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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军调集30万重兵,沿平绥、平汉、正太铁路进攻山西,叫嚣“一个月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在这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我作为中华民族千万战士中的一员投入到这场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斗争中.

血战王和生擒日寇

1939年4月,日寇为了维护同蒲、白晋铁路的畅通,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在进攻子洪口的同时,对我王和镇发动了疯狂的进攻.王和镇地处太岳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沁源县境内,位于沁源县西北最高峰的咽喉部位,王和岭、关子岭、太山岭横亘东西,是我太岳根据地的北部门户和天然屏障,又是敌我双方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和必争之地.当时日军调集第九十一混成旅团2000余名兵力,对我平(遥)、介(休)、沁(源)三县交界地区的决死一,进行了六天六夜的分进合击,“清剿”“扫荡”.我军英勇抗击,经过一整天的阻击战,以伤亡数十名指战员的重大代价,终于跳出了日寇的包围圈.日军侵占了我王和、古寨、王陶、南萍等村镇,沁源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太岳根据地受到极大威胁.太岳军民决心趁敌立足未稳之机,拔除这一心腹之患.

4月16日下午,决死一下达夜袭王和镇的命令,我任政治指导员的一中队,受领攻占王和镇北制高点碉堡和黑虎山阵地的任务.王和镇地形由三部分组成,前街为商业区,有南北数百米的街道;后街居民区横亘东西;日伪军分驻前街和后街,周围高地筑有碉堡工事,配置兵力、火力.王和镇有居民近千户,有较强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我自告奋勇带领奋勇队,攻占黑虎山日寇碉堡,当我喊出:“谁愿意参加奋勇队,谁就自动举手报名!”话音刚落,全连100多名指战员,包括炊事班战士,争先恐后,报名请战.我挑选了李德俊、田士宾、肖雄血等十名年龄在20岁上下(我当时17周岁)的连队战斗骨干,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奋勇队.

奋勇队勇士们,在王和镇地下党员、民兵的指引下,通过长满荆条茅草的陡坡小道摸索前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日寇碉堡,接近目标后突然猛烈开火,投掷,顿时碉堡内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烈火直往外冒,共炸死炸伤日军小队30余人,俘虏日军下士官1名,顺利完成了攻占黑虎山日军碉堡和阵地的任务.

大队教导员张钧带二梯队来到黑虎山,看到部队因活捉日本兵而欢欣鼓舞时,马上指示我:“不要麻痹,小心鬼子反扑!”不出所料,左翼日军碉堡突然向黑虎山猛烈开火.从平(遥)介(休)赶来救援的日军摩托化部队很快赶到.日军集中山炮、迫击炮、掷弹筒及轻重机,猛烈轰击和扫射黑虎山阵地.我一看战场情况突变,一跃跳上一米高的碉堡,进行战场鼓动,连续高喊:“同志们!要沉着应战!坚决守住阵地,打退日本鬼子的反扑!”

由于我站得高、目标大,被日寇机击中,头部有两处负伤,但仍继续在战场鼓动.冲锋上士李德俊通过碉堡向我喊:“指导员,指导员,你挂彩啦!”我急忙问:“哪里?哪里?”他回答:“看你的衣服!”我低头一看,两行鲜血已从棉袄上流下来,顿时头晕目眩,倒在血泊之中!教导员张钧听说我头部负伤,立即赶来,让卫生员为我紧急处理好伤口后送我去医院.几个战士跑来把我往山下抬.刚到半山坡,日寇已经抢占了黑虎山阵地,用排向我们方向射击.战士们抬着我边跑边喊:“快围住指导员!宁肯我们牺牲了,也要把阎指导员抬回去!”

我被抬下黑虎山后,连夜急送医院抢救,经印度援华医疗队检查,诊断为“战伤性严重脑震荡”,造成神经错乱.记得我因不让换药,打骂医生、护士,还数着数儿打照顾我的小战士的脸,曾把二大队教导员赵征夫送的一块清华大学怀表在病房墙上摔坏了.经过半年多治疗休养,我恢复了健康,出院归队.

对于这次战斗,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中写道:“这次战斗击毙了日军大队长,毙伤日伪军100多人,还俘虏了日军下士官小早川英.”夜袭王和等战斗“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扩大了决死队的影响,也进一步从实战中锻练了队伍”.

这次战斗中被俘的日本俘虏名叫小早川英,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独立第九十一混成旅团龟田大队大石中队的下士官,有20多岁,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这是决死一自太原成立参战以来,在战场上经过激烈战斗,向我缴投降的第一个日本兵,也是我军征服“日本皇军武士道精神”的一次成功战例.小早川英后来曾参加“日本人反战同盟”,在群众大会上赞扬我军缴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多次深入同蒲、白晋铁路敌占区,瓦解敌军,与日本士兵交朋友,并积极参加开荒种地的大生产运动.他被送到延安后,曾受到日共总书记岗野进(野坂参三)的接见谈话,日本投降后被遣返回国.

制止霍县叛乱

1940年7月,我19岁,被分配担任霍县游击大队政治教导员兼霍县县委委员、霍县抗日政府武装科长.我刚到霍县游击大队不久,9月,霍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韩济生,勾结刚由阎顽军“哗变”部队改编的霍县基干大队大队长韩培如,在部队驻地霍县上白道村,突然率部叛乱,他们擅自把部队拉到汾西,自编支队,私立政权,并武装扣押我政工人员,将我绑架到汾西准备杀害.

9月中旬的一天,太岳军区主力部队五十九团来到霍县,宴请我们霍县两个大队的营连干部,并商定协同百团大战破击同蒲铁路的作战计划.我们从五十九团回到部队驻地不久,当晚九点左右,韩培如将我骗到基干大队大队部,在一伙持暴徒的包围下,对我宣布说:“韩(济生)大队长下了命令,部队要到汾西去发展,成立支队,拥护你当政治主任!”逼我马上表态,跟他们叛变出发.面对突然袭击,我立即断定部队已经叛变,而韩济生是叛乱主谋,当即厉声呵斥:“部队是革命部队,没有军分区和我的命令,部队不准调动一步!到汾西就是叛变!”韩培如见状,命人将我捆绑起来,押解出村.

我到村边一看,两个大队、五个连的500多官兵,正向村西出发,就大声喊话:“同志们!韩济生叛变革命了,要拉上部队送死去”,“谁跟他叛变,谁就只有死路一条!愿意抗日革命的人,就自动脱离往军分区跑”.又喊:“我们政工人员革命抗日,何负于国,何负于民?你为什么扣押?”我喊话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驻扎在附近村庄的五十九团听到后,半路拦击,武力解决;二是揭穿韩济生叛变阴谋,争取和瓦解受蒙蔽的指战员,脱离叛徒往军分区跑.

部队行军至半夜,在同蒲铁路和汾河东岸山坡上休息.韩培如命令我:“快脱衣服,准备过河!”我想,韩培如一定想趁我们过汾河之机对我下毒手,我心一横回答说:“我穿着革命军衣活,也穿着革命军衣死!”一进汾河,我立即把记录百团大战部署和党政工作的笔记本,连同我1936年在临县参加牺盟会时的照片,一齐扔进汾河急流,准备牺牲.不料部队刚到河心,守护铁路的日军,从碉堡上突然开火,机关猛烈扫射,部队大乱,押解我的那个排也被打散.到对岸河滩上,碰见游击大队秘密党员王一新,我告诉王:“韩济生叛变了!你要好好掌握部队,想办法把部队拉回霍县去!”在混乱的河滩上,我和李振东(霍县游击大队宣教干事、霍县基干大队政治工作负责人)、贾超(霍县游击大队一连政治指导员)碰到一起,三人互表决心,坚决进行斗争,决心要把部队拉回路东去!后来得知,当时被扣的连队政治指导员张克、荀肇玉、乔洪德等同志,已经脱险跑去向县委报告,政治工作员钱一支,在过铁路时牺牲.

韩培如派兵把我们三人押解到汾西县朱家山村,关进一个土窑洞.关进窑洞的头两三天,韩济生、韩培如对我们既不杀也不放.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分析二韩面前的三条出路:一是投降日寇当汉奸,二是再去投靠阎锡山,这两条路绝对行不通,广大官兵决不会答应.只有钻汾西地区敌、我、顽“三不管”的空子,占山为王,搞“独立王国”,但也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商定的斗争方针是:依靠游击大队,争取基干大队,最大限度地孤立叛徒韩济生,采取武装办法,把部队全部或大部拉回太岳根据地!

在此危急关头,一方面商定斗争方案,一方面随时准备牺牲.我们打破党的纪律界限,与尚未入党的李振东同志一起,轮流朗读党机关刊物《人》、北方局《党的生活》和《烈士传》.第一次读到《〈人〉发刊词》中,关于中国革命胜利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的宏伟理论,激动人心,大开眼界,给陷入牢笼、远离党组织的我们,增加了极大的政治武器和斗争勇气.我们也被《烈士传》中先烈们特别是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烈士的英勇事迹所鼓舞.我们以李大钊在监狱里坚贞不屈,法庭上威风凛凛,刑场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为榜样,集体商定了就义时的三条“刑场仪式”:首先由阎教导员发表讲演,接着集体唱《国际歌》,最后高呼三个口号——中国万岁!万岁!决死队万岁!

我们准备好了随时慷慨赴死.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反复演练“刑场仪式”,慷慨激昂的演说词,震撼窑洞的《国际歌》和口号声,大大鼓舞和坚定了自己的斗争意志和决心.李振东热泪盈眶向我提出:“这次我要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为正式党员!”我激动地回答他:“振东同志!经过这几天的考验,你已经具备了员的条件!万一这次牺牲不了,我们还能活着回去,我一定介绍你入党!”我们演练“刑场仪式”,也感动了看守官兵.土匪出身的原顽军连长宗明堂说:“我亲手杀过多少人,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好汉、硬骨头!”主动提出要与我们结拜弟兄,路西路东互保安全.一个排长亮出青红帮“海底”发誓:他负责保护被扣干部安全.看守士兵听了我们讲“两个阶级,两种军队”,又听了我们演练“刑场仪式”后说,决不执行杀我们的命令,并私放游击大队秘密党员王一新和连长赵建文偷偷进窑洞与我们商定了组织,拉回部队的计划.

不料,9月23日深夜,韩济生突然来到窑洞,为他叛变革命开脱罪责.双方经过激烈争论,我们正准备流血牺牲,力争集合部队讲话,把部队拉回霍县时,韩济生派来一个连,包围窑洞,逼我们过汾河,回路东,我们下了汾河,被驱逐出境.24日凌晨,我们三人回到党的怀抱——霍县县委机关,我向肖文玉报告了部队叛变和斗争的经过,县委热情接待了我们.

第二天,太岳第三军分区孙雨亭政委,遵照太岳军区薄一波政委“营救被扣干部”的指示,来霍县落实营救措施.孙政委一见面,在一个磨盘上紧紧抱住我,流着眼泪说:“我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听了我汇报部队叛变、我们斗争和策划的经过后,孙政委激动地说:“我为我三分区有这样坚定、忠诚、机智、有为的干部而自豪!”他为表扬我们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杀了羊,包饺子,慰劳我们!接着根据孙政委的授意,我起草了向太岳军区陈赓司令、薄一波政委关于霍县叛乱事件的详细报告.

不久,汾西传来了武装胜利的捷报:勇士们在秘密党员王一新、连长赵建文直接指挥下,打死叛徒“支队司令”“行政专员”韩济生,解决了“抗敌自卫游击支队司令部”警卫班,收缴“临(汾)汾(西)霍(县)赵(城)洪(洞)五县行政专员公署”的关防大印,率游击大队勇士们凯旋归来!霍县党政领导热情接见慰问了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欢迎,第三军分区发来贺电,霍县根据地一度严重退缩的局面迅速扭转!鉴于我制止韩济生叛变,组织部队,重建游击大队,坚持霍县斗争,并在半年内两次负伤,第三军分区授予我模范政治工作者的称号.

(编辑杨琳)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离休干部,大校

抗战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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