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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杨继绳

口述史主人公: 吴南生, 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 年参加革命工作, 1937年加入中国.1975年后, 任广东省委常委、 省委书记.1979 年初, 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 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同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 深圳市长.1985年后为广东省第五、 六届政协主席.

关于经济特区创办的情况, 我们编辑了一本书: 《经济特区的由来》 , 我所了解的情况, 80%的内容都在这里, 还有20%的内容不大好写, 我今天着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一、 出口特区的酝酿过程

打倒 “” 之前虽然说我是“解放” 了, 但是我喜欢说怪话, 骂人, 人家也不给我官做.我和韦国清在中南区的时候就比较熟悉, 他对广东省不熟悉, 一来就来看我.但我这时也只能当个政策研究室主任, 因为常委里面还有多个造反派.每一次开会, 我都列席, 坐在那里听听.他们叫我作 “黑高参” , 意思是说韦国清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差不多也是实情.

打倒 “” 以后几个造反派靠边站了, 我才参加省委领导班子,做常委、 书记, 我也算老资格, 完全可以当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负担, 在位的人就有负担了, 因为他总会说错话, 办错事.所以, 主持平反工作我出面比较多, 像 “哲”的平反就是我主持的. “哲” 其实是三个人: 李正天、 陈一阳、 王希哲, 平反的时候香港的记者都来了.

1978 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 这个讨论对大家的思想启发很大.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希望这是普遍都有的, 希望改革, 希望开放,那怎么样开放、 怎么样改革我们不知道, 真理标准讨论使很多人思想豁然开朗.三中全会后, 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 我到汕头.那时候的汕头是大汕头, 包括现在的汕尾、 揭阳、 潮州、 梅州, 等于现在的5个市.

我是汕头人, 很多年没回去过了.我小时候在汕头生长, 我的家是贫民户, 很穷很穷的.但是, 那时候还不像现在, 那时候的穷是参差不齐的, 你大穷, 他小穷.现在是大家一起穷, 你穷我也穷, 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 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 帮我出主意.

那时从香港到汕头, 没有船, 没有飞机, 只有一种大汽车, 一天一次或是几天一次.路是很坏的路, 汽车是很落后的汽车, 从深圳开到汕头得走两天, 很辛苦的.客人来了后就跟我讲: “唉!一路上载歌载舞, 热烈欢迎啊! ” 我问: “怎么一回事? ” 他说: “在汽车上, 汽车这样两边摇, 所以叫 ‘载歌载舞’ ; 车里没有空调, 热得不得了, 所以叫 ‘热烈欢迎’ . ”

1978年底1979年初, 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 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 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 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 这方面比较熟悉, 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 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 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 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 很爱国,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 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 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 就是罗新权帮忙, 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 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 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 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 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 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 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 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 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大家谈来谈去, 我问: “有什么最快的办法? ” 罗新权说: “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 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 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 ‘出口加工区’ , 香港叫 ‘自由港’ . ” 他这一说, 我就明白了, 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

谈得有点头绪了, 1979年2月21 日, 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 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 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 应当“下放一些权力, 让他们放手大干” .2月底3月初, 我从汕头回到广州, 住在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 包括卓炯, 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 他们跟我很熟, 都是老朋友, 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 习仲勋到我家里, 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 “我赞成, 明天开会你说吧! ”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 “希望搞一个点, 先走一步.如果同意, 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 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 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 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 ” 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 现在看不算什么, 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

仲勋同志当场就说: “要搞都搞, 全省都搞! ” 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 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 在汕头、 深圳、 珠海 3 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 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 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 应该说, 是党内、 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 “写个报告给, 4 月初开会, 我要去, 当面给提出来. ”我说: “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 ” 他说: “我还没有做结论呢. ” 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 但《刘志丹》 这本书 “利用小说反党” 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 “我去要求做结论啊! ” 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

这个会不是而是主持的, 是最后同意、 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 都是讲的华主席, 不是讲.他只讲了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 ” 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主持的、 同意的.

当时叫什么名字一时定不下来, 叫 “出口加工区” ?台湾有了.叫 “自由港” ?又不敢叫.叫做什么? “特区” 这两个字倒是小平同志提的, 广东人不敢讲特区, 过去反过广东人的 “地方主义” , 要是说我搞特区, 还得了!那是不行的. “特区”两个字不是在会上提出来的, 几个老头没有参加会议, 开完会, 谷牧受委托给陈云、 小平汇报.谷牧对小平说: “广东有这样的思想, 先走一步, 划一个地方出来, 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 ” 小平很赞成.谷牧说: “但是名字定不下来. ” 说: “那就叫特区吧! ”二、 特区建设初期困难重重特区建设要启动, 开办资金从哪里来?1979 年 12 月 12 日, 在京西宾馆开会, 会议规模很大, 各部委、 各方面的人都来了, 我在会上讲了关于特区的整个规划, 这是奠定特区基础的第一个报告.我是给打了保票的, 我说: “不要的钱, 我自己搞一个城市. ” 保安县改成深圳市的时候拨了钱, 但办特区的时候没有.

一开始, 香港老板过来谈的很

多, 有几家比较大的如新鸿基, 想让他拿点钱修路, 他不肯.后来外面的朋友告诉我, 市政建设是由政府拿钱的.投资者是不拿钱的, 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最初的规划是准备让他们拿钱来投资的.

这年冬天, 我找到香港庄世平,我说: “庄老啊, 我实在没有办法, 你那里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啊? ” 庄老说: “啊呀!贷款很麻烦, 我这是银行, 你贷了款修马路, 将来怎么还啊? ” 我说: “我总要有一个开头, 没有钱怎么开头啊? ” 他说: “你给谷牧说, 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我在香港银行不好贷. ” 其实他也是中国银行, 但他是作为在香港的外资银行.

那年冬天谷牧来了, 我和他一路看, 到处都灰尘滚滚, 在修路.那时候的深圳很糟糕, 水没有水, 路没有路.我对谷牧说: “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 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 ” 我还说: “原来我想靠外商, 但市政建设外商是不肯拿钱的.我不把路修起来, 没有吸引力呀! ” 谷牧说: “你大概要多少钱? ” 我说: “我也说不清楚, 现在知道的得要几千万. ” 他说:“那这样吧, 我给你贷3000万, 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 ” 就这样贷了3000万.这3000万开了深圳的深南大道.

到了第二年 (1981年) 春天, 下大雨.现在罗湖火车站那个地方,原来都是洼地, 一下雨就全部淹了,大便都浮在水上, 很难看的.香港来的小姐一下火车, 都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我们集中了全国108个工程师, 住在欣园招待所, 都是平房, 地势很低, 一下大雨, 水就上来了, 图纸冲得乱七八糟.怎么办?工程师跟我说: “你敢不敢搬掉罗湖山?如果把罗湖山搬掉, 填平罗湖,这一块就是宝地. ”

我说: “这很好呀! ” 我又找了很多工程师商量, 大家都赞成, 就下决心搬掉罗湖山, 现在的边检站大楼原来就是罗湖山.搬掉罗湖山可以出900万立方土, 可把罗湖填平, 有水塘的地方填了两米多高.填平罗湖, 从梧桐山到罗湖, 深南大道那条马路下面是一条很大的水道, 按照外国的设计, 里面可以走两部汽车,把梧桐山一带的积水从这里排出去, 以后这一带再没有洪水了.还出来0.8平方公里土地.哇!这个情况一传到香港, 说: “08, 能发. ” 香港人都涌过来看.建设深圳, 我就靠这块地皮的钱了.

香港那面也有很多老朋友帮我的忙, 特别是新闻界, 《大公报》 一开始就很帮忙, 还有好多报纸,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电影界的石慧等都在那里做生意, 大家关系很好.还有一个问题, 罗湖旁边都是农村, 那些农民怎么办?弄不好他啊.我们从日本、 我国香港进口一大批吊车、 铲车、 载重汽车, 让罗湖农民开,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没有发生什么闹事的, 一开头就把他们安排好了.

我当市长、 市委书记那两年很困难, 来的人很多, 连吃的都没有,菜呀, 鸡蛋呀, 都买不到.我在那里当市委书记, 连洗澡水都没有, 水都是浑的.

我讲一个故事.我一来, 在市委大会上说: “新加坡都要剪掉长头发,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怎么能留长头发? ” 那时候深圳人很奇怪, 在田里种田的穿着花衣服, 留着长头发, 远远看去, 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当时买不到布, 花衣服都是从香港拿来的, 因为穷, 拿来就穿.

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还是长头发, 问为什么不剪.他们说: “只有一家理发店. ” 前几年来这里说: “深圳那个地方蚊子真多, 但是饭做得很好吃. ” 那时候蚊子多得不得了.谷牧说: “我最怕去你们深圳了, 蚊子太多了. ” 每一次有客人来我都亲自动手, 一扫就一盘子.深圳原来是几条水沟, 欣园前后都是沟, 把大沟挖了以后, 上面铺了厚厚的水泥板, 变成路, 这一搞蚊子少了一点.

《特区工作条例》 是我主持起草的.说实在话, 最初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 但是香港那边的熟人, 除了刚才讲的, 还有费彝民啦, 还有香港总商会的人, 他们说: “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 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 ” 我觉得很有道理, 那就决定起草 《特区工作条例》 , 花了一年, 搞了10多稿, 请他们到广州来, 征求他们的意见.到广州来开会是比较有利的, 我们集中了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社科院、省委党校等好多方面的专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开放, 没有最高指示.

深圳特区一办, 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 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 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 “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 ” 我想,你爸爸是谁呀? “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 你帮我凑点港币? ” 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这边工资高.那时,在西丽湖搞了个旅游点, 吸引很多香港人过来.谷牧来了, 我就和他一起到那里, 吃饭的时候, 谷牧问一个服务员, 说: “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 ” 这个小女孩说: “450. ” “哎呀!你比我还多, 那你要请客. ” 你说这高工资吸引人不吸引人?

买东西也不同了, 从港澳回来开店的也有了.经济形势很快就变了, 外逃的立刻停止了.深圳本身没有劳动力, 你没有高工资人家不来的.干部工资还不算多, 但有特区补贴.第一次看到录像带, “哇!这么好的东西, 新式武器. ” 包括在内, 北京来的, 各省来的, 每天晚上就在那看录像.

那个时候事情是很多的, 但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个来搞你一下, 那个来弄你一下, 最讨厌.说什么 “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 其他的都变了” .这话传得很远, 不知道谁说的.他不知道办深圳特区的人也都是的老同志.说什么“经济特区成了的通道” .一开放, 的多了, 这是事实.但和特区是没有关系的, 你要从特区、 倒私还真不容易, 海关在那里把住.海岸线太长了, 你把海关抓的都算成是特区, 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就不服, 一点常识都没有!

尚昆还是很不错的.在办特区开始的时候, 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时到深圳很不容易, 过几条河, 没有桥, 路也很糟糕, 他一直没有去.到快要离开广东时他才去,一回来就到我家里, 说: “啊!南生啊, 我以前错了, 错了!如果不办特区, 深圳有今天吗? ” 尚昆能够对我这样讲, 我觉得很感动, 这很难得.那是 1981 年, 仲夷已经来了, 办特区才 1 年多时间, 变化挺大的.1983年他再来深圳, 同来的还有廖承志.深圳有个 “淅沥湖” 度假村,尚昆说叫 “淅沥湖” 不好, 就改成了“西丽湖” .

1982年开两省会议, 两省省委常委都去了, 我也参加了.开完会要出门的时候, 我和任老一起走,万里碰到了, 他说: “南生同志, 你怎么不发言啊?你是有水平的. ”我说: “不发言了. ” 任老说: “有水平的不发言, 没有水平的要发言. ”任老是开玩笑, 万里当然也不同意那些话.

会议期间, 反特区反得很厉害,我对说: “紫阳同志, 我要找你谈. ” 我和是 1951 年就认识的, 关系很好的.但他当总理时我从来不看他, 到北京也不找他.我又不想升官, 又不想找他办什么事, 而且他很难.只有这一次, 我实在火了.那一天安排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我说: “发那样的文件, 什么贪污腐败, 所有的问题都说是资本主义.这些从奴隶社会就有的啊, 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文件不通的呀! ”

我一直说, 他不说话.我说:“你现在也不要紧张, 过两天我死了, 就说不成了. ” 我讲了1个多钟头, 他一句话都不讲.他也知道我不是说他, 因为我们两个还是有话可以谈的, 但是他不好说.耀邦和紫阳轮流主持会, 他们两个讲话说的都是官话啦, 我们知道.后来, 陈云要我们写特区报告, 我写了9稿,最后才成, 我送给谷牧, 要谷牧送给紫阳看.我说, 这样写行不行?紫阳看过了.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 小平来到这里过年, 仲夷找他汇报, 他说:“不听汇报, 就是休息. ” 1982 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 也不说话?因为开了两省会议, 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 中南局成立前, 陈云是靠边站的, 不是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

中南局成立的时候 (1960年10月) , 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 高价点心, 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 我见他, 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 一个是湖北的洪湖, 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 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 搞电力排灌, 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 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 是周围那利用他.

1982 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 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 他身体不好, 没有来.后来, 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 我们说: “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 你来吧, 你来看一看深圳. ” 听说他来了, 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 不知道什么道理.1979年4 月份, 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 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 珠海、 汕头, 福建的厦门, 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 我也不知道, 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

两省会议回来以后, 压力很大.都压在我身上, 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 “造反” , 你毫无办法.不多说了, 都是老朋友.感到的压力就多了, 譬如派人到香港调查我.我不怕正面的争论, 如果摆开来争论, 我不怕, 最怕的就是背后放暗.他说你贪污什么的,这些都是一种斗争的手段.

省委开生活会, 我不知道要干什么, 坐下来了, 省长说: “南生啊,今天开生活会, 有人说资本家送给你一部汽车, 有没有? ” 我说: “哪有这样的事? ” 他说: “那你在会上说一说. ” 一个老同志说: “没有?停在迎宾馆的那部车是谁的? ” 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说, 那是罗新权为了帮助开发汕头特区, 特别放在咱们这里的.那时候飞机只从香港到广州, 从广州到汕头没有大飞机, 有一种苏联出的小飞机, 碰到有风就停飞了.他说: “这不行啊!我家里好几部车, 拿一部来放到广州, 有事开车就走, 我开车是第一流的. ”

车来了放在哪里?放在省委也不可以呀, 他每次来, 都招呼他住迎宾馆, 就把车放在迎宾馆, 这个事是秦文俊办的 (秦文俊原来是省委副秘书长, 他听说我要办特区, 自告奋勇要来特区, 那好, 我正没有助手.后来他在深圳当过副书记, 在香港新华社分社当过社长, 现在住在深圳) .车放在迎宾馆还要钱的呀.你看, 人家给我们办特区, 还要拿钱, 人住要钱, 车放在那里还要钱,还说是送我的一部汽车.我说: “我连一次都没有坐过的. ” 背后的暗箭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是一个人去深圳的, 李大姐(坚真) 让我的老伴来看我, 我老伴在她那里工作.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千万别来!你不来, 我在深圳有秘书, 有警卫, 谁都可以给我做证明.你来了, 人家造谣我没办法解释. ” 我在深圳工作时, 我老婆一次没有去过.当时传说 “吴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车东西” .幸亏没有来,没有来就不用解释了.如果要来了, 你再解释也没有用.那时候送什么呢?送袜子、 雨伞、 金器什么的.你看, 人一穷, 穷到互相钩心斗角, 斗到这样的程度!

两省会议的文件我看都不想看, 我不把它放在心上,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们写特区要把谷牧好好写一写.谷牧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工作, 他脾气又好, 人也比较随和,陈云那里他去说一说, 那里他去说一说, 、 万里、 ,他们关系都很好, 没有他在上面顶着, 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就大祸临头.我对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 要说中国办特区, 他是第一功臣.

三、 题词

一直过了5年, 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 梁湘给他汇报, 完了请他作指示, 他说: “我现在不说, 等回到北京再说. ” 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 好一点了.到了蛇口, 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 到了蛇口请他题, 题了个 “海上世界” , 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 就题了 “珠海经济特区好” .

这个消息传到深圳, 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 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 (深圳接待办的主任, 原来陶铸的警卫员) 来找我, 说:“这样不行, 市委开了会, 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 要不然珠海好, 那深圳怎么办呢? ”

从珠海回到广州来, 住在珠岛.那天一早, 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 跟王震也谈了, 他们两个都赞成, 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 邓榕也帮忙, 把纸都铺好了, 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 一看到张荣在这里, 问: “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 ” 邓榕给他说: “人家是专门赶来的, 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 ” 就题了.

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 我一看不行, 后来稿是我写的, 我这个稿说: “实践证明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 小平稍微改了一下: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把 “” 改成 “我们” , 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我在深圳一直待到1985年, 我是以省委主管书记身份在那里工作的.1985年我离开省委, 做政协主席, 就离开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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