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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文章退千军（外二则）
四篇文章退千军
1948年10月24日,北平地下党组织冒着极大风险,果断开机发报,将国民党傅作义部准备偷袭石家庄十万火急的情报,通知.看到送来的情报淡然自如：请乔木同志拟篇稿子嘛！乔木即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长期任的秘书.胡乔木第一时间写出初稿,呈送批阅.原稿一大段文字,被划掉,亲自作了修改：“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其中“穷极无聊”四字是后加进去的.新华社于10月26日又播放了第二篇文章,“……该敌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始由保定前进.近扰部队有九十四军的郑挺锋,新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十六旅鄂友三.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0月29日,提笔写下第三篇文稿,题目是《蒋匪军已进至保定以南方顺桥》,嘱咐胡乔木,只发口播,不播文字.10月31日,此时,华北野战军已赶回保石线布防,东北第四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星夜驰骋入关,直抵北平.此时,写出第四篇文章,《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酣畅淋漓地痛斥、傅作义的偷袭企图.据说,傅作义听完广播后有些魔怔了,一整天,他都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嘴里不停地念叨“要不要北平”.偷袭石家庄的部队被全部撤回.巧施空城计,四篇文稿智退10万兵.（摘编《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九,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
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与他的一次谈话内容,从中大抵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事变前的心理状态.
保定见蒋,不谈抗战,反而逼我,所有前段的热情,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这是日、蒋合演的一台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有机会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可恨.因此,在保定从他的车厢一出来,我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面前的人说：‘我是吓你们的’,哎呀,真是啼笑皆非！
《何梅协定》丧权辱国.何应钦坐镇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华北,蒋能让东北军入住华南？里外两层加压,注定了命运,不能不去西北.自己的家乡就越离越远了.日本鬼子最高兴,我东北军官兵,最不高兴.西北苦寒,又是当地军队的地盘,简直是逼人跳井！去西北不仅与家乡越离越远,与鬼子隔离开,而且被命令去‘剿共’,并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军令能违抗么？不能不打.如剿共幸而获胜,还有抗日希望,至少可暂时保存实力,留有后望,奈何！一战而败,接二连三,损失惊人,如此下去,不仅抗日无望,侥幸图存,亦大失所望.而且南京马上给我冷遇：撤番号、减军费,更使我东北子弟想不开,老家让给鬼子,撵到西北来,等于发配.前线官兵自发地停战,心情忐忑.觉得红军善意合作,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而上面却硬逼送死.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摘编吴殿尧著《刘鼎传》,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陶行知与白求恩
陶行知,是一位受人敬仰的人民教育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为了发动华侨并广泛联合国际进步人士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战争,1936年9月,他自筹经费辗转香港、比利时、法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求得道义、人员和经费上的支持与帮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恰巧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这次也应邀赴宴.当白求恩走到陶行知面前时,主人热情地分别作了介绍,然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趁宴会还未开始,两人做了简短而亲切的交谈.当白求恩得知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立即伸出大拇指加以赞扬.陶行知还向白求恩介绍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野蛮行径及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情况.白求恩被陶行知的满腔热情和民族尊严感深深地打动,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陶行知也同样被白求恩的慷慨直率所感动,连连说：“谢谢你,白求恩大夫,了不起,白求恩大夫.”
宴会结束后,陶行知仍陶醉在两人交谈的气氛中.就寝前,陶行知在记事簿上记下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伟大的名字.确切地说,陶行知是在心底刻下了这个伟大的名字,并将这个名字带回了中国,介绍给了中国人民.(摘编《红色档案揭秘》〈下〉,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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