多.因为他,武汉方面的联络员全部被捕杀,几个要人如恽代英、蔡和森等皆死于顾顺章之手.而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也正是因为顾顺章的设计抓捕.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早年参加了工人运动.后来,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向忠发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六届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的第三任总书记.

但是,向忠发的政治水平、领导能力都很差,而且无组织无纪律,生活堕落,当时正与一个风尘女子姘居.顾顺章曾经为这个女子介绍了一个女佣,所以他就循着这个线索布下暗探.

原本,顾顺章叛变后,已经决定让向忠发尽快到苏区去,在准备启程的时期,负责向忠发安全的周恩来怕他出事,让他暂时和自己同住,并嘱咐他这段时间不要出去.而那个女子被安排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母女住在一个小旅馆,等待分批走.然而,向忠发偷偷溜到小旅馆去私会,并在旅馆留宿,结果第二天早晨出来时,被敌人暗探认出被捕.

上海当年形势非常险恶,特别是顾顺章叛变后,秘密工作就更谨慎,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并且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就要考虑到可能是出事了,要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撤退疏散.

那天,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立刻觉得有问题,去找谭忠余.谭忠余当时和我妈妈结婚不久,这个新的联络点比较秘密.周恩来一直等到天黑才到,主要是商量怎样把向忠发救出来,谭忠余便带着出去了.但几个钟头后,谭忠余回来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因为他们在周恩来住的那个地方布置了暗哨,结果发现国民党的特务去了.

那天,周恩来与谭忠余两个人商议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粘上小人丹胡子,化装成日本人外出,大概三天后,准备工作做好,就去苏区了.

(据《北京青年报》)

——/附录/——

第三次被捕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形势紧张,组织基本处于瓦解的状态.我妈妈和谭忠余离开上海,去了襄枣宜苏区(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一个解放区),那里有红26师,谭忠余任红26师的师政委,我妈妈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

由于敌强我弱,红26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大概也就半年多,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襄枣宜地区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只好又返回上海.

不久,党派谭忠余取道海参崴去苏联,这时我妈妈刚生下我姐姐谭小余12天,就没有随谭忠余同去.但他们这一分开就成了永别,一直到解放后,她才知道谭忠余已经牺牲.

那时,我妈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她还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组织就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一起扮作一家人,驻守的一个机关.

从1922年开始,夏娘娘的家就是的一个机关,夏娘娘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驻守,她的女儿夏之栩(注: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夫人)管她叫“娘娘”,当时的地下党人都跟着这么叫,包括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无—例外.

迁到江西苏区后,上海组建了上海执行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负责人还有盛忠亮、秦曼云、黄文杰等,我妈妈继续担任交通工作.那个时候经组织批准,我妈妈与我的生父李得钊结为夫妻,带着我姐姐和扮成“婆婆”的夏娘娘“一家四口”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

然而,1934年的6月,我的爸爸妈妈被捕了.起因大概是特科的一个人叛变,结果我爸爸他们正在开会,六七个人全都被抓了.没过几个小时,我们也被抄家抓了起来,进了提篮桥监狱.

这是我妈妈第三次被捕,也是最长的一次.我们一关就是几年,后来被转到了苏州反省院,但我父亲被判的是重罪,一直关在南京军人监狱,后来死在了监狱里.

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我们被营救了出去.此后,我妈妈在南京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赴延安,先后在社会部、延安保安处、工作.1951年调编译局工作.1997年6月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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