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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语交际中的语境敏感性问题
我国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此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设为推进此项工作提供了契机和平台.“一带一路”中提出了实现“五通”的重要观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的实现,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语言相通.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更好地开展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形成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认同,它是其他一切经贸合作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多民族、多国家、多语言的复杂语境下,什么语言才能使我们彼此相通,使我们可以深入地理解和交流呢？英语作为世界第一大通用语,无疑是最佳的首选语言,然而,我们的“一带一路”在传承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上,更需要的是推广中国的语言、传播中国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一、“大华语”的战略背景及其指称的分化与融合
历史上,中国的语言随着朝代的更迭经历了无数的变化.在近代,依然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到普通话的转变.国内,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从而形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方言；国外,由于华人在不同地域的影响,也形成了不同的华语文化圈.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规范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用于规范各地华人的交流,同时也把这种语言作为国家对外宣传与推广的标准语言.
因此,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提出了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并形成共识的“大华语”概念：“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①在这个定义基础上,他明确地界定了“大华语”这个概念的指称意义是：除了地区方言之外的海内外汉语.由此,我们可以明晰地指出这一共同语广义上的语境适用范围,即全球范围内（这一范围也是概念中“大”所指的范围）,除了使用地区方言之外的,所有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使用海内外汉语的地方和群体.这个概念名称是“大华语”,这个名称中包含了“华语”的概念,它的定义中又涉及到了普通话和国语,它的指称意义又涉及到“汉语”,那么“普通话”“国语”“华语”和“汉语”这些概念之间又有什么异同呢？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中指出,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汉民族的共同语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一共同语成为了国家通用语,这个语言就是“普通话”.《指示》中明确规定：普通话指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语言分歧和语法混乱的问题,使得各地的人们可以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无障碍的、规范化的交流.
“国语”的发展是从内地推进至港澳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在“普通话”圈形成之前,最终形成了以台湾国语为中心的国语圈,通常称为“老国语”圈.李宇明指出：“1926年元旦,在北京公园举行国语研究会十周年纪念会,同时举行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全国各都市及日本、南洋各埠华侨都有参与,并同唱那首著名的纪念歌.”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清海指出：“香港出版物所用的语言,就是1949年以前中国所用的‘国语’‘国文’,到东南亚定居的知识分子也是用‘国语’‘国文’办教育、写作和办报纸的.”③1949年之后,由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通过上至政府,下至国民的努力,国语得到了很好地推行并进行了许多规范工作.从1949至中国改革开放,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台湾的国语在海外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较高的认同,此时“国语”在全球华语中影响最大.
北京华文学院教授郭熙指出,唐代刘知己的《史通》一书中最早记录了“华语”一词的使用,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汉语”所取代,然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至今仍在使用“华语”这个名称.④暂且不考虑这两个名称在具体含义和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曾经共用的专名出现了分化呢？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卢德平认为出现这种分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地理、政治、社会等这些地域因素；另外一个是基于不同的语境建构路径：“‘汉语’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一种语言学建构,而‘华语’更多的是华侨、华人对自身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建构.”⑤根据郭熙主编的《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可以知道,目前“华语”的主要覆盖地域包括：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秘鲁和美国等地；“汉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
对这些不同指称的概念进行了比较之后可知,由不同地域和文化造成了不同的、客观存在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形成了各地具有自身言语特征的语言现象.哲学研究中,对于一个概念的规范使用意味着,首先要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定概念的意义与指称.“在逻辑上,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其外延就越小；反之,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大华语”作为一个类概念,其内涵较少,即不具有具体语言的特殊性要素.”⑥由此可知,“大华语”这个概念具有较大的外延,也就是说在概念的确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种语境的现实情况,充分展示了对各种华语变体的包容性.当前,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与各国的经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大华语”这一全球华语的共同语境已经初步形成.同时,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和文化传播中最主要的方式,在人类历史和各国发展进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语境下,“大华语”的出现、融合以及传播都势在必行.
二、“大华语”语境中的敏感因素与建构和推广困境
哲学研究中的语境论者认为任何言语行为都不能独立于语境而实现,失去语境的言语行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语境论者中的大多数除了认同语境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之外,他们还特别强调普遍存在的语境敏感性现象.那么何为语境敏感性呢？简而言之,他们认为自然语言中的表达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指称和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结合语境才能确定其指称和意义.这一语境特征对于“大华语”概念而言,首先体现在概念的外延中,因为其概念的内涵较小,也因此给予了该概念广阔的外延,而外延的意义就必定与语境相关,语境越多,外延也会随之增加.通过阐述和分析“大华语”概念中的指称及意义,可以知道这个概念的语境变化情况,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必定要分析为何出现了指称的分化,又是如何从分化走向融合,以及从国内到国外的推广过程中,语境中的哪些敏感性因素导致了建构和推广这一过程中的可能困境.
首先,语词自身的敏感性因素是首要困境.即语词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恒定的意义.以最简单的例证说明：“我是张三”这句话语由不同的人说出时,由于表达式“我”在不同的语境中指称的是不同的说话者,所以这个句子表达的意义就不同.再比如,“张三是四川人”这句话,可能的意义是张三的籍贯是四川,也可能表达的意义是张三特别能吃辣椒,甚至可能是对“成昆之间有高铁吗？”这一提问的回答.无论哪种意义都不可能离开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也会不同.话语意义的不稳定性给话语交际增加了障碍,这种现象在“大华语”圈亦是如此.来自不同地域,使用着各种华语变体的人们在实际的话语交际中,常常出现一词多义,或者一义多词,亦或甚至完全不理解语词意义的现象.从语义学角度看,这必定给“大华语”的推广带来许多语义理解上的困难.
其次,从语言使用者的原初语言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华语的影响来看,“大华语”融合了各种华语的变体,这种融合过程深受时代特征的影响.早期在海外的华人大多数来自于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广东、福建等地.在这些地域生活的人,他们的常用语言原本就不是以使用普通话为主的汉语,通常都是华语、国语、粤语、闽南语或客家话等.在1949年之前,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此时以台湾国语为主的华语就在华人圈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由于香港音乐影视业的极大发展、推广和影响,那时的华语主要是以香港的华语或国语作为交流的主要语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地区经济的强势增长和对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华语或称为汉语的语音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升势头.华语在海外也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同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例如,东南亚国家受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对华语的重视程度和认同度存在着差异.厦门大学副教授王晓梅认为,马来西亚对华语的认同度非常高,属于核心华语社区；新加坡把华语规定为语言,自上而下地推行华语教育,因此也属于核心华语社区.⑦但是,美国由于多种族的融合以及英语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华语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可见,时代的烙印影响着华语的走向,也使得华语呈现出不同的语音和文字特征,这些多样性的语境元素在社会交际的实践中虽然丰富了文化内容,但是也的确给文化传播带来了不便之处.
第三,英语语境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地位也必然会成为推广和传播“大华语”的主要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尤其反映在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的语言使用上.在英语国家,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英语必然成为说话人的首选语言；即使在非英语国家,英语作为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通用语,也会成为第一交流语言；再者,海外同胞以及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习者呈现出逐渐远离或不熟悉、未亲自接触到真正的、当下中国文化的态势.这些现象都会导致“大华语”的推广很难在当地获得更多认同和接受,也不利于开展汉语的教学推广工作.
除此之外,语境中动态的、新型的语词不断涌现也是当下语言交际中需要重视的困境之一.伴随着世界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进程,语言也出现了新现象和新问题,例如很多流行用语、网络用语、外来语词的出现,也只有置入语境内才能把握其意义,否则根本难以明白其意.而且这种现象也需要从语用意义上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否则无法达到通过语言实现成功沟通的效果.
三、实现“大华语”跨语境交际的语境论思考
影响“大华语”传播的主要原因来自语境中的语境敏感性现象,在语言哲学中,语境论者认为要想克服自然语言中的语境敏感性现象达到成功地实现跨语境交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说话者的所言内容进行确定,再结合具体的语境确定说话者实际交流的话语内容.确定所言在语义学意义上,通常指的是确定句子中语词的意义再加上语义组合原则所最终获得的语义内容.语境论者认为这样的确定方式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句子被说出时和被报道时的语境要素.只有考虑到语境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最终达到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实现话语内容共享的目的.这种语言哲学中对会话交际的解决路径对我们解决“大华语”的困境大有裨益,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语义学意义上,我们要明确“大华语”的话语所言内容.学界已经确定了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大华语”原则,这就要求我们话语所言内容的主体或基底是规范标准的普通话或国语,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都要规范标准,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大华语”的教学.在此基础上,确定所言还应该包括确定推广“大华语”的教学内容.只有使用优质的、合理编排的教学内容,才能更好地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第二,在确定所言的同时,也必须结合实际的语境,找到更适合当地“大华语”教学和推广的方式.这也是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提出的在“大华语”推广过程中要有一定弹性和包容的要旨所在.如果只是单一的用统一的标准,而不考虑具体语境中的实际情况,以这样的方式推广“大华语”必定不会取得积极的效果,甚至会引起更多的消极效应.正如李宇明、施春宏从四个方面对推广“大华语”提出的当地化理念：观念的当地化、教学内容的当地化、教学当地化和服务当地化.⑧这四个当地化无不是强调学习和推广过程中要结合实际语境,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教学活动.基于各地复杂的华语现实情况,就需要我们针对不同地域搜集资料,实地考证,潜心研究给“大华语”的推广提供科学有据的论证.
只有确定的所言与多变的语境相结合,才能获得更准确的、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交流信息.如果只有确定的所言,而忽视语境的多样性,那么所言的内容就会失去丰富性,甚至真实性；如果只强调语境多样性,而忽视确定的所言,那么会话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就会陡然增加,成为交流的障碍.“大华语”的推广是为了增加交流的可行性,不是制约其他华语各种变体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不是唯中国文化独尊,否定其他民族的文化.因此,“大华语”的推广必须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既要看到语境中存在的客观实在因素,也要考虑语境中的敏感因素.
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
同①.
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汉语学报》2016年第1期.
郭熙：《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 1 期.
卢德平：《认同、区分、整合：“华语”略论》,《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1期.
江怡：《对“大华语”概念的哲学分析》,《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4期.
王晓梅：《全球华语国外研究综述》,《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1期.
李宇明,施春宏：《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的若干思考》,《中国语文》2017年第2期.
责编：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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