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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人物
我为什么带着一本《山海经》,去见那个1986年籍籍无名、现在在中国却无人不晓的顾彬先生？这还真是个颇为神秘的问题.
1986年,距离我的黄土南店写作起点十年之后,我手上,已完成了组诗《半坡》《敦煌》《诺日朗》,它们构成了第一部组诗集《礼魂》.而且,我也已开始写作更野心勃勃的长诗《》（我的自造字,读音yī）,以拆散、重组《易经》卦象,拼装出一幅我的海图,来撑起我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现实文化反思.这些诗,血气方刚,能量十足,浸染着被叫做“寻根文学”的血色素：从偏远乡野汲取的生命力,重新打开历史、神话、经典文本、汉字构成等等.“”的铁屋子,刚撬开一条缝,世界和文化,如一道明亮的光,射进黑暗.对我们,它们就像刚刚诞生的.
那时,我甚至还没意识到,连这“敞开”、“取用”,其实也仰仗于“”“噩梦的能量”.我们这一代的文化特征,恰恰是“没文化”.不是受教育太少,而是压根没教育.空白,正好能注入灵感,我们因祸得福之处,第一在不迷信,所有“经典”,新颖、单纯得如同小学课本,完全没有非读不可的压力.第二在自我教育的能力,我一生为数不多的“天才”决定,就是1977年不考大学,似乎潜意识已经知道,那所谓当代大学教育,就等于控制.果然,当年插队时写得相当不错的文学朋友,四年大学下来,思想和学术的能力没见着,只看见被一重重考试榨干的血肉,和他们无一幸免地停止了创作.我呢？走另一条路：自学——给自己提问,激发阅读,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英语有个谚语说得好：“饥饿
是最好的卤汁”,我们1980年代的阅读,不叫读书,叫“吃书”.“”后,出版社一如我们,饿坏了之后,突然面对着满汉全席,想当饕餮,却不知从哪儿下嘴！一时间,古今中外的书本大餐,山崩一样倒塌到我们头上,从全唐诗到希腊神话,从屈原到艾略特.我们向每家刚开门的书店狂奔,笔记本上抄满了互相传递的外国诗句,在我们眼里,这些好东西,根本没有时间性！“”真是一场革命,把它们从时间里“解放”出来,让所有人类杰作,一次性向我们全方位敞开.文学、文化、思想、资源,跨时间、跨地域地碰撞到一起,如一场场美妙无比的车祸.而我们的头脑,就是撞车的地点！
那么,《山海经》呢？那些鱼头兽爪、人脸狗尾、独眼四腿的吓人形象,那些方位恍惚的山名、海名、大荒之名,似真似幻,亦实亦虚,是华夏古人的臆造,还是某个西方超现实主义诗人的狂想？超现实诗歌倒也罢了,可要是远古华夏的故事,那怪诞,又分明有点熟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不就是这样写的么？当代不可思议的现实,拉开些距离,不都像某种狂想的造物？如果把书中怪物看作诗歌意象,而把那虚拟的地理看成诗的结构,一部《山海经》,像不像一首千年前写下的立体长诗,重组时空,勾勒出内心版图和景物？哦,这部书吸引我,因为它真像最神奇的当代作品！
老顾约我在他下榻的北京西苑宾馆见面.在当时,那是北京超豪华的宾馆.那漂亮的大堂,门口的警卫,离中国诗人多么遥远.一个德国人？汉学家？找我干嘛？管他呢,去吧.
那时,老顾还没有翻译过我的诗,他想见我,是因为我应邀马上要去德国参加“大同”世界华文作家会议.1986年,我的英语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了给我找过不少麻烦的长诗《诺日朗》,发表在他主编的《译丛》杂志上.他请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个月,继之赴德,参与德国另一位汉学家马汉茂和旅美台湾作家、学者刘绍铭组织的大会.“大同”,这命名够古典,因为孔夫子和他的“大同”梦.在1949年后,直到1986年,政治上,海峡两岸还在互称“匪”,倒是作家们嗅出一丝“异味”：无论多坚硬的土壤,文学,靠着一颗心灵里顶出的丝丝绿意,都能互相沟通和理解.这次大陆、台湾、港澳、海外华文作家大聚会,是第一次求“同”的尝试.
老顾想见我,也因为好奇.这个写《诺日朗》的家伙是谁？从很早开始,他已经在翻译朦胧诗,通过他的手,北岛、顾城、舒婷的诗都有了德文版.但《诺日朗》不是一般朦胧诗,不止杜撰几个意象那么简单,而是建筑起一个更大的结构.意象依托于结构,而“结构”展开了叙述的更深层次.《诺日朗》发表后,曾作为“精神污染源”,遭到全国范围的大批判.罪名很多：宣扬（这永远是第一原罪）,现实黑暗,历史悲观,人民无奈无力.当然,诗写得如此复杂,本身就“反人民”——刻意不让人民读懂,借“古怪”掩蔽反动.那位最卖力的批判者,曾经很得意：“和《诺日朗》比,朦胧诗算什么？！”唉,私下里,我不得不说,这些批判者,至少是够“认真”的读者,他们那些罪名,其实都对,那正是我要写的诗意！只不过,不能当众向他们承认,呵呵.
在我印象里,老顾（我们后来换了这个更中国的称呼）好像从来没变样：清瘦,严肃,语调低沉,“一双忧郁的蓝眼睛”（用友友的话说）,不由得女士们不同情.那张很日耳曼的脸上,有刀刻一样的线条,没人会期望在那儿看到大笑,就是笑也总像一丝苦笑,几乎是一种施舍,勉强为应付不得不笑而挤出.和老顾说话,再豪放的人,也会不由自主深沉起来,一切话题都像严峻之极的问题,必须引出重大的结论.这也没错,老顾曾上过神学院,他的表情,简直融合了上帝的眼睛和耶稣受难的鲜血.他的严肃源头还不止于此,老顾属于德国的“68一代”,这批人的政治特征是反叛.因为要反叛曾为纳粹拚命的父辈,连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们要“左”,要革命,而革命行动之一,就是要学中文.我最早的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译者,都是这类西方“二手红卫兵”.潮流中的老顾,1974年来北京上学,中文字正腔圆（很难想像他怎么喊口号！）.可惜“”很快结束,输出革命、建立“共产大同”之梦也随即消散.他的中国梦,最后还是落到了文学上.例如对鲁迅的情有独钟,倒不一定仅因为鲁迅曾被称为“中国的尼采”,而更因为在鲁迅身上,他能找回一种理想化的桀骜不驯.这棵“反叛”的野草,不仅被中国溺爱,也被欧洲鲜嫩的青春浇灌着,到处疯长.
第一次见面,除了聊我的生活和《诺日朗》,另一个主题就是瓦格纳.老顾很惊讶于我喜欢他这位同胞,对他那一代,瓦格纳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不正确”.不过,我不受那局限,我喜欢瓦格纳的音乐概念：以音乐之力,统合文学、戏剧、美术、表演等等,建立起一种立体和综合的音乐观念艺术.这与其说是理解,不如说是想像,在想像中,给我的大组诗《》找个支撑和出处.我的观点是,如果瓦格纳愿意,他也能写出令人心碎的柔情.因此,艺术家的“大”,能包容“小”.但反过来就不成,小作曲家（我想说：诗人）大不了,能写几个优美的乐句,绝不意味着能创作《尼伯龙根指环》那样的艺术整体.我不知道这番谈话,给老顾留下什么印象,反正他后来用我在德国发表诗作的稿费,给我买来了很高级的德国版《唐豪塞》《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漂泊的荷兰人》,这些瓦格纳歌剧磁带,即使世界早已进入了CD时代,仍一直高居在我伦敦的书架上.
初次见面后不久,我们又在欧洲相逢.“宫斯堡”,在德国南方,多瑙河旁边那座小城,给了我“欧洲”第一印象.那是一股味儿：早晨的小街上,咖啡、牛奶和新出烤炉的面包香.好静谧啊,可老顾在“大同”会上,却朝台湾诗歌开了火.他谈到一位著名的台湾诗人,刚看很喜欢,越读越没意思.这惹火了参加会议的台湾作家们,老顾成了众矢之的.我因为不懂西方的“学术规矩”,穿着一件T恤衫与会,加上发言直率不拘,也被批为一代“狂徒”.其实,我的文章《诗的自觉》,恰恰在反省朦胧诗的自发和浅薄.刘绍铭先生还特意拈出我文章里的句子,要“避开被传诵一时的厄运”,来讽喻喧嚣的大陆文学.可惜,这不足以冷却地域和历史的隔阂,老顾和我,从会上的反派,延续进台湾作家们的文章里.又过了很久,我去台湾时,我的好友、《杀夫》的作者李昂,笑嘻嘻拈出她一篇文章《一匹狂妄的黑马》,哈,那是我啊！
“大同”会议不欢而散后,我做了第一次“返回欧洲”之旅.其中,和老顾以及他女儿安娜的维也纳之行很独特.我们去了维也纳的墓地.这里长眠着那些赫赫有名的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等等,但更有趣的是,当我们在墓地中漫步,九岁的安娜,从一块墓碑转到另一块墓碑,一声声叫着“安娜！又一个安娜！”我看着她小小的身影,仿佛不是一个,而是许多.每块墓碑两侧,至少有两个,互相看着,互相都像记忆.但谁能记住谁？你顽皮地找到一模一样的名字,但那后面,“石头并不懂你热爱的一切”.回到北京后,这个安娜的镜头,始终在我头脑里萦绕不去.直到我那年底,写了《记忆中的女孩》一诗,让诗句去承载死亡里的历史——甚至是无历史：
名字四散各处像小小的风
来自你又在你的呼吸之外做着梦
在不远的地下被忘却
或很远走进这想你而你从未来过的房间
那个房间是“鬼府”,隔着记忆,一如隔着死亡,把中国、欧洲、时间、名字,过滤成我自己的诗句,死亡用它的深度和洁癖,把我们变成了同一个.
我住的国际关系学院,属于保密单位,门卫相当森严.一块“出入下车”的牌子竖在门口,传达室里总坐着目光炯炯的老头,外国人要进门,必须严格登记.整个1980年代,能骑自行车扬长而入这大院的,只有一位英格兰勋爵家出身的老嬉皮和老顾.最冷的冬天,他把自己包得密实如一只粽子,趁黑夜到门口,不下车,在老头惊呼中一冲而过.这最中国人的风格,老顾学得极为地道,且为此甚是得意.在“鬼府”里,我赫然发现,老顾喝起中国白酒,竟能和中国诗人有一拚！按那时我们的评级,喝酒分酒徒、酒仙、酒圣、酒佛四档,老顾至少在酒仙、酒圣之间,我不记得他的醉态,或许因为他的特色是喝多少也不改严肃.酒桌上有这么一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酒仙学者,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老顾爱白酒,也用到了诗歌上.多年之后,我在欧洲和他开朗诵会,非假货的茅台（这也是等级的标志）已经常摆在朗诵桌上了.我们且斟且饮且诵,颇有古风.再后来,我发现他对文学的评价,也有了醉意.他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白酒,意即浓而醇.当代文学是啤酒,意即寡而淡.这说法,就一般而论,也不算错,但作为严谨的学者,谈论一个时代的文学,哪有如此一言以蔽之的？文学仅属于个人,而且经常是越个性越逆反群体,你说《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哪有群体支撑？好的个性文学,永远是醇香浓厚的白酒,劣质低俗之作,放哪个杯子里都是污水.不是吗？
通过老顾的努力,当代中国诗歌与德国读者有了接触,诗人们逐渐出没于德国各地.我曾在老顾的柏林家里,品尝他的酸辣汤.在他的波恩家里,睡在被书山压弯的地板上.在他维也纳的家里,对酌贝多芬曾散步的那座山上出产的白葡萄酒.同样通过老顾,德国各种文学机构,如柏林DAAD、斯图加特幽居堡、波恩伯尔基金会,开始了解并邀请我们.这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当代中国第一批漂泊诗人,无比重要.我们离散于自己的家园,却回归了人类更广阔的精神家园.这个更大的家园,给了我们的写作以境界和意义,体会到它的存在,能让一个诗人超越母语的狭义限定,让自己的创作,自觉接受世界语境的判断.
从1991年开始,老顾翻译的我的诗,接二连三在德国出版,我们的白酒朗诵,也连续不断.其中,莱茵河畔波恩的文学楼,曾经是我们的根据地,“楼主”诗人卡琳,由诗友而朋友,再成密友,她和老顾一样,属于“68反叛一代”,且始终是个纯正的理想主义者.她送我的东欧中世纪圣像木板画,现在还摆在我柏林的书房里.2011年卡琳去
世,墓地在能俯瞰德国“父亲之河”莱茵河的波恩山上,我写给她的挽诗《莱茵河——“蓝天”之诗》中有一段：“来啊一座城市窗外飞泻一匹锦缎 / 你的爱移动沉在河底的黄金 // 还原一个女儿一张脸 / 湿湿笼进圣像画夜夜递增的光辉 //悬挂的门云改写一篇演讲 / 死亡的政治用更冷的风锻打辞语 // 墓园那条上坡路继续向上 / 你鸟瞰的历史从未摆渡到对岸……”
1991年,对我的创作极为重要.历史,如庞大的戏剧舞台倏忽转换；现实,在物质、精神双向夹攻下格外锋利.每一天都像一个逼人的问号：怎么活？怎么写？那提问,简直就来自命运本身.好像为配套内心对处境的感受,柏林恍若“天然”地布置好一个巨大的意象库,让我的《无人称》任意挑选.我写《冬日花园》,柏林动物园里,雪夜山羊宛如婴儿的号哭,就扑面而来.我写《战争纪念馆》,“裤裆大道”上的破教堂,就把它那石头脸颊上的雕花眼球,继续朝我炸碎.我写《钟声》,星期日的柏林,就满城摇晃着青铜脑袋,让垂死的神们无辞地祈祷.我写《恐怖的地基》,从希特勒到古罗马的地下室,就敞开它们的断壁残垣,让我步入人类食肉的贪婪.那个夜晚,当我从我临时贵族的客厅窗户,俯视大雪急急落下的Mommsen街,昏黄的路灯,也像照耀在我的奥克兰格拉夫顿路上,一个标题《从我窗户望出去的街道》,连接起这世界所有空旷的街道.那个冬日,当我走进布莱希特故居,赫然发现,他的故居与墓地仅一墙之隔,这是他刻意的构思吗：让我（我们）都成为历史的演员,加入到他这最后一部生死剧作中？“你走去的还是你被变老的那一端 / 草地上的死者俯瞰你是相同的距离”（《格拉夫顿桥》）,“世界上最不信任文字的是诗人”（《冬日花园》）……1991年,我在柏林创作的短诗,题材逼近日常,诗句远比国内之作锋利、尖锐,这不是选择,是必须.生存,打磨了诗人,由此打磨了诗歌.同时,“日常”绝不意味着放弃深度和普遍性,恰恰相反,它通过发掘当下的考古学,把每个地点变成处境,让每个词加入思想.因此,老顾最初曾把我写于柏林的诗,“译回”了柏林——加上了那些柏林“出处”,例如把我的《冬日花园》译成《冬日柏林动物园》,把我的《从我窗口望出去的街道》译成《Mommsen街》,把我的《恐怖的地基》译成《希特勒地堡》等等.但这不对头,诗不是旅游手册,而要发掘出具体深处的普遍性.经我要求,这些诗作又被改回了原题.
在国外,我无数次被问道,“出国是不是你写作的转折点？”我知道,许多提问者期待着肯定的回答.但,这些作品,“转折”过什么吗？或只有确认——确认我从中国、从中文获得的那部“思想词典”,依然有效.我的诗、我们的诗,有个原版,就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那部艰难而辉煌的“史诗”.无论我在哪儿,一切人生经验都能被兑换成能量,书写它,深化它.一次又一次,“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唉,没办法,对那问题,我只能回答：“对不起,不是.”
我能想像,老顾翻译我的诗,有时实在勉为其难.我们的个性气质、诗学观念、语言风格相当不同,这给翻译增加了难度.老顾对我最爱说的一个词是：“你的诗太复杂,翻译起来太难了.”还有“某某的诗,我可以一天翻译一首,可翻译你一首诗得一星期,甚至一个月.”哎呦,对此,我只有解嘲：谢谢,万幸你没说我的诗“太容易”！我们甚至在朗诵会上当众争论过：对诗歌,存在“太复杂”的概念吗？反问一句,难道有“简单的”诗歌吗？唐诗有时平白如话,但它们的诗意,藏在对仗、平仄的形式规则里,那才是对翻译的真挑战.
当代中文诗,难度来自于深度.古典在背后,但文言、白话两个世界,让我们没法因袭.西方在远处,离开了整个历史、文化的上下文关系,简单的移植,常复制着赝品.那,什么是我们的原创？只能是自己提问,自己选择,自己解答.一个世纪的体用之争,到头来结论如此清晰：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诗复杂与否,端看它的形式,对诗意是否必要.空洞,一行也太多.丰富,千行也不少.所以,我的另一句话,颇得西方诗人们青睐：不要装饰性的超现实,而要诗人发现的“深现实”.深,一定不容易.
我把老顾的抱怨,理解为他的认真.确实如此,《无人称》之后,他知难而上,继续革命,又翻译了我的《大海停止之处》.这个组诗,是我在国外第一次重返大结构、多层次的诗歌空间,去把握漂泊经验中人类的精神语法.再向前,德国Suhrkamp出版《幸福鬼魂手记》之后,挑战的来了：德国汉莎出版社主编Michael Krueger约请他翻译我的长诗《同心圆》,并以一句“这部作品会改变人们对当代中文诗的全部认识”作挑逗.我能想见,老顾的蓝眼睛更忧郁了.他花了将近四年,与这部长诗苦苦搏斗,不仅面对我“著名的”复杂,还面对我这部诗作追求的复杂：从观念到形式,从结构到节奏,从古代典故的使用到刻意设计的语言实验性……真难为了他！
有时,和老顾的交往,也是一场较量.例如一次饭桌上,他借着酒后胆量,公然使用他著名的“垃圾”断语,批评《同心圆》的英译很差,以致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他：“对不起,英语不是你的母语,我决不会在乎你对英译的评价,因为我有足够的英语诗人朋友,告诉我那英译质量怎么样.你不满意它吗？很好,做好你自己的翻译吧,那才是你该管的事.”我不知这话是否刺激了他一下,反正我能感到,老顾翻译《同心圆》,确实花了大力气.
不过,《同心圆》也没辜负他的努力,此书出版后,不仅德语诗人们直呼“伟大”,德国语言诗歌学院更把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翻译奖颁发给了老顾.《同心圆》,给他二十多年翻译中文诗的工作,一个最高级的认可.这对“复杂”的报偿,难道还不够吗？老顾这次获奖的提名者,德语著名诗人,最重要的俄罗斯、东欧文学翻译家和学者Ilma Rakusa,在准备提名时曾问我：“顾彬翻译这部作品,一定问了你上千个问题吧？”哈,这问题问到了点子上,作为诗人,我们都喜欢译者的提问,尤其我们不懂的语言的译者,因为通过问题的水平,我们的诗歌雷达可以探测出译者思想、美学的质量,比如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那时传真机一响,只要看见她的笔迹,我就干脆扔下机器,先干别的去,因为我知道,她那写满“狂草”提问的传真纸,至少会有两米长！可顾彬呢？恰恰相反,着“太难了”,却把嘴抿得紧上加紧,一个问题都没有！弄得我只能猜,他是真没问题？还是怕提出傻问题招人笑话？反正,当我回答Ilma：“根本没有,顾彬一个问题都不问.”哈,Ilma的眼睛,差点瞪出了眼镜片！
老顾写诗、译诗,几十年如一日,其原因,我最近发现,是因为他很——浪漫.慢着！老顾？浪漫？开玩笑吧？！他踢足球、啃书本、背双肩包,说他是运动员、老夫子、学者,都能行,但浪漫？他会吗？那好,先看看这些诗：“如我中有你,如你越过云天和大海,/ 用陌生的影像,喂养你的镜子.// 啊,你的肌肤让我感到陌生.它在冬天如桃,夏天拥抱我时却感觉异样……这样我才能认出你,认出些粉色,开始我远方的理解,/ 关于桃树和肌肤,关于曾经与不再.// 现在我有个感伤的问题,但你没有回答,/ 仿佛我为猜度他人的深度,数点牙齿和头发.”（《远方的理解或者只是一个感伤的问题》）；再看：
如果我曾经被爱？是的,我问过自己,
怎样在黑夜辨识一个爱着的女人？
从她从容的步态或冷静的举止,当她
漫不经心举杯啜饮？或者从她
没有风敢掀起的彩裙？不,你说,
从她的疲惫和变中之变,去识别她.
……
这首诗的标题是《你来看花》.几天前,我随意翻开老顾最近（终于）被翻译成中文的《汕头山歌》,一下子就被诗中细腻的感情、优雅的节奏深深吸引.它们被转换成一种情诗的样子,我说“样子”,因为这些诗又超出情诗,或者说,它们提升了“情”,使它获得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我离去,到午间休歇,她已厌倦 / 飘入夜里的落叶.如平常,如从不.难道她不也 / 时而是花,时而是海？时而是蓝色？她和玫瑰说话……”（《你来看花》）；“……她的幸福如此简单,只如此简单,/ 一条白睡裙不可思议的幸福,/ 不逊于白雪……”（《她的睡裙或者关于物中之物》）；甚至老顾著名的“垃圾”一词也可以优美地入诗：“让我们今天去心碎吧 / 去山里看废墟,/ 它比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还年轻……”（《佛,垃圾和山》）,例子很多.《汕头山歌》被翻译得非常优美,译者德惠捕捉到了老顾的音调,一种带着德语口音的中文呼吸.这些白话句子,没有苛刻如古诗的格律设计,但自然有一种形式感,传达出老顾式的浪漫加沉思.只有诗,如一根探针,能抵达老顾心灵深海中那阵颤动,并形成这些丝带般纯净的语言.所以,我以为,对老顾,“浪漫”不是煽情,而是一种针对现实的态度,一种生活方式.译诗写诗,都是以一种微妙的距离,去保持对生命的轻轻的压力,不是为拒斥,而是要进入；询问自己,不满足于回答,继续询问,再次询问.执拗的触摸中,僵固的日子裂开,让我们瞥见了诗.
神学、反叛、浪漫、诗歌,老顾的四大元素,很有代表性.细思之,更有讲究：神学教育,让他衔接了一个深远而复杂的传统.但神学难保不出错,那个超自然的信仰,毕竟离我们太远了.“68一代”的社会反叛,让他拥有了追问和批判的主动.可反叛经常错,我们一生中,已经见过多少时髦的理论,它们来来去去,一旦失效,只给追随者留下无穷悔恨.老顾的浪漫气质,使他保持个性的鲜活、开放.浪漫经常是对的,因为它刻意有别于实用,让一个人更关注心灵.只要警惕不沦为滥情,那古老、精神的忧郁,本身就是美.这美,最终找到了它的落点：诗.诗永远不会错.它在每一行里,教给我们冷静、自省、、创造.老顾用写诗自我更新,用译诗介绍文化,现在又被译,这文化流动更变成双向的.美,在自觉中日渐丰富.
回到开始,《山海经》就是诗.一部古老、神奇、幻想和幻象五彩缤纷之书.它不依托具体时间,反而包括了一切时间,谁读,谁就在经历古往今来的岁月,也被别人经历着.1986年,我手捧《山海经》,和老顾初次相见.或许,那一刻我就像巫师,窥见诗歌萨满鼓的咚咚声中,我们本来就是一对通灵之物.
杨炼新著《你不认识雪的颜色》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华德无界行者”项目资助,本文为该书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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