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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大悲直抒情怀听朱践耳交响乐作品有感
2016年我们敬爱的作曲家朱践耳同志满94岁高龄,上海交响乐团于8月17日特别举行了他的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出席了这场音乐盛会,感触颇多,思绪万千,几天彻夜难眠,发自内心地想表达一下心得.
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分别选取了朱践耳同志不同时期的交响乐代表作.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他的创作面貌,展现了他在艺术上达到的成就.曲目集中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歌颂光明,揭露黑暗.这些乐曲对大喜大悲的历史事件,做了大起大落、淋漓尽致的情感抒发,音乐令现场听众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节日序曲》(1958)以节庆欢腾的音乐掀开音乐会的序幕.此曲是作者在苏联留学时期的习作,也是他第一部专业性的乐队作品.乐曲参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同名作品,借鉴了奏鸣曲式的结构,而在音乐语言上则完全是鲜明的中国风格,其中小号的引子主题具有唢呐的吹奏意味,商调式的单旋律,复调模仿手段的处理,全然是中国音乐线性式思维,有别于肖斯塔科维奇的大三和弦的号角风格,显示了中国民间音乐对答呼应的特点.奏鸣曲式的主部、副部主题都是五声性调式旋律.主部主题喜庆欢腾、朝气蓬勃,副部主题自由奔放、神采飞扬.乐曲中贯穿了中国锣鼓典型的节奏,充分表达了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亿万中国人民满怀热烈欢庆国家节日的豪情壮志.作品完成后,据作者回忆： "1959年经主科老师推荐,该作品被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看中,作为永久曲目买去保存.于7月25日请苏联大剧院交响乐团录音,指挥为阿·别洛乌索夫.随后,我将此录音带在作曲系学生新作品交流会上播放,在座的师生们大感意外,对中国留学生刮目相看.1960年4月,该作品由莫斯科音乐学院的管弦乐团连续演三次”.该曲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庆贺新中国诞辰十周年的时刻,分别在苏联和中国首演,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弦乐合奏《怀念》是作者在乐队作品停笔18年后再次动笔写作.1976年周总理去世,当时朱践耳同志正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在一次职工大会上放映了电影纪录片《周总理追悼会》,其中十里长街送别总理的场景使他和词作者王森感慨万分,事后二人合作写了歌曲《大庆儿女怀念周总理》.此歌曲的旋律作为弦乐合奏《怀念》的音乐素材,作者先后写了三个版本,1978年是初版；1988年的修订版在调性、和声上进行了修改,加强了“撕心裂肺的悲剧表现力”（作者语）；2006年的最后定稿版把个别矫枉过正的地方修改回去.三稿比较,可以看到作者在审美观和艺术技法上的演变轨迹,充分见证他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该曲以最擅长倾诉人们情感的弦乐合奏,如泣如诉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哀悼.而此曲之所以感人至深,还因为朱践耳认为“哭总理实际上是在哭受难的国家和人民啊”,故而悲哀音乐的内涵更加深了一层.
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献身的勇士》(1980)是一部颂扬在十年“”动乱中的反潮流英雄张志新的作品,是作曲家更加深入了解人民群众与反革命“”斗争事迹后完成的杰作.朱践耳同志在自己的创作回忆录中写道： “1978年六七月间,各大报刊上都报道了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的英勇事迹.她在‘’初期的政治学习会上,坦率直言,批判‘’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为刘少奇鸣不平,于1969年被捕入狱.在坐牢的六年中,她引证了大量的马、恩、列、毛的理论著作,写了几十万字的申辩书,为此受尽各种非人的,最终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绑赴刑场之前,居然先把她的喉管活生生地割断（一个女看守员当场吓昏过去）.这种法西斯暴行简直令人发指！”接着作曲家写道：“读了报道,给我思想的震动极大,感触极深.当即写了一首独唱歌曲《你是一朵杜鹃》（王森词）,就是以张志新作为典型人物的.然后,将这首歌曲的旋律作为主题素材,写了单乐章的《交响幻想曲》.”
对于这个人物的分析评价,我觉得任何人的评述都不如作曲家自己的坦言更到位,更精彩.他写道：“在那是非颠倒、昏天黑地的年代里,张志新是那千万颗明亮不灭的星星中耀眼的一颗” “她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勇者”“一个仁者”“总之,她是一个大写的‘人’”.由于张志新的具体形象深深打动和感染了朱践耳,所以这部以“”为题材的第二首乐队作品,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质量上都比之前的弦乐合奏《怀念>大大进了一步.
乐曲仍采用奏鸣曲式.音乐引子主题开门见山,四音动机像一声惊雷,仿佛是一声责问“谁之罪？”,音调脱胎于京剧花脸的西皮叫板.主部主题“好似人物的内心独白,有女性的秀丽和娴静,并在沉思中蕴含着忧虑和不安.后来在发展部中却变为坚毅而勇往直前的性格”.副部主题“体现人物的斗争精神”.作曲家在自己的创作回忆录中对此曲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如果在聆听这部作品的前前后后能认真细致地阅读作者的叙述,必将更深地领悟和欣赏这部杰作.
此曲在张志新罹难五周年的1980年5月于“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由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首演,获得好评.1981年荣获第一届全国交响乐作品奖.据作者对我说,有意思的是,此曲在国内和在解体前的苏联（1984年5月在莫斯科第二届国际音乐节上由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演出后的反应与其他西方国家大相径庭.后者反应冷淡,而前者反应强烈.原因是我们与苏联朋友同处一个社会制度,对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悲剧感同身受,理解深透.苏联听众对作者表达听后感说：乐曲“非常真挚,激动人心”, “你们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有过‘文化小革命’,我们完全理解”.当时的苏联《真理报>评论说：“以鲜明的音乐形象体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
坚持着人道主义理想和崇高的信念”.朱践耳在回忆录中写道：“1984年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苏方特邀请中国驻苏大使出席音乐会,中国大使也在自己的官邸里宴请了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及多位音乐家,这是第一次‘破冰式’的文化交流,意义深远.”此作品的意义和反响非同小可,但是作曲家对自己要求很高,他认为,由于在国内‘’前后二十多年的闭塞环境中度过,与各国相比,“反观我自己的作品,深感在技法上太落后于时代了” “一定要大胆地赶上去才行”“我下决心作根本性的创作转型”.于是他后来的创作又踏上了更高的台阶.1986年以“十年浩劫”为题材的《第一交响曲》问世.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写交响曲,一部有哲理内涵的,史诗性的交响曲,规模大,篇幅长,在花甲之年64岁才完成” “第一次使用十二音无调性序列技法写作品,标志着‘衰年变法’的开端.也是我第一次突破艺术‘禁区’ （悲剧性）的大胆尝试”.
《第二交响曲》(1 992)属于<第一交响曲》的“姐妹篇”.为何要继续以“”为题材写作,原因是听到人们对《第一交响曲》虽然肯定,但认为“悲剧性渲染得不够” “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借鉴太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创作个性不够鲜明”.于是朱践耳以新的“视角”,在“立意”和“用笔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写作.按作曲家的表述,两部交响曲相比,前者是直接表述“”,立足全面,铺得开,四乐章（长48分钟）,是恢弘的史诗,着重揭示人性的异化,写人性和兽性的搏斗,可称为“命运”交响曲；而后者是借题发挥,着眼一点,探得深,单乐章（长22分钟）,如精细的抒情诗,集中写人性的折磨,复苏和彻悟,可谓之“悲剧”交响曲,对“第一”中未能尽言之处一悲剧性在“第二”中得以充分发挥.朱践耳还强调：“”是个巨大的悲剧,是无数历史悲剧在当代中国的重演.在当时,人性泯灭,民心被扭曲,人妖颠倒,横行,是一切人间悲剧的根源.他指出：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文艺创作中,悲剧和人性是两大禁区,讳莫如深.他呼吁：我们要大声呼唤人性的回归！民心的回归！他还鲜明地表示：一个能认知自身悲剧的民族是文明自尊的民族.他深刻地表述了自己对悲剧的看法：悲剧的壮烈性,英雄性,启迪性,乃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悲剧带来的泪水,能冲刷人心的弱点,净化人的灵魂；悲剧燃起的怒火,将烧毁古老民族所背负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人民爱看悲剧,就因为人间尚有悲剧在；作家写悲剧,是为了使人的悲剧最终在世上绝迹.
作曲家就是本着以上的立意,设计了这部交响曲的总体构想：着力于深层心态的挖掘和潜在哲理的思索.根据心理发展的进程,分为四个段落： “惊”[引子]——“悲”[慢板]——“愤”[快报]——“壮”——[庄版].可说是经受了巨大精神创伤的真诚心灵的一首悲歌.包含着从现代迷信中彻悟过来的痛楚、内疚、悔恨和愤怒.悲时,揪心泣血：愤时,撕心裂肺,强烈的音流猛扣心弦.作曲家在具体用笔上首先从《第一交响曲》的慢乐章提取C——A——#G核心三音列,然后又衍生另外三组同构互补的三音列,构成十二音列,使作品十分统一,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核心三音列来源于人声呜咽的自然音调,为此,作曲家特别采用了一件特殊乐器一锯琴,它的音色,颤音和滑音都酷似人声.凄凄切切,如泣如诉,为作品的悲剧性大为增色.恰好上海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张琦年轻时就掌握这个乐器,他的演奏精彩绝伦,效果独特,音色动听,深深地震颤了听众的心灵.
交响诗<百年沧桑》(1996))此作品是专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写.作者坦诚地表白：“对这一题材,我有强烈的创作.早在初中读中国近现代史时,那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和‘国耻纪念日’就曾激起我的痛心和愤怒（也成为后参加革命的动力之一）.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于是,我就立即投入了创作.”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作者写道： “标题中的‘百年’一词,其含义是很宽泛的.可以是近百年,也可以是数百年,甚至千百年.记得我在少年时代,就曾看到一幅漫画：在桑叶般的中国疆土上,围着一大圈的‘禽兽’.其中最最显眼的是一只硕大的‘北极熊’（指沙皇俄国）,它所霸占去的中国领土竟然大大超过了其他众兽（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占土地的总和！如今,我这部作品就着眼于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和奋斗史.正如《黄河大合唱》中的两句词：‘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百年沧桑’一词是泛指的,也是借题发挥的.‘沧桑’一词是包括内外两方面的患难.”总之,作者的主题思想定位是：“一切灭绝人性的暴力、掠夺、专制、霸权,都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为维护善良人性和人民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神圣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人类的尊严.”为了表达这样的内涵,作曲家特意“引用了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令人记忆犹新、有过深刻社会影响的群众歌曲和抗战歌曲,以增加历史的沧桑感”.具体引用的音乐素材（片段旋律、音调或节奏）是：聂耳的歌曲《铁蹄下的歌女》《自卫歌》和《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的歌曲《游击队歌》,古曲《满江红》,一首《南海渔歌》,甚至还利用或参考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梯尔·艾伦斯皮格尔》和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中“断头台”的音乐片段.全曲按主题思想的三句话而分为三大部分.作曲家在自己的创作回忆录中用图表的形式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乐曲的结构,这对于专业音乐家研究音乐本体,探讨朱践耳的作曲构思和写作手法是一份难得的文献.而对于广大听众来说,在大致了解乐曲内涵的基础上,凭若干熟悉的音乐素材和聆听乐曲的整体感受,就能领悟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而获得美的享受.此曲通过简练的苦难一斗争一胜利的发展过程,集中概括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从黑暗到光明的经历,最后以奋发图强的音乐,讴歌民族的解放,鼓舞人民继续前进.此曲荣获“迎接香港回归征集音乐作品”唯一的金奖.
管弦乐《欢欣的日子》是音乐会加演的曲目,此曲原名《翻身的日子》,是1953年作者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写的配乐中的一首乐曲.朱践耳为了适应农民的形象,在管弦乐队中加进了几种中国乐器,中西合璧.影片的画面是“农民分得土地、农具、房屋,欢天喜地的情景,用了板胡、管、笛、三弦、扬琴为主奏,用小型管弦乐队陪衬.主旋律是自己创作的（仅中间一小段管子独奏乐用了一句山东吕剧的过门）,曲调展开自由流畅”.以后此曲完全移植为民乐合奏并出版总谱和唱片,并被电台用作“对农村广播”节目的片头曲.60年代,储望华将其改编为钢琴独奏,广为流传.此次演出的是作者于2005年重新为交响乐队配器的版本,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创造性地通过小提琴等弦乐器模仿中国民族乐器滑音演奏的特点,为作品增添了别具一格的情趣,将人民群众愉悦的心情进行了更大的渲染,使整场音乐会在无比高涨的热烈气氛中结束.
此次音乐会的圆满成功,同上海交响乐团全体演奏员在指挥家陈燮阳的统领下的出色演奏密不可分.尤其是陈燮阳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了如指掌的把握,以及满怀、细致入微的艺术处理,非常完美地表达了作曲家交响乐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高超技艺,使得听众从音乐中获得了一次心灵的升华和美的享受.长期来,朱践耳作为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与乐团亲密合作,特别同指挥家陈燮阳形成了业务上的最佳搭档,共同为中国交响乐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钦佩不已.朱践耳感激乐团的题词： “深切感谢上海交响乐团拯救了我的‘交响梦’”,充分说明作曲家与乐团亲如一家的关系.
以上文章因故迟登.2017年6月15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特聘指挥家陈燮阳来京指挥朱践耳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曲目同去年在上海的音乐会相比,除了《节日序曲》、交响诗《百年沧桑》和管弦乐《欢欣的日子》外,上半场增加了管弦乐《壮士行》,下半场特别安排了重头戏——隆重歌颂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业绩的交响曲一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诗词六首）
管弦乐《壮士行》原为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的三重奏曲,作于1958年.1996年应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委约,作者将此曲改写为管弦乐合奏.原曲是作者留苏时期的两乐章复调习作,第一乐章是帕萨卡里亚,即固定低音变奏曲；第二乐章是赋格曲,即采用对位技法的多声部对答呼应的乐曲.这种西方古老传统的体裁在18世纪的巴赫和20世纪的肖斯塔科维奇手中,达到了最突出的发挥,使它充满了浓烈的悲剧性和史诗性的特征.朱践耳同志在运用这个体裁写作时,不仅继承了前人传统,也有个人的创造.例如把传统的三拍子的帕萨卡里亚改为四拍子；而赋格曲的主题和答题在调性关系上是反传统的.此外在旋律与和声风格上又突破了五声音阶的局限.作者的这部作品以严峻、雄浑、厚重的思绪,表达了对烈士的深切缅怀.
交响曲一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完成于1960年,是作者毕业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杰作,是作者有感于阅读诗词而作.他写道：“当时正逢诗词第一次公开发表,我读了这些诗词觉得形象生动,诗意甚浓,每首虽然只有八句,内涵却很丰富,引起我丰富地艺术想象.当时国内已经发表的诗词谱曲的作品,大都是独唱,少数有合唱,于是,我想开拓一种新的写法：要按照交响曲和歌剧的思维来构思,使之具有交响性、戏剧性和史诗性,还要运用交响乐队作多色调地、多角度地烘托、强化、发展,方能使艺术形象丰满起来,把字里行间的深层次的内容呈现出来.我抓住‘长征’这个核心主题,选用了在长征前后陆续写的内容各自独立的诗篇,构建成一部完整的交响套曲.但并非长征大事记,丝毫没有翻雪山、过草地这类具体描写.不是纪实,而是写情,写精神.在乐章安排上也不是诗词的写作年代顺序,而是根据交响曲的结构套路来选材、来安排.”
此作品问世以来的曲折经历,我写过题为《一部载入史册的交响乐杰作的传奇经历》的文章发表在《人民音乐》期刊2016年第5期上,请查阅.此处我只想简要概况地说几句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首先,这是一部将交响曲(symphony)与大合唱(cantata)两种体裁并重融合的新创造.既充分地展示了纯器乐交响曲擅长描写千姿百态、抒发万千思绪的表现力,又鲜明地发挥了声乐套曲大合唱恢宏庄严、雄浑豪迈的气魄.其次,这是六个独立乐章有机有序连接的完整套曲：第一乐章《六盘山》是登高远望,回顾长征的壮志临云的“开篇”；第二乐章《井冈山》是森严壁垒的一幅战斗的“速写”；第三乐章《大柏地》是抒情浪漫、诗情画意的战地黄花似的“小诗”：第四乐章《十六字令》是豪情壮志、勇往直前、神速进军的“剪影”；第五乐章<娄山关》是对长征的哲理沉思的一篇“悲壮的铭文”；末乐章<长征》是与第一乐章遥相呼应的总结概括红军伟业的史诗性“颂歌”.
以为领袖的中国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已经一去不返地永远载入史册.当这一壮举反映在的诗词中后,它又重新复活.而它再次体现在朱践耳的交响曲一大合唱中,就二度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应当说,上海交响乐团和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都十分成功,又各有千秋.前者的演出比较文雅、抒情、细腻；后者的演出比较粗犷、热烈、豪迈.二者分别以不同的风格和色彩,同样出色地阐释了朱践耳交响乐作品丰富深刻的内涵和独特高超的技艺,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奉献了丰盛的精神食粮和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
此文末尾,笔者想说几句同作曲家的长久友情.早在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我就同朱践耳相识.那时我14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27岁,比我大13岁,而他已是一位满脸黑胡子的解放军军乐团团长.另外,他的夫人舒群同志解放前在贵州贵阳与我大姐、二姐是同学,后来又与我二姐是一起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员和战友.他们的共同经历和革命友情,令我十分羡慕.巧得很,50年代我同朱践耳又成为留苏同学.因此我们的友情很深厚,我熟悉和了解他的人品,钦佩和热爱他的音乐.他多年来作品的问世,我非常关注,并愿意表述自己的听后感,先后发表过一些评论文章.
最后,我想表达一下对朱践耳的总体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直面现实,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作曲大师.他的音乐既展现出鲜明的民族气派,又具备沟通世界的语言；既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显露了高超的艺术技巧.他做人做事非常谦虚和低调,国内对他的宣传报道还比较欠缺,我深信在中国和世界音乐领域,他必将日益被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理解、肯定和爱戴.
黄晓和 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荣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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