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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读懂《平复帖》
奇古书法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陆机 《平复帖》 是在1935年北平举办的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上.
多年后,他在 《春游琐谈》 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感慨之余,他发现自己甚至看不懂帖上的文字,“此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
实际上不只张伯驹,从 《平复帖》 有明确记录的唐以后1000多年间,许许多多文人学者试图解读,却没有一人能够读懂全文.全帖一共9行86个字,其中两个字因为纸张损坏脱落了,所以今天能看到的也就84个字.而时至明朝,收藏此卷的张丑仅仅认出了其中的14个字.到了清代,收藏家安岐曾试图在张丑的14字基础上进一步解读,努力了几十年,也没再多认出半个字来,后来他在《墨缘汇观》里无奈地说：“其文苦不尽识.”近代,日本人梅园方竹在张丑的基础上试着又解读出6个字,但把第4个字“瘵”误读为“虏”.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众人仅认出了19个字.
启功曾说,唐宋以来,讲草、真、行书书法的,都追溯到晋人.而晋代名家真迹,至唐代所存已逐渐稀少,真迹多为唐太宗、武则天随葬.他们生前用摹本赏赐大臣,所以流传下来的也多为摹迹了.董其昌在题跋中评价 《平复帖》 说：“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这里的右军指的是王羲之,元常则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钟繇.但清乾隆年所刻 《三希堂法帖》 中,居首位的钟繇 《荐季直表》 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风早就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遭毁坏,无从得见.《平复帖》 因此成了如今我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 《兰亭序》 早60多年.
“我们所谓宋代书法那么好,都是从王羲之的变革开始,如今我们把王羲之视为一个标准.王羲之变革之前,章草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而陆机的字是从章草向今草,从规矩写法向随意写法转化过程中的书法,启功管这种章草叫草隶,就是隶书的草写.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更多出土的简牍之后,更相信陆机的字更接近于原始状态下的章草.”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说到.
王亦旻说,《平复帖》 不仅书法高古,所用纸、笔也同样高古.“专门研究纸张的潘吉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研究过 《平复帖》 的纸张,认为其书写所用的是一种麻纸.结合文献记载,这类麻料是当时制作纸张的主要原料,有的还辅以树皮、渔网等其他植物纤维,经过打浆、抄造而成,当时的工艺还不够成熟,因此纸面比较粗糙.还有,当时所用毛笔多是硬毫制成,且有硬芯,秃锋,写在这种纸上会比较涩,行笔速度也很慢,有一种古拙之感,如今我们使用的软毫笔要到北宋末年米芾的时候才有.此外 《平复帖》 是一封私人信札,有些内容表述隐晦难懂,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此帖文字的辨识和理解难度.”更直接的原因,是 《平复帖》 太古老了.古人说“纸寿千年卷八百”,而 《平复帖》 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因此帖本身的保存状况并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平复帖》 是展览目录的第一件作品,被放在了正对入口的最显眼位置,但展台里的并非真迹,而替之以高清照相影印的一件复制品.
《平复帖》 的休眠时间极长,最近一次真迹展出,要回溯到13年前,在2005年上海博物馆“书画经典—— 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上展过两周.再往前是2002年秋,故宫博物院收购隋代章草作品 《出师颂》 后,社会上对该作品的真伪有争议,故宫于是组织了一场“铭心绝品—— 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其中 《平复帖》等真迹展出了9天.
据王亦旻介绍,一般来说字画修裱一次可以保持两三百年,《平复帖》 最后一次修裱应是在明末,该帖的部分前隔水就是那时被裁换成了新的.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对一批重要古书画进行了修裱,由于当时 《平复帖》 状况还不算最差的,所以并没被划入那批修复文物中.“如今它的伤况比较严重,每次开卷合卷都会增加其损伤的程度,重新再修裱难度很大,既要保存书卷上面所有文物痕迹的完整性,又要把各种伤况修补好,这需要对其作详细的论证和周密的准备,并请经验丰富的老一辈书画修裱师傅进行指导把关.目前,故宫正组织相关专家对这一类需要修复的国宝级书画作全面的评估.”因此,像 《平复帖》 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宝书画,目前原则上尽量不开卷.
流传有序
1935年北平举办的那次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不仅是张伯驹第一次见到 《平复帖》,也是 《平复帖》1700多年来第一次面向公众.
当年6月下旬,汉江平原遭遇特大水灾,灾民高达700多万人.为了救济灾区,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赠湖北灾区.当时溥儒将自己收藏的 《平复帖》 拿了出来参加展示,在文化界、书画收藏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观者如云.溥儒是清恭亲王奕訢之孙,全名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畲.他的大哥溥伟承袭了爵位,成为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而溥儒则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过天文和生物双博士学位.他幼承家学,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以绘画为业,并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的代表人物,被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他的画价高居琉璃厂第一位,与张大千一起被人们称为“南张北溥”.
尽管 《平复帖》 在元明期间被古董商拆配过,明董其昌之前的题跋都没有了,但作为清内府收藏,它依然被视为流传极为有序的古代作品.
北宋末年,书画鉴赏大家米芾就曾记载,陆机的 《平复帖》 是其所见《晋贤十四帖》 中的一件.此帖前部月白绢条上有宋徽宗瘦金体题签,证明其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藏,如今该帖是否真为陆机所书,徽宗皇帝的题签是主要判断依据.《平复帖》 从宣和内府流出后,直到元代初年一直在民间,吴其贞 《书画记》 记载此卷后曾有元人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等人题的观款.明朝万历年间,此帖曾被韩世能、韩逢禧父子收藏,他们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像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王珣 《伯远帖》 以及展子虔 《游春图》、周昉 《挥扇仕女图》 等书画巨迹皆为其所藏.韩世能曾让很多人鉴赏过 《平复帖》,董其昌的题跋就是那时所写.之后,此帖又经过张丑、梁清标、安岐的收藏,最终在乾隆时期入藏清内府.
然而,酷爱书画的乾隆凡是大内所藏名迹,无不一再题跋,为什么独有 《平复帖》 既未经题写,也无内府诸印,更没有刻入 《三希堂法帖》？据成亲王永瑆 《治晋斋记》 载,此帖乃乾隆皇帝母亲孝圣皇后钮钴禄氏所藏,据推测因为此帖陈设在皇太后所居的寿康宫,乾隆就不便来欣赏题写.钮钴禄氏去世后,《平复帖》 作为“遗赐”被赏给永瑆.从这时起,《平复帖》 到了成亲王府,并传到第五世孙载治后,转被恭亲王奕訢收藏,奕訢去世后,小恭亲王溥伟继承了 《平复帖》.
1911年清室不存,溥伟逃往青岛图谋复辟,为了筹备经费,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1000多件历代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但将 《平复帖》 等诸多字画留给了二弟溥儒.溥儒从此以“羲皇上人”和“西山逸士”自号,纵情书画.
20万元天价
湖北赈灾书画义展的同一年,溥儒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这是一直以遗老身份避世的他首次担任国民政府公职.
溥儒讲究排场,当时府中丫鬟、嬷嬷、仆夫之外,还有家务总管,有里外通报的门政大爷.出入汽车,除了加油、维修之外,司机、跟车、长随,一应人事费用花费极多.据台湾作家王家诚所写《溥心畲传》 记载,溥儒对拜门的学生林熙说,当时他在北平艺专每月400元的薪水,外加自己画作的润笔,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两三千元,惹人家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单笔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没有固定.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
像其他遗老一样,变卖古书画收藏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溥心畲传》 中写道：“他 （溥儒） 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或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赏给乃祖的一颗祖母绿宝石,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物色买主.”
同一年底,参与伪满洲国的溥伟在长春一个旅馆内去世.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了给大哥办丧事,打算将手上所藏名作,唐韩干的 《照夜白图》 以1000块大洋卖给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叶是定居欧洲的大古董商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商,卢芹斋曾把唐太宗皇陵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卖到美国.
当时正在上海打理盐业银行业务的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给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拍了封电报,希望宋哲元阻止叶叔重转卖给外国人,以免国宝外流.可惜这封电报没能起到作用,《照夜白图》 被叶叔重买走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
为了阻止溥儒再把手上的宝贝卖给外国古董商,张伯驹在1936年底找到了北平琉璃厂悦古斋的少掌柜韩博文,托他转达,希望溥儒出让手上的 《平复帖》,如果不愿意出手,需要用钱的话,也可以将 《平复帖》 抵押到盐业银行.韩博文转告溥儒的回复：“心畬 （溥儒） 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
一年后,在文物收藏家叶恭绰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张伯驹遇到了马上要去北平的张大千,他托张大千再与溥儒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 《平复帖》.
张大千与溥儒交往极深.1927年春,溥儒在北平老字号“春华楼”宴请张大千及其兄弟,被视为“南张北溥”会面之始,此后张大千每每向友人赞叹这位“旧王孙”的身世风仪,并以“老师”相称.三四十年代张大千更是经常借居颐和园溥儒的“听鹂馆”,两人相约赏画,互题作品.但溥儒与张大千的这层关系同样没能帮到张伯驹收藏 《平复帖》,张大千后来回复,溥儒依然开价20万大洋.
20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1921年,溥伟为筹措复辟清朝经费,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也就是8万大洋.再看,就在张伯驹通过张大千二求 《平复帖》 的同一年早些时候,张伯驹购买包括《三希堂》 晋帖中的王羲之 《中秋帖》、王珣 《伯远帖》 以及李白 《上阳台帖》,加上唐寅 《王蜀宫妓图》、王时敏 《山水》 轴和蒋廷锡 《瑞蔬图》 轴,袁世凯庶务司长郭世五一起打包出让,要价也就20万.
张伯驹明白,《平复帖》 叫价20万大洋,显然溥儒并不想卖.
溥儒葬母
1938年1月28日,张伯驹从天津乘火车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母亲办丧事,准备出售 《平复帖》.
溥儒14岁丧父,与母亲项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虽然当时北平沦陷,社会秩序混乱,但以他的孝顺,母亲的丧事必须得办得有排场.像《照夜白图》 一样,溥儒只能通过出让 《平复帖》 换钱.
根据后来傅增湘的题跋所记,其实当时消息灵通的白坚甫比张伯驹更早知道溥儒母亲去世的消息,托傅增湘购买 《平复帖》.白坚甫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把多件国宝级书画文物介绍卖给日本人,溥儒家藏的唐颜真卿 《自书告身帖》 就是被他转卖给日本人的,如今藏在日本书道博物馆.傅增湘自述怕国宝外流,本就打算马上去找张伯驹商议,没想到在火车上偶遇.
张伯驹听后表示并不想乘人之危,可以将《平复帖》 抵押在他那里,他先借给溥儒1万元办丧事.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溥儒要价4万元买断,不用抵押.
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的开幕研讨会上,文物鉴定专家傅熹年还复原了那一场景.作为傅增湘的孙子,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傅熹年记得 《平复帖》 是在他们家进行交割的,张伯驹用来买 《平复帖》 的是4万元伪币,装了满满四口袋,而不是一些传记书中所写的4万块大洋或金条.
张伯驹购得之后,是傅增湘先把 《平复帖》 带回家欣赏.“留案头者竟日,晴窗展玩,古香馣蔼,神采焕发.”后来傅增湘将 《平复帖》 送还张伯驹,并在帖后作了1300多字的跋,对此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考证,说自己与溥儒相识20年,见过后者所藏珍贵书画无数,但是从没见过 《平复帖》 真迹,助张伯驹购 《平复帖》,是为了防止国宝外流.他写道：“余深惧绝代奇迹,仓促之间所托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巨金易此宝翰,视冯涿州当年之值,殆腾昂百倍矣.嗟乎,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余不仅为伯驹赓得宝之歌,且喜此秘帖幸归雅流,为尤足贺也.”
傅增湘写下长跋后,张伯驹也在后面作跋：“以项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搜罗之广,而独未得此帖,余何幸得之,不能不谓天待我独厚也.”并还一连在卷上盖了7枚印章,足见他的欣喜之情.兴奋之余,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还专门请人刻了“平复堂”的印章.当时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国难当头,前程未卜,张伯驹用“平复”二字来祈平安之意.傅增湘也曾详细描述了《平复帖》所产生的“平复”心理作用：“不意垂老之年,忽观此神明之品,欢喜赞叹,心怿神怡.半载以来,闭置危城,沉忧烦郁之怀,为之涣释.”
溥儒转让 《平复帖》 给张伯驹的事,很快就传到白坚甫的耳朵里.白坚甫直接找到张伯驹,明确表示有日本人想购买此帖,愿意出5倍的,20万元,但张伯驹拒绝了.
而得到4万元的溥儒,后来确实大办葬礼.《溥心畲传》 中写道：“项夫人丧事,在锦萃园中办理.喜庆宴客、娱乐用的大戏楼,用素布遮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做过七七后,移灵什刹海边的广化寺开吊,丧礼之隆重,虽在日军占据的北平城兵荒马乱中,依然轰动一时.丧期,僧、道、番尼群集念经,超度亡灵.”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畲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偷渡至舟山群岛,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溥儒后来很少提到他卖文物的事,《溥心畲传》 中只写道：“为办理项夫人丧事,溥心畲将珍藏半生的无价之宝陆机 《平复帖》 质押于人,此后永远与他绝缘.”
而收藏 《平复帖》,迅速奠定了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书画收藏界的重要地位.得到此帖的张伯驹,将功劳送给了傅增湘,晚年他在 《素月楼楹联》 里说他会将 《平复帖》“除夕日取来于沅叔 （傅增湘） 家同观”.每年清明,也会约傅增湘“去旸台山大觉寺同看杏,于共筑二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抗战胜利后不久傅增湘即病逝,张伯驹送挽联：“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记同观平复帖；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再上倚云亭.”
张伯驹花重金完成收购,但有人读懂此帖全部文字,还要等到1942年.
启功释文
收得 《平复帖》 三年后,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经历了著名的绑架案.历史上始终有一种说法,绑匪索要300万伪币赎金,就是看上了他的字画,尤其是 《平复帖》,希望他通过卖字画来赎身.但张伯驹特别向妻子潘素表示,他所藏的字画不能动.
1942年2月,潘素通过各方借款交了40万元赎金,张伯驹获救.不管借绑架取 《平复帖》 的传言是否属实,绑架案确实使张伯驹的内心产生了变化.他立下遗嘱,让潘素成为自己所藏字画继承人.随即又请清苑郭立志摄影,通过琉璃厂豹文斋纸店,将 《平复帖》 的照片录入 《雍睦堂书法帖》 一书中.这是 《平复帖》 第一次影印出版.
《雍睦堂书法帖》 选辑了自晋唐至清末39位书法家的墨迹,编辑郭立志委托启功审定全书.借着这次机会,启功将自己研究多年解出的 《平复帖》 释文刊登在 《雍睦堂书法帖》 中.他不仅译出全文,还把偏旁残损的5个字补读出了3个.这是 《平复帖》 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释文,尽管张伯驹对释文提出了多处不同见解,但他还是大体上肯定了启功.60年代启功又对释文多次作出调整.他在1961年 《〈平复帖〉 说并释文》 中写道：“我在前二十年也曾释过十四字 （张丑所识十四字） 以外的一些字,但仍不尽准确.后得见真迹,细看剥落所剩的处处残笔,大致可以读懂全文.”
1700多年来,人们头一次知道 《平复帖》 中写的是什么内容.全文大意是：彦先身体瘦弱多病,担心他很难痊愈康复,刚得病的时候,如果及时救治,不致如此.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已值得庆幸了.现在又有儿子照顾,可以无虑了.吴子杨第一次来我家,没尽到地主之谊.这时临将西行,再来相见,言谈举止,器宇轩昂,与以前大有不同了.思想前卫,应是他具有的,应予称赞.夏伯荣因为寇乱阻隔,得不到他的消息.
《平复帖》 影印并刊登释文3个月之后,张伯驹从王绍贤处借了3000元钱,潘素变卖了首饰,夫妇两人带女儿和全部书画藏品,逃离抗日战火中的北平,举家搬去了西安.临行前张伯驹让潘素把 《平复帖》 缝在衣服里,自己随身携带.
1947年,王世襄向重回北平生活的张伯驹借阅 《平复帖》,作 《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在王世襄 《〈平复帖〉 曾藏我家—— 怀念伯驹先生》一文中,他回忆道：“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他的赞许,并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 《平复帖》 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 《平复帖》 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仁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 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后来根据著录才得以完成 《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 一文.”
由此,王世襄这篇介绍递传的文章,与启功、徐邦达的释文,一起成为 《平复帖》 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研究.
“老一辈学者基本已经把 《平复帖》 研究到一个极限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介绍说,“与他们相比,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很难有突破性的研究.关于释文的进一步确认,以及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到底是不是陆机所写,这些老一辈学者们难以解决的疑惑,我们现在也解决不了.”
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的 《平复帖》 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后来在 《陆士衡平复帖》 中感慨地写道：“在昔欲阻 《照夜白图》 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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