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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先生
高亚平
1964年出生,陕西长安人,现为西安晚报文化副刊部主任.大学期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美文》《散文》《散文选刊》《读者》《延河》《人民日报》诸刊,并入选40余种选集,曾获“中国报人散文奖”等10余项奖.近年主要从事散文写作,已出版散文集《静对落花》《岁月深处》《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草木之间》等7种.
早就想写一下我的两位初中老师,因素材平淡,且又稀少,故而一直未曾动笔.但多年来,我对他们却又割舍不下,想想,还是写写吧.他们是高忍厚、高稳绪两位先生.其中,高忍厚先生已于七八年前作古,现今墓木怕已成荫了.而高稳绪先生虽健在,也已七十多岁了.
说起来,他们和我还是同宗,都姓高.我们村在秦岭脚下,也就是长安樊川一个极普通的村庄.村庄南揖终南山,西临神禾原,北倚少陵原,东为高地,村北村南有大、小峪河流过,村庄周围是大片的水田,春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夏日,“家家栖碧峰,流水自雨田”,可以说是不似江南,胜似江南.村庄很大,有十四个生产小队,约三四千人.如按旧时划分,最少能分成四个社.事实上,村中现在还保有过去的遗风,每年耍社火时,就是分作东南西北四个社的.每个社有社旗,有锣鼓家伙,但已无社公和社祭,因为解放后破四旧,这些东西早就不时兴了.两位先生都是第九生产队人,属于西社.我家在七队,属于南社.我们离得不远,中间隔着一个八队,也就一里半路的样子.而两位先生家,离得就更近了,是比邻而居.高忍厚先生家在东面,高稳绪先生家在西面,两家之间,就隔着一堵一人高的土坯墙,墙的顶上苫着稻草.而两家所种柿树,就枝丫交错着,越过土墙,互相伸进对方的院中.鸡声狗声的,也就互闻了.两位先生关系很好,尽管来往不密,却保持着彼此间的客气和敬重,见了面,点点头,打个招呼,然后就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他们都有一点矜持.他们都是民办老师.不过,多年后,俩人都转成了公办老师,吃上了公家饭.这是后话.而那时,我已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多年了.
我们村的小学是一所戴帽小学,所谓“戴帽小学”就是小学和初中在一起.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不多见的,只有大村才有这样的资格.学校在村南,建在一座清代修建的关帝庙里,校名叫稻地江村小学.我上学时是在1973年,正值“”期间,尽管如此,关帝庙并没有被拆除,而是搬走了神像,做了四位老师的宿舍.出得关帝庙是一个小院,东西两侧各有六七间瓦房,也是教职员工的宿舍,高忍厚、高稳绪两位先生就住在西侧一排的瓦房里.而院中除了青砖铺就的甬道,余地则为花园.花园中种植着月季、牡丹,还有四季常绿的冬青.甬道边则植满了柏树,柏树黑森森的,有两三丈高,都是一些有了年月的老树.这些柏树,到了冬天,就成了麻雀的窝巢,一到日暮时分,满树冠里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仿佛树枝上长的不是叶子,而是一树的鸟雀.院中还有一棵巨大的合欢树和两棵大榆树.合欢花我们都叫绒线花,一到六七月,就开满了粉红色的花,远望如霞,近看如画,美得让人想闭上眼睛.小时候,我很害怕到教师院里去,尤其是下雨天和黄昏时分,我惧怕进关帝庙,也惧怕那些黑森森的柏树,我总疑心那里面藏有怪物.只有到绒线花开放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院子一下子变得鲜亮起来,才不再那么可怕.出得教师院,是一个四五亩地大小的操场,操场的南面,是一个古老的戏楼.广场和戏楼的东西两侧,全是教室,还有五六张乒乓球台,戏楼的南面,已成为一片片水田.夏日课间,我们在操场做广播体操或者疯跑,操场的上空,则是满天的蜻蜓,红色的,蓝色的,麻色的,翅翼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倏忽而东,倏忽而西,惹出我们无限的畅想.
我上小学时,高忍厚、高稳绪两位先生并没有教过我,他们都是初中的老师.直到我1978年读初中时,他们才开始给我带语文课.其中,高忍厚先生还给我当过三年的班主任.他们带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茬一茬地带,一直从初一教到初三,直到初中毕业.然后,又返回身,再从初一带起.这样的教学法,那时在农村极为普遍,有些像种庄稼,一季一季的.优点是师生间彼此熟悉,容易教.缺点呢？如碰上一个吃干饭混日子的老师,这一个班的学生就算是毁了.好在那时的校方好像还没有昏头到这种地步,一般这样带学生的老师,都是经过挑选的,不唯德行好,业务也很强,否则,也不敢随便把一个班的学生,轻易交出去.若真是那样,家长中也有明白事理的,还不炸了锅？俩先生教课各有特点,忍厚先生说话语速快,且声音洪亮,讲课时声情并茂,激动处,还往往辅之以肢体语言,学生很爱听.譬如,他讲猴子掰苞谷时,模仿猴子掰一穗丢一穗的情景,惟妙惟肖,至今就刻在我的脑里.照理,忍厚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是无缘听到稳绪先生课的,但我上初二那一年,忍厚先生因为身体有病,请了一学期的病假,我们班的语文课只好请稳绪先生兼代,这样,我才有幸得到他的教诲.
和高忍厚先生一样,高稳绪先生长得也很排场,高高的个儿,浓重的眉毛,红润的脸庞,看上去既健康,又干净利落.稳绪先生讲课时慢条斯理,有板有眼,有些老学究的味道.他的课,学生也爱听,尤其是课文分析课,可以说是条分缕析,让学生听得明明白白.和忍厚先生不一样的是,他给我们上课,竟然用的是普通话.这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乡村小学中,是不多见的.他的普通话中,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鼻音,听惯了,还觉得很好听.他就用这种带点淡淡鼻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卖油翁》,讲《卖炭翁》,讲《捕蛇者说》,还讲《百合花》,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但他似乎不苟言笑,无论课堂课下,都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学生都有点怕他.我那时因为喜欢写作文,而且作文比班里别的同学写得好,而深受两位先生的喜爱.两位先生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里作文课上讲评、朗读.我当时写的一篇童话《猴子和小白兔》,经过高忍厚先生的修改,多年后,还在西安的一家儿童文学杂志《宝葫芦》上发表.包括我后来走上写作之路,这全和当年两位先生的培养有关.
因是民办教师,课余和农忙季节,两位先生也侍弄庄稼.在家乡读书的那段年月里,每逢夏收秋忙季节,我常见他们拉着架子车,往返于田间和村庄.车上有庄稼,也有粪土.而他们的孩子,也时常跟随车子左右,做他们的帮手.遇到村里人时,他们有时会停下车,用袖子擦一把头上的汗,和乡亲们打声招呼,顺便自己也歇一歇；有时则点点头,问候一声：“忙着？”继续赶自己的路.他们仿佛就是村人中的一员,坦然,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意思.夏日插秧时节,他们也偶尔高挽了裤腿,赤脚下到水田里,耙田插秧.俩先生的农活干得都不赖,完全称得上是庄稼把式.队上人和村里人都很敬重他们,没有谁敢讥笑他们.因为,村中的大人小孩,多是他们的学生.
忍厚先生好读书,还好吟诗.暑假期间,我们到学校去玩,如果适逢其值班,便会常常看见他搬一把椅子,坐在绒线花树下,神情专注地读书.读到会心处,脸上便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微微的笑容.此时,偌大的校园是寂静的,唯有蝉儿在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叫.而恰有清风吹过,风吹树动,开败的绒线花便会轻轻落下,有那么一朵两朵的,就落到先生正看着的书页上.他就会抬起头,怅然地望一眼绒线花树,一望就是半天,也不知先生在想什么.我知道先生好吟诗,纯属一个偶然.也是暑假中的一天吧,我因家里距学校近,去戏楼上乘凉.这座建于清代的坐南朝北的戏楼,原是为酬神用的,神么就是对面庙里的关帝,关帝君保佑村人平安一年,又五谷丰登,故村人便于一年的夏秋两季庄稼收割完后,连演三五天大戏,酬谢神灵的护佑.但那都是旧年月的事情,新社会不兴这个,戏楼大多是用来放映电影,或者召开全村社员大会,除此,大部分时间是空闲的.戏楼的台边是用厚厚的青石条砌就的,盛夏,躺在青石条上,小风一吹,要多凉快有多凉快.我那日就是冲着青石条去的.我刚上得戏楼,就听见有人在靠南的阁楼上吟诗,再仔细一听,竟然是高忍厚先生.他吟咏的是王维的《望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先生所咏是何人的诗,直到多年后方知晓,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而且知道了王维所歌咏的山,就是我们村对面的太乙山,距我们村也就五六里远.因隔着一道木板墙,加之先生又在楼上,故那天先生并没有发现我.我后来也是怕打扰先生,而悄然离开了.在其后的几日里,我见忍厚先生又去过戏楼几次,便在心中暗暗地说：先生又去阁楼吟诗了.而稳绪先生则好写点小文章,有时还给西安的报刊投投.有一次,听别的老师讲,文章发表了,我们好奇地找来报纸看,发现署名并非先生的名字,而是高望云.不明白,一问他人,原来是笔名.起初不知此笔名的含义,多年后方悟出,先生那时父亲刚去世,取的是“望云思亲”之意.稳绪先生还能拉二胡,春秋黄昏时节,我去校园中玩耍,曾多次见其搬一把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前,咿咿呀呀地拉二胡.此时,他的神情是专注的,也是淡远的.二胡声音如水,氤氲了整个黄昏.
1982年秋,我离开故乡,到西安读书,从此和两位先生见面的机会,一下子变得稀少起来.仅有的几次见面,也是我回故乡期间,在路上碰到的.遇到了,有时打声招呼,有时则会站在路边,很亲热地说说话.
稳绪先生在我离开故乡后,从稻地江村小学调到了长安县樊川中学.说起来,樊川中学也是我的母校,我初中毕业后,就是在这所中学上的高中.樊川中学在我们村的村东,距我们村大约两公里的样子,两者间由一条砂石公路连接.樊川中学所在地过去是一片坟地,解放后移风易俗,坟冢被悉数平去,恰好县里要在王莽公社修建四中（樊川中学）,为了节省土地,便挑选此地作为校址.选校址于此,也算是选对了,因为它恰好位于几个村庄（稻地江村,上、下红庙村,东、西王莽村,刘秀村,三官堂村）的中心地带,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不必住校,食宿完全可以在家里解决.我在樊川中学读书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学校环境已经变得很好,校园中有高大的白杨,有翠竹,还有枇杷树、石榴树.教师生活区的附近,还有一个大花园,里面长满了美人蕉.每年夏季,美人蕉盛开时节,花园里红彤彤一片,很是壮观.这个花园里有小径,很幽静.说是为教职员工修建的,其实学生也可以进去游玩.很多时日的清晨,我就曾在此背诵过课文.我至今还记得,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我就是在这个花园中背诵会的.那时是少年心性,和所有的少年一样,我也在心中暗暗地喜欢着班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也时常爱在花园中背书,我来此,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能遇到她,多看她一眼.中学毕业后,回忆往事,我还曾为此写过一首诗,以记其事.好像是1990年的夏天吧,一日,我从西安回家看望父母亲,不知咋的,忽然很想去樊川中学瞧瞧,是一段割舍不下的情愫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说不清楚,总之,我鬼使神差地去了.其时,适逢学校放暑假,校园中空寂无人,唯有蝉儿在歇斯底里地叫.七八年不见,校园中的翠竹更见茂盛,树木更见高大,而花园中的美人蕉也愈加地秾丽了,简直有长疯了的感觉.我独自一人在校园中走,心中不免生出良多感慨.就在我行走至操场边时,蓦然发现一个人在瞄我,定眼一瞧,可不是稳绪先生么.原来,这天恰逢他在校园值班.见有陌生人入校,不免要出来看一看.我喜出望外,急忙趋步向前.他见是我,亦很高兴.没有去他的办公室,我们就在操场边的树荫下,边走边聊.从闲聊中得知,他现在教高中语文,课不重,每周六节课.他的儿子已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女儿也已上高中.稳绪先生在我记事的时候,他的老伴已过世,这么多年,他一直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也许,先生对妻子感情太深了吧？也许是怕委屈了两个孩子吧？总之,他没有再续弦.我在为先生高兴的同时,心里总觉酸酸的,有点戚戚然.
忍厚先生后来调到了我们县教育局,有一次在西安工作的同乡聚会,也邀请了他,我有机会又见过一面.先生那天很高兴,喝了不少酒,他依旧健谈,但已有老相.不意,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当年的秋天,就在我去四川出差期间,一位同学打来电话,告知我先生去世.我当时呆了呆,心中顿然间就长满了荒草.好在,他的一双儿女已长大成人.先生的女儿高小珍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现在我们家乡政协工作.是去年春天吧,我们单位的一位记者去长安区政协采访,无意间碰到了她.她向同事打听我的近况,知道我闲暇时喜欢写点小文章,还特意托同事给我带回来了区政协编辑的一套丛书《老长安》和《长安百村》,让我做资料用.我将这套书放在我的办公室案头,闲暇时,时时翻看.每次翻看,就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就会感受到家乡四季的气息,也就会想起忍厚先生.
忍厚先生在世时,曾在他家院东辟有一块菜园,里面广植各种蔬菜,有葱蒜韭,有芫荽、菠菜、杨花萝卜,还有黄瓜、豆角、西红柿等,都是一些常见的菜蔬.而菜园的东墙边,则种了几窝牵牛花,每年春夏,牵牛花发疯似的生长,很快爬满整个院墙,葳葳蕤蕤的一大片,看上去很是壮观.夏秋花开时节,红的紫的牵牛花开满整堵墙,微风起时,花摇叶动,煞是好看.先生去后,不知那个菜园还在否？土墙边还种牵牛花吗？有机会见到他的女儿,我一定要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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