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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殇：一场没有赢家的变革
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第二次战争之后,在慈禧太后及奕訢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学习夷人的船坚炮利；甲午战争更是深深地刺痛了大清朝野,变法图强成为全国性的共识.康有为公车上书,朝廷对其并没有怪罪.此后,诸多高层还代康有为递奏折,协助其组织强学会并提供相当的支持.按说,改革应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可令人唏嘘的是,这次变革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致使此后十数年,无人敢再言变法.
今日的史学,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抵制、慈禧太后的专权、袁世凯的告密等.回望历史,或许远不是这么简单.
权臣真的抵制改革？
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海战.1895年春,当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等学子,向都察院,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然帝国高层没接,但因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1.8万字的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影响很大,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
康有为这样的民间人士都认为需要改革了,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们难道没有更深的体味？事实上,如果说两次战争还没有将所有人惊醒,还有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话,甲午战争败给曾经的“小弟”日本,皇族和帝国高层,谁还好意思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呢？变,必须变,成为难得一致的朝野共识.
问题是,咋变呢？
听闻康有为要办强学会,高层们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强学会提供了很大方便：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银五千两；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两；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可康有为愣是不要,嫌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卖国之臣.这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国是大清的,是慈禧和光绪的,李鸿章有卖国的资格么？
1895年11月,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了.有了上述支持,不用说,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很好,后来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康有为眼见形势大好,又南下游说此时已改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先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和引导,稳步推进,或许真能摸索出改良之路.问题是,康有为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根本不熟悉大清帝国的运作模式,他等不及了,他想要进行急剧而快速的变革,并且认为必须和“现实”彻底决裂.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所办的《强学报》居然不用大清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这分明是谋逆造反呀,引得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张之洞听闻北京强学会遭弹劾,已被慈禧太后关闭,于是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聚集了点人气的京沪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了.
康有为与慈禧,谁懂国政？
按说,有了这样一个教训,康有为应该反思一下了吧？可是从后面的发展来看,似乎一点也没有.
在康有为看来,这帮高层太谨小慎微了,不是干大事的料.光绪皇帝才是他的目标.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一直活在慈禧老太后的阴影之下、总想摆脱控制证明一下自己的光绪亲自接见了康有为,表示决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曾在中国任职前后达30多年、直接参与过多项外交活动的美国人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对于光绪的不成熟,恭亲王奕訢也早看出来了.可惜此时的光绪已经被康有为进献的红丸刺激得丧失了理智,他那被压抑多年的反抗意识已如火山一样迸发了.他要带领大清帝国通过变法走向富强,并借此给自己立威了.奕訢的话他是听不进去了,他要登上康有为给他准备好的战车,潇洒走一回了.
奕訢死后不足半月,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引导、光绪皇帝主持的变法正式上演了.变法前的6月9日,光绪借请安之际,向慈禧申述了变法的愿望,老太后并没有反对,并于6月10日批准了帝师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她很明确地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这不难理解,整天不是割地就是赔款的,作为“太上皇”的她,难道甘愿过这种很没面子的日子？
但话说回来,作为执掌大清数十年的太后,光绪的斤两慈禧还是掂得清楚的.为避免改革失控、影响大局,慈禧太后在同意变法的同时进行了自己的人事布局：第一,授自己的亲信荣禄执掌军权；第二,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自己；第三,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步军统领.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并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
在获得太后授权的情况下,光绪要是清醒一点,获取绝大多数高层的支持,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迈过改革的浅水区还是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的光绪在康有为的忽悠下已经不清醒了.更要命的是,作为变法总策划的康有为,压根就不懂大清帝国的运作机制,他把改革想得太简单了,认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高层变成反对派
就这样,不清醒的光绪按康有为的布局,从1898年6月到9月,发布了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许自谋生计；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社会上,废除女子缠足等.
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问题是,一百多天里,光绪在没有征求帝国高层意见的情况下,发布的新政上谕达一百多条,弄得大家招架不住、无所适从不说,还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把几乎所有高层都变成了自己的反对派.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后又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弄得六部九卿、甚至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也都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了！
先不说是否合理,单说这种没有任何准备、如此任性的人事架构调整,帝国官吏们谁能受得了？高层失去了权力,广大中下层官吏失去了饭碗,大家都被气疯了,纷纷向慈禧太后哭诉,“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面对这样的局面,太后免不了要批评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总之,老太后的话光绪是听不进去了,并且拗上了：你们这些高层也太没有奉献精神了,我得找些听我话的.于是,维新党人冉冉升起,光绪著：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这些人被看作是“维新四贵”.就在任命四贵的前一天,光绪刚刚罢免了老太后的亲信、礼部尚书怀塔布.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或许也算新政,但在慈禧太后看来,这哪里是新政,分明是夺政加乱政.
可即使这样,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
变法搞到这般地步,慈禧太后能歇心吗？
先有慈禧动手,后有袁世凯揭密
就在太后不歇心的当口,出了两档事.一是有谣言称,老太后将在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上让荣禄把光绪扣了,另立新帝；二是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揭露康有为一年前办时务学堂时的“反清言论”大逆不道,请诛之.这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诛掉曾廉,为光绪所拦.再怎么说,自己下诏求言,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
光绪能拦住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有为认为带八千兵围住颐和园,将太后囚或杀了,事情就解决了,变法就可以进行下去了.先前认为杀一两个大臣就可以变法,现在受阻了,又认为杀太后就可了事.康有为确已失去政治常识.
派谁去呢？大清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手里,环顾一周,满世界都是太后的人,可康有为就是不服输,总想给自己捞根救命稻草.很不幸,相中的是袁世凯.
在康的设计下,光绪召荣禄下属、正在天津负责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进京,下旨开去袁世凯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升迁,而且使他脱离了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
忽然被调任升迁,袁世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9月18日,大清帝国上演了一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惊悚戏！袁世凯很惶恐,怎么又来个不解——作为一个有12年朝鲜历练、在大清帝国纵横数十年的准高层,居然被来人指示,为保护皇上,诛荣禄,围园谋后……
就在康有为安排围园谋后的同时,慈禧太后也听说了康有为想政变的小道消息,于是在9月19日下午训斥了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之后,太后宣布训政.不过,此时光绪的待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即去见荣禄,刚说几句,有客来,只好作罢.9月21日一大早,袁世凯再见荣禄,将康党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大惊.两人认为这都是康党之错,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可思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同一天,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结果康有为跑了,其弟被捉了.当天晚上,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即将袁世凯召来,三人商议,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恐自身不保.于是荣禄托杨崇伊向太后告密.
一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全招了,二是袁世凯的事后补告,太后大怒,囚禁光绪于瀛台,密谕捉拿谭嗣同等人.荣禄为保全光绪,建议对谭嗣同等人不审即诛.于是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由原先的“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
一场来势汹汹、去也匆匆的变法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大清帝国崛起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没有赢家的变革
康有为把变法想得太简单,变法推进得过猛过快,遭遇极大的阻力,而这样的阻力又使康等人失去耐心,把慈禧太后当作改革的障碍,以致做上了赌徒,捎带着还把光绪与袁世凯都当作赌注.
而光绪确实就像一个心智不够健全却又很任性的孩子,本领不大却又偏偏想证明自己,最终把自己给害了.
慈禧则留下了一个贪恋权力的骂名.其实,如果不是光绪闯出这么大的乱子,她又怎会重掌朝政？这或许不是恋权,而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处置.
康有为出逃了,光绪这个“痴儿”被软禁了,大清的改革停滞了,重掌朝政的太后难道就高兴了吗？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变革,是大清王朝的戊戌之殇.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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