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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图恩到维尔德斯：荷兰的民族民粹主义运动

虽然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的维尔德斯在2017年荷兰大选中没有问鼎首相宝座,但荷兰右翼民粹运动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荷兰乃至欧洲掀起令人震惊的风浪,给日益抬头的欧洲极右势力快速崛起提供了新的动能.观察荷兰的民粹运动可以看到,若想击败右翼民粹主义,必须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浪潮中找到有效的根治方法,这是欧洲政坛最需要警惕和关注的.

■ 张莉／文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4.010

2017 年荷兰大选结果令担忧“民粹主义”得势的世界各国悬着的心暂时落了下来.维尔德斯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继承了富图恩的衣钵,通过煽动对伊斯兰、政治精英、欧盟的仇恨情绪,成为荷兰民族民粹主义运动的成功代表,其核心意识形态是“族裔民族主义”,在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或者民族自治区）的边界外反对高于它自身的政治体,在边界内反对异质的社群（移民或世居少数民族）.换言之,尽管外表上看极右翼政党的面孔纷繁复杂,但其内核是一种强调民族的种族概念和捍卫传统的社群概念的民族主义.[1]

荷兰民族民粹主义运动的先驱：富图恩与富图恩名单党

21 世纪初,富图恩在以宽容闻名的荷兰被谋杀震惊了世界.在随后举行的荷兰大选中,富图恩名单党获得前所未有17% 的议席,该场选举成为荷兰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选举.富图恩和富图恩名单党被认为是“改变了荷兰的政党体系”“一次公民的反抗”“荷兰政治平衡的中断”.而且富图恩效应跨过边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在过去的20 年内壮大发展.20 世纪90 年代,富图恩从一名大学教授,转变为集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反对左翼自由主义的知名政治评论家.2001 年11 月,富图恩被选为“宜居的荷兰”党（LivableNetherlands）的领袖,批评“紫色联盟”政府臃肿及其公共管理的方式、对日益增长的移民、伊斯兰人等问题的处理方式.2002 年2 月,他称伊斯兰是“落后的文化”、宪法第一条关于禁止歧视的条款应该废除.这些言论使其被“宜居的荷兰”党开除.几天后,他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富图恩名单党（Pim Fortuyn´s List Party）,党纲集中关注移民和融合问题、支持公共部门的改革、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大幅削减社会公共服务等政治主张.在3 月的鹿特丹地方议会选举中一鸣惊人,得到35% 的支持率.

富图恩的民族民粹主义是道德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混合产物.他吸收了政教分离、为妇女和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等政治概念,作为“荷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伊斯兰是“落后文化”不能与荷兰的自由“兼容”,并将穆斯林视为荷兰、妇女和同性恋平等权利的假想敌,并将这些与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攻击相联系,他赢得了那些自以为是进步的人的支持.在富图恩看来,荷兰文化处于危险境地,因为荷兰精英拒绝承认伊斯兰文化带来的威胁.他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呼吁荷兰人民保卫自己的文化.1995 年,他出版了题为《被孤立的社会》（DeVerweesdeSamenleving）一书, 表明他保守文化的悲观主义立场,谴责社区的丧失、社会规范和价值的侵蚀.两年后,在《反对我们文化的伊斯兰化》（Tegen de islamisering vanonzecultuur）一书中,他宣称伊斯兰文化事实上对荷兰社会是一种威胁,伊斯兰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他指出,在个人主义与“文化相对论”的影响下,荷兰人民面临着面对这种“落后”的文化而失去自己认同的风险.

同时,富图恩反对欧盟,他并不反对欧盟的原则,而是认为欧盟的组成方式和框架是一个精英的堡垒,内部缺乏.富图恩名单党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竞选纲领中引用了他在1997 年出版的《失魂的欧洲》一书：“我爱欧洲,我爱它各异的人民、文化、风景地貌、天气变化、语言和人种,我有时候痛恨欧元区的精英们的趾高气扬,而忽略人民.简而言之,我希望一个人民的欧洲,人性化的欧洲,一个你和我的欧洲！”[2] 由此可见,富图恩名单党是一个柔性疑欧主义政党,基本支持欧盟现存形式,但是坚决反对欧盟的功能,尤其反对“政治精英和官僚没有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欧洲.

2002 年5 月6 日,富图恩被谋杀.尽管富图恩名单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了17% 的得票率和26 个议席,并与基民盟、自民党组成内阁.但是,由于富图恩名单党内分裂,新内阁很快破裂.2003 年1 月举行的大选中,富图恩名单党仅剩下8 个议席.

富图恩和富图恩名单党的成功对荷兰政党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荷兰选举门槛较低,且组阁模式较为开放,政治门槛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低,对初创新党没有边缘化限制机制.与之前难以获得足够影响力的极右翼政党相比,富图恩被谋杀打破了荷兰自二战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地表达了隐藏在荷兰人心中的意识,回应了选民对罪案、缺乏安全感和移民涌入的普遍忧虑,也促使荷兰其他政党重新审视荷兰宽松的难民政策.第二,富图恩名单党的快速兴起,打破了荷兰长期以来的政治共识和政党铁三角,冲击和重塑了原有政治格局与生态.自1994 年以来,荷兰政府一直是由自民党、工党和66 组成的“紫色联盟”内阁.富图恩名单党解散后,涌现了很多新政治力量试图吸引富图恩的追随者,维尔德斯和自由党是最成功的,且比富图恩走得更远、更成功.第三,富图恩名单党进入荷兰政治舞台,打乱了荷兰政治空间的维度,凸显了政党体系从以左右划分的纬度向文化冲突的维度转变,文化维度也即政治认同维度,划分为主张自由的世界主义多元文化的政党与专制的民族主义单一文化的政党.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表明欧洲选民的政治分野经历了从阶级分野（class cleage）到以族群分野（ethnic cleage）和地区分野（ regioncleage）为代表的认同分野（identitycleage）的转化.[3]

富图恩的后继者：维尔德斯与荷兰自由党

维尔德斯是荷兰右翼自民党的一名议员,与保守的自由主义波尔克斯坦（Frits Bolkestein）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2002 年,维尔德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他极力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和所有的政策措施,认为欧盟应该在中东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公开地猛烈抨击荷兰进步主义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认为其是整个荷兰精英共谋的一个同质的、自私自利的进步主义共同体,还认为他们通过资助行为进行进步主义的教化（通过国家广播媒体）并妖魔化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他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强烈地憎恨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与党内同事希尔西· 阿里发展了所谓的“对伊斯兰宗教的批判”,呼吁“自由的圣战”（liberal Jihad）.

2004 年9 月,维尔德斯因为不满波尔克斯坦在土耳其可能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积极立场而离开自民党.他组建一个人的党——维尔德斯组织.同年,荷兰发生了一场令人震惊的谋杀,电影制片人和专栏作家特奥· 梵高（Theo van Gogh）被谋杀,他是富图恩的支持者.他的遇刺在荷兰造成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公民之间关系的紧张.借此机会,维尔德斯的人气飙升, 2006 年,在参加第一次议会选举中他的党赢得了九个席位.2006 年2月22 日,维尔德斯成立了自由党（thePartijvoor de Vrijheid,PVV）,他放弃了一些新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向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方向发展.一方面,他坚决反对移民和超国家的合作机制,认为这有损于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他认为民粹主义的政治框架是腐败的精英与善良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他还希望建立一个由善良的人民做主的政体.

维尔德斯的主要思想及表现如下.首先,在其演讲和访谈中表现出越来越极端的伊斯兰恐惧症.他认为,应该将移民同化政策转变为粗暴的拒绝政策,即完全排斥穆斯林,将摩洛哥的罪犯称为“街头恐怖分子”或者“穆斯林殖民者”.维尔德斯在一封公开信中称《古兰经》是一本“法西斯书籍”,主张荷兰应该把《古兰经》比照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样禁制.2008 年他发布了批评伊斯兰教的短片“Fitna”,把恐怖主义与《古兰经》联系起来,在国内外引起穆斯林的广泛.在2010 年大选中,自由党赢得了24 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党.经济危机爆发后,自由党试图将反伊斯兰和反对移民的立场与经济问题挂钩,并提出竞选纲领主题是“福利沙文主义”,声称“只有自由党保卫福利国家,这也是我们为何请求禁止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的原因.纲领中认为,穆斯林移民已成为造成荷兰社会问题、犯罪、国家赤字和日益恶化的公共服务等问题的根源所在.

其次,尽管伊斯兰仍是维尔德斯及自由党的主要敌人,但其攻击目标已逐渐转向其他的移民群体,如来自波兰、比利时和罗马尼亚的工人以及荷兰安第列斯群岛的移民.他建议向东欧关闭劳动力市场、精确计算外来移民的成本,将荷兰安地列斯群岛称作“骗子的老巢”.[4]2010 年大选后,在自由党支持下,自民党与基民盟组成少数内阁.作为回报,组阁协议体现了自由党的一些政治主张.如将大量降低非西方移民进入荷兰的人数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通过进一步严厉限制难民庇护权和移民的政策来实施.自由党其他一些政治立场已被政府采纳,如将非法入境的移民定罪、撤销拥有双重国籍的罪犯的荷兰国籍.

第三,他常常提及那些受够了犯罪、伊斯兰化和政治腐败,并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的“普通人”.早期,他主张对“软弱的荷兰人”进行再教育,现在宣称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勤劳的人民的声音.2004 年,他反对政治制度改革,现在他又呼吁建立更多的直接制度,通过公投直接选举市长、局长、甚至法官.他指责政府毫不掩饰地撒谎、欺骗,“不是政治精英,而是普通民众应该拥有更多的机会经常表达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比左翼党派做得更好.”[5]

第四,自2006 年以来,维尔德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明显增强,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家利益、民族价值和反对超国家合作机制——欧盟.自由党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荷兰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如阿富汗战争,呼吁在学校促进民族自豪感的教育,如升旗仪式、民族历史等,而且宣称将比利时弗兰芒地区并入荷兰的领土.[6] 在2012年的竞选纲领中,自由党将自己定位为“务实的”和“爱国的”,指责其他党保卫欧盟[7],从疑欧主义的立场转变为欧盟恐惧主义,坚决支持荷兰退出欧盟.

在2014 年欧洲议会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了约14.4% 的选票.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 勒庞呼吁四个反移民政党（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和比利时佛莱芒利益）公投组建欧洲议会党团.尽管失败了,但是维尔德斯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政党,如上述政党已展开合作,自由党进一步向右转.自由党主张对穆斯林应该适用比本民族更加严厉的法律和法规,禁止《古兰经》,对穿戴头巾的人征收特殊税,呼吁关闭荷兰所有的清真寺,不允许他们像其他的宗教团体组织自己的学校等.

荷兰2017 年大选与自由党的政治影响力

自2014 年中东、北非的穆斯林难民大举涌入欧洲以来,欧盟没有迅速拿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和行动,难民问题迅速发展成难民危机；再加上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移民犯罪事件在欧洲公众中引发了不安全感,导致欧洲频发反对难民的暴力,排外呼声高涨,民粹主义因此获得了更强的号召力.2016 年年初,荷兰爆发了多起针对外国难民的暴力活动.如海尔德马尔森镇爆发活动,当局安置大约1500 名难民的计划；海斯难民中心的集会演变成暴力.荷兰反对难民涌入的呼声愈发高涨,在难民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维尔德斯与自由党也凭借排外的立场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移民问题严重地撕裂荷兰的政治与民意,助长了选民害怕社会越来越极化、少数民族融合失败的恐惧感,也成为2017 年荷兰大选最重要的议题.荷兰政党都希望因移民问题而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自民党2017 的竞选纲领就庇护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承诺提高接受新移民的标准,包括移民必须证明自己会讲荷兰语,能够找到工作（有薪或无薪）来通过他们可以融入社会的社会融合测试,将这些新移民能够申请荷兰护照的时间期限从五年延长至十年,甚至提出限制移民的社会保障,获得荷兰护照前十年内不能享受基本福利或选举资格.大选前,自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还阻止土耳其外长入境,土耳其修宪公投.“50+ 党”也提出了同样的政策建议,承诺移民从地方议会取得“品行良好的证明”,才能成为荷兰公民.基民盟赞成胡萝卜与大棒的政策,即为移民提供更好的语言课程和解决歧视的措施,但是如果他们拒绝参加融合政策就失去留在荷兰的权利.工党提出了“参与合同”（participation contract）, 新移民必须签署,否则有罚款的风险,这是融合政策的基石.其他右翼党主张严格限制移民,通过使失败的寻求庇护者更难上诉以及严格限制家庭团聚权利,引进澳大利亚式的体系,只接受经济发展需要的移民.

尽管维尔德斯在2016 年被判定侮辱摩洛哥人的罪名和煽动,但他依然对荷兰外来移民有强烈的话语权.自由党的竞选口号是“荷兰再度是我们自己的”（Nederlandweer van ons）,将移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核心政策.三分之一的竞选纲领是计划荷兰“去伊斯兰化”（de-Islamise）,即零容忍庇护寻求者,不再接受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关闭边境；取消所有的给予暂时庇护的居留证,关闭35 个寻求庇护的青年项目中心（AZC）；不能戴伊斯兰头巾进入公共部门；撤销拥有双重国籍的罪犯的荷兰国籍,并永不能进入荷兰；关闭所有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等等.他在鹿特丹港附近的小镇演讲中鼓动选民,“如果你们想收复自己的国家,想让荷兰成为荷兰人的国家、你们自己的家,那么,你们只能给一个政党（自由党）”.在失业率高出平均水平的城镇,维尔德斯备受欢迎.

在2017 年荷兰大选中,自民党赢得31 席,自由党获得19 个议席.尽管主要政党明确表示不愿意与自由党联合组阁,但其他政党组阁需要自由党的支持,否则也难以顺利组阁.2016 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壮大.2017年1 月,在德国科布伦茨举行的极右翼欧洲议会党团“民族和自由欧洲”首次大会,维尔德斯宣称,“西方的人民在觉醒,他们正在挣脱政治正确的束缚”“今年将是人民之年……将是解放之年,是爱国之春绽放的一年”.由于右翼民粹政党产生与壮大的社会根源并未解决,包括荷兰自由党在内的反建制、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浪潮会继续迅猛发展.事实上,从欧洲政治生态变化而言,右翼民粹政党和运动并没有舆论渲染得那么严重,维尔德斯没有成为继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西方世界飞出的又一只“黑天鹅”,荷兰大选也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民粹主义“泥石流”继续向欧洲其他国家倾泻.法国国民阵线势头受挫,另类选择党还难以撼动德国政治的基调.右翼民粹党的壮大是一种西方政治病症,而且不断加剧.若想击败右翼民粹主义,必须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浪潮中找到更为有效的“治病”方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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