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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教练的底气孙绍振和他的理论批评
自文学写作从大文化体系中独立出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来,虽然集创作家与批评家为一身者已成传统,创作与批评常常是各有追求,自行其是的.创作家瞧不起批评家,认为批评家不过是从事创作失败了的家伙,或是文学大厦砖缝中的“寄生草”.而近代西方受了不中听批评的作家,更是恶言相加：有人说批评家是补锅的,弄出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有人说批评家是一只叮人的公蜂；有人说批评家是一只糟蹋葡萄园的驴……而大多数的批评家,也不把作家的认同当作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他们拿韦勒克的论述为自己申辩：“ 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目的.它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①
现代社会崇尚理性,分工细密,创作与理论批评各有所宗,已是习以为常.但是孙绍振先生却不把理论批评的独立看作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在他自觉从事理论批评的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亮明他文学理论批评家身份的《文学创作论》开始,就有更大的抱负,不满足于当一般的批评家,要当“一个称职的教练员”：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的脱离,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是可以夸耀的事,……最好的理论应该是表现了理论家自己,又能给作家具体的帮助,这好像是体育理论.体育运动当然应该有体育评论员,对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加以评论,不同的评论员有不同的选择.但光有评论员还不够,还得有教练员,最大的功勋不属于评论郎平的评论员,而属于培养了郎平的教练员.最好的评论员起码应该是一个称职的教练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教练也没有,却充满了见解独特的评论员,那这个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是很难迅速提高的.
最好评论员不应该为自己只会评论而不会当教练而自豪.
当然,我并不敢僭妄到这种地步,以为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教练,但是我要选择这个目标.②
《文学创作论》出版于1987年.那时承蒙孙先生厚爱留校任教,我在他耳提面命下学着教书和写文章.说心里话,尽管对孙先生由衷敬畏,读到这段话时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文学教练？会不会自作多情？多少作家对批评家咬牙切齿,巴尔扎克还恨不得把自己的笔尖刺进圣伯夫的身体呢！
我怀疑批评家的“文学教练”抱负,认为这是前途渺茫的事业：文学与体育不同,虽然两者都需要理论和技术,但运动员熟能生巧,而作家的创造讲究出人意外,最忌讳习惯反应.然而不容我不信,作为比较亲近他的学生和助教,我无数次看到过文学青年迷恋孙先生的文学创作指引.最早一次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福建作协在泉州县办文学讲习班,当时去讲课的是不是还有后来成了文化官员的李联明先生、练向高先生？我不大记得了.但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还记得我们住的房间是摆有五六个铺位的招待所,傍晚出入有浓郁的夜来香的气息.而孙绍振先生的那场创作辅导课更是历历在目：他以刚发表不久的张洁小说《谁生活得更美好》为例,讲解人物塑造的辩证法,全场为之倾倒,特别是他对小说中那个年轻文静的公交车售票员捡拾分币细节的分析,使听众明白了重要细节四两拨千斤的意义.我相信,听完课之后,所有人都会把这篇小说重读一遍.我也相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福清谈到孙先生1985年在军艺讲课对他创作的启发,并非出于礼貌而是发自内心,谁都知道1980年代中期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藏龙卧虎,讲座不是都很叫座的,不论你多大名气,也都是只给一次课的机会,然而孙先生一讲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佐证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写作讲习班,坊间传说孙绍振的讲课有上千人听讲,拯救了岌岌可危的写作学科.
这是文学批评的奇迹,孙绍振先生把知识变成了能力,把文学的认识论变成了实践论,在文学理论与个人写作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几乎要撩开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家给文学披上的神秘面纱,几乎要让人们相信,文学其实不那么神秘,并非都是天才的专利,作家也是可以通过课堂来培养的,至少是可以从课堂上得到启发的.
这个奇迹是孙先生诗学思想的谜面,掀开这个谜面探索它的谜底,可以敞开孙绍振诗学思想的基本秘密.在表面的层次上,我认为它跟孙先生是出色的教师有关,他是20世纪80年代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大“铁嘴”之一,在这三大“铁嘴”中,有人以认真、周密取胜,为了上好一次课,不仅事先把讲稿背下来,还要事先对着镜子演练；有人以上课的风趣与调动学生注意力的能力取胜,譬如当听讲者的注意力稍有松懈,便会及时得到做笔记的提醒,具体到“逗号”“句号”和“另起一段”.而孙先生的课,则以横溢的才情和锐利夺人.他当然也认真备课,但一上讲台,左手把西服下摆往后一拢,头微微向前一倾开始演讲时,不知有多少奇思妙想从他的口中前呼后拥.孙先生的课是学生们的节日,其他老师的课好,是让人觉得句句重要,埋头笔记；孙先生的课则是常常让听者得意忘形,忘了笔记.
说来奇怪,当时认真做的很多笔记可能永远留在笔记簿上,后来很少重新翻阅,而一些忘情的课却历历在目,记忆深刻.这与孙先生鲜明、锐利的思想风格有关,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他向我们这些试讲的年轻助教传授上课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每节课的观点都要“磨得像针尖一样锐利”.他的演说与文章都是快人快语,一针见血,无所顾忌,常常让人们觉得痛快无比.所谓“痛快”,当然既有摘除郁结的快感,也有被刺的疼痛,因此在文坛学界惹是生非,也是题中之意.你看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评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等文章,写得何等的意气风发、酣畅淋漓,一泻千里,以至于常常忘了正常分段；再看看他演说和行文过程中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比喻和材料,是如此的生动与广博,它们可能引述得不大准确,出处有误,甚至张冠李戴,但你可以发现他许多毛病,指出他的硬伤,却不能不佩服他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以及横溢泛滥的才华.
与这种思想风格相得益彰的,是孙先生的方法论.他“磨针尖”的方式,是强化事物的矛盾.他认为区分事物的能力不是看到它们相同的一面,而是能够发现它们相异的一面.他不仅重视矛盾与差异,甚至不惜将它们推向极致.因此无论讲演与文章,充满着论辩性、发散性和感染力,包括让人觉得可爱的诡辩性与个别时候的强词夺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阎国忠教授说孙绍振先生的理论背景不是认识论,而是矛盾论,是很有道理的.这不仅由于他自己提及“黑格尔的正反合螺旋上升的辩证法模式”,“统一”了他的审美立场、对形式结构的关注和心理分析的兴趣③,更因为他的审美立场、“错位”理论和细读式批评,本质都是矛盾辩证法的出色运用.
孙绍振先生的成就与贡献,有学得来的部分和学不来的方面.或者说,有天生的、禀赋的方面,有后天修炼的部分,这是我在一篇研究他的博士论文的评语中说的.我还在某个场合公开说过,孙先生培养了不少有成就、有影响的评论家和学者,他们有许多比孙先生更有名气的,或者更博学、更严谨的,但就才气而言,似乎没有超过他的.然而,人们看到他才华横溢的一面,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一面,却常常忽略了他书生本色、敬畏学问、用功勤勉的一面.后者才是我们可学的、可继承的.实际上,孙绍振先生的思想风格和始终秉持审美立场,最根本的还是源于他的书生本色,他是当代学界经历了政治高压和市场利诱两个时代后,仍然葆有书生意气的少数学者之一.因为书生意气,所以蔑视威权,敬畏学问；因为无私无畏,除了思想与表达别无所求,所以心无旁骛,独享研究与说话的快乐.孙先生是个除了研究与说话外没有不良嗜好的学者,不抽烟,不喝酒,虽然生活在盛产铁观音与大红袍的福建,却对茶叶的优劣一无所知.但在文学研究界,很少人有他那么高的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修养,马恩、黑格尔、康德之外,还特别熟悉普列汉诺夫,尤其是他的《论一元论世界观之发展》,而对皮亚杰心理学说的熟悉,肯定超过一些专门研究皮亚杰的专家.据说,孙先生被关“牛棚”的时候,曾尝试将“九大”政治报告改写为政治抒情诗,这我相信,因为孙先生只会在文字的领域内游戏与娱乐,而且这种“玩法”在苦涩中带有幽默,这是孙氏的烙印.
重要的还不是一个性情专一的读书人读了多少书,而是孙先生读了那么多书却没有成为一个掉书袋的学究.在拙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的后记中,我写母校所受的教益时,曾重点写到孙先生对我读书与上课的指导,引起不少读者关注和好奇,吉林大学原校长刘中树教授还来信说对“用读一本书的时间读五本书和用读五本书的时间读一本书”特别感兴趣.事实上,孙先生读书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是读书的出发点,吸收知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发现问题；其次是在读书方法上,细读是他的法宝,而细读的基本方法也与一般学者不同,不是做卡片,而是抄写与旁批.我在当助教时曾借过孙先生阅读过的书籍,总觉得读他的旁批比读原作还要带劲,而他的抄书,当然是“”时代书荒的一种见证,但更是细读的一种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孙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文本解读学”的建构上,分别出版了《名作细读》《月迷津渡：古典诗歌个案微观分析》《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等,其背景除了矛盾论的思想方法（重视各种关系的“错位”、差异,重视事物的同中之异）外,就是他从年轻时始建立在抄写与旁批基础上的细读训练.因为有这种长期的细读训练,他能真正进入文本的脉络,理解创作的文心与理路.因为进入了文脉、文心和文理,所以他的文学理论,无论对于作家,抑或对于读者,都没有“隔”的感觉.事实上,孙先生的文学理论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是否建构了宏大的知识体系,而在于对微妙而复杂的文学活动的“破译”,在于启迪人们理解文学这种想象世界的方式,——你理解了这种想象世界的方式,便理解了创作论,也掌握了阅读论.
孙绍振先生曾一再倡导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融创作论与鉴赏论为一体的文学理论.而把创作论与鉴赏论融为一体,正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特色：中国最早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既是创作论,也是鉴赏论；而1904出版的最早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既写语言与文体的变迁,也写文类之别和作文之法的,即集历史与文心于一体的.在这个意义上,孙绍振先生的文学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而能与伟大文学传统背景建立密切关联的理论,当然是底气十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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