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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御制诗玉器赏析
邱真
烟台市博物馆藏有两件铭刻清高宗乾隆御制诗玉器,玉质温润,雕琢细腻传神.置于手中把玩摩挲,细读其上诗文,再翻检《御制诗集》、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才可深度了解清高宗的拟古之心,体味他的审美意趣.
一、玉熊
玉熊（图1.1）,白玉质地,玉质温润,纯净素雅.高5.1、宽9.5 厘米,重136克.小熊浑圆厚实,憨态可掬,背后阴刻蝇头小楷御制诗《咏玉熊》（图1.2）：“运睛善缘立,吐舌欲舑舚.本是翠微守,莫言紫褥鬑.珍惟荆客识,祥叶太人占.特达深资处,和丸绩学潜”.书法优美,刀工精湛,后刻印章二方,分别为一阳文“乾”和一阴文“隆”.这首御制诗出自《御制诗二集》卷78,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春.《御制诗集》中咏玉熊的诗作只有两首,除这首《咏玉熊》外,另一首为《题汉玉熊》：“古有此制,今弗敢然,不即不离,玉工解禅.”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太监鄂鲁里交白玉熊一件,上贴本文,传旨交启祥宫白玉熊加宽加深刻,应当就是刻有《咏玉熊》诗的这件.
中国古代称熊为“熊罴”,自上古狩猎时代起熊崇拜便开始存在,后随农业文明的崛起而被龙崇拜逐渐替代.清朝统治者发端于东北,境内的北方少数民族身处狩猎社会环境中,多有熊崇拜的信仰习俗.流行于东北地区的萨满教更是将熊看成一种威猛无比的神兽,能够镇压和祛除邪恶的力量.因而,熊是瑞兽,是吉祥祈福的象征.
清高宗时期,玉熊的制作并不鲜见.如乾隆二十年（1755 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二月的匣裱作记有“汉玉墩熊”一件；五月记有“汉白玉熊”一件、“甘黄玉双雄（熊）”二件.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亦可见数例,如：“（九月）二十二日郎中白世秀由热河来说,八月初黑汉玉雄（熊）一件,传旨着配座入好百什件.钦此”,“七月初八日凤阳关监督宝善进贡……黄玉飞熊尊一件”.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清高宗还曾降旨着造办处工匠制作一件玉熊,样式来于《西清古鉴》上收录的一件唐代飞熊表座.此外,还有“汉玉熊暖手”及各种“玉英雄合卺”等名物.
清高宗的咏玉诗大多数为咏颂“汉玉”、“宋玉”、“旧玉”、“古玉”,其中又以咏诵“汉玉”居多.在《御制诗集》中,最早一首咏玉诗是于乾隆十年（1745 年）夏季所作的《汉玉图章歌》,而他人生的最后一首咏玉诗则是《咏汉玉羊》.乾隆时期的工艺美术品多具有仿古,尤其是仿汉特征,这是基于清高宗对汉代文化的推崇.汉代的中国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对标榜自己“十全武功”的清高宗来说,汉代既是他向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他自信可以与其亲手缔造的乾隆盛世相比肩的对象.这种追慕与认可,使汉代艺术品的形制和装饰风格成为他极力提倡仿效的方向.体现在造办处的玉器制作上,便是仿汉制作较为常见.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汉”的字眼可谓比比皆是.以制作这件玉熊的时代为例,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的记录中,可见“汉玉璧”、“汉玉人”、“汉玉图章”、“汉玉蝉”等名物词汇,这种现象绝非特例,纵观乾隆朝,以汉代风格或“创新”、“改良”了的汉代风格为代表的仿古风贯穿始终.烟台市博物馆所藏玉熊,精致美观,造型简练.刻工刀法流畅简洁,琢碾工夫细腻,能充分体现清高宗所倡导的玉器制作技巧、风格及其个人的审美偏好.
二、和阗玉骊龙守珠瓶
和阗玉骊龙守珠瓶（图2.1）,以青白仔玉雕成,高34.4、腹径18 厘米,重3.69 公斤.瓶呈扁圆型,修颈,鼓腹,圈足.颈部透雕一攀绕骊龙,龙爪前伸护持玉珠.瓶腹上以楷书阴刻清高宗御制诗：“捞取和阗盈尺姿,他山石错玉人为.一珠径寸骊龙护,守口如瓶意寓兹.”底部刻有楷书款“大清乾隆年制”字样（图2.2）.玉瓶整体造型秀拔端庄,古朴淡远,雕琢鲜活细腻,纹饰玲珑剔透,布局疏密有致,抛光精致有度,光泽温润,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平和工艺价值.瓶身所刻御制诗（图2.3）收录于《御制诗五集》卷12,作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正月,根据其前后有确切纪年的诗作可推知,应作于正月十六至廿八之间.
在清高宗的御制诗中,与骊龙护珠这一典故相关的诗作共有3 首,除此件玉瓶上所刻之外,还有两首.其一,《题和阗玉蟠龙守珠瓶》,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秋：“和阗盈尺玉,等度中瓶材.花卉簪宜耳,酒浆盛污哉.纬萧河上戒,守口汝州陪.两义具一器,深思艺諌该.”其二,《题宋宣和骊珠砚》,作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骊龙夭矫守珠为,泚笔宣和用睿思,设以返躬喻所守,尔时施设豈忘之.”“骊龙守珠”意取《庄子》“骊龙之珠”的典故.《庄子·杂篇·列御寇》云：“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骊龙守珠”,既是劝诫人“守口如瓶”,更是作为帝王应时刻保持警醒的自我惕勉,可见清高宗对玉器的赏玩态度绝非玩物丧志,而是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清高宗御制诗中计有830 余首咏玉诗,最早一首明确咏颂和阗玉的诗是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的《和阗玉》,其中提到“回域定全部,和阗驻我兵”.这一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新疆开始大规模贡玉.清高宗对和阗玉珍爱有加,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三月,撰《玉牛叠旧作汉玉牛韵》,是他在御制诗中首次强调和阗玉生产丰盛的诗作.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新制和阗玉器成为清高宗频繁而密集的吟咏对象.但在翌年,他又转而反复咏颂古玉,如在《汉玉谷璧》中曾说“虽有琢磨无竒巧”,或可看出清高宗对玉器的认知倾向.清高宗对繁缛富丽的新样玉器深恶痛绝,将之称为“玉厄”.御制诗中出现“玉厄”一词,最早见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五月所撰《咏和阗绿玉龙尾觥》：“今之玉工多欲速,争出新样,制器俗而工弗细,盖因玉来者多,因求速售,是亦玉之一厄矣.”清高宗强烈反对这所谓的“时样”、“新样”,其实早在作于乾隆元年（1736年）七夕时的《乞巧吟》中便可一窥端倪：“小巧害其身,大巧害及人.倏忽凿混沌,反以丧天真.五音令耳乱,五色令目昏.离娄与公输,技也宁足论.彼巧如可求,得失亦已分.况其不可求,跪拜何纷纭.今夕乃七夕,瓜果良具陈.中庭供星象,河鼓与天孙.再拜前致辞,欲言还逡廵.惟愿乞大拙,犹可守吾纯.”可见清高宗对艺术上“巧”的审美厌恶是始终一贯的.
为纠正这一时风,清高宗极力倡导“仿古”.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刚刚发现玉厄端倪之时,他就提出“渐欲引之古,庶其返以初”的想法.在此后的御制诗中更是屡有提及,如“琢玉作今器,范铜取古型.俗嫌时世样,雅重考工径”（乾隆四十七年）、“弗令俗工聘新样,博古图中取古式”（乾隆四十九年）、“无取俗时样,教摹博古图”（乾隆五十一年）以及“良质和阗命琢磨,堪嫌俗样巧去他.西清古鉴式教肖,周代亚尊传不讹”（乾隆五十八年）.清高宗倡导的仿古玉器,模仿对象除前文提到的汉代风格外,还有商周青铜器及《博古图》、《西清古鉴》、《考古图》等图录上的样式.在他的努力之下,至乾隆五十年（1785 年）,玉坛状况确有所好转,“仿古”终成为当时玉器的主流之一,扭转了“玉厄”的态势.和阗玉骊龙守珠瓶便是清高宗倡导的“仿古”样式之一,仿制的是汉代青铜器风格.秦汉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这件玉瓶光素古朴,简洁大方,恰好契合清高宗的审美标准.
三、小结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前玉材匮乏,新制玉器寥寥可数.乾隆二十五年之后,新疆开始贡玉.每年春秋两贡便可达2000 公斤,如遇特殊情况还要派专差采用.伴随新疆玉料大量进入宫廷,解决了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料问题,宫廷玉器生产空前繁荣,技艺成熟,可琢碾出大件玉器.到清高宗统治的中后期,玉材开采规模更有井喷之势,但玉材质量则良莠不齐.烟台市博物馆所藏和阗玉骊龙守珠瓶恰制作于这前后,所用已非乾隆最盛期时所产的和阗玉料,在材质上稍逊一筹.
《御制诗集》中乾隆早期与玉相关的御制诗寥寥可数,且并非每年都会出现,而是时断时续.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以后,咏玉诗文才成为清高宗每年固定创作的题材,且数量也平稳增长.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清高宗的咏玉诗进入多产期,并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出现高峰,有将近50 首,其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四十三年（1778年）、四十八年（1783 年）和四十九年（1784 年）,因清高宗生母孝圣宪皇后去世及第六次南巡等原因,在数量上出现下降.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年后,清高宗的咏玉诗数量趋于减少,但仍保持在一年10 余首左右,乾隆六十年（1795 年）直至其驾崩,才最终降到了每年个位数的创作.可以说,清高宗御制咏玉诗文的创作脉络与宫廷玉材数量的波动是保持一致的.
清高宗嗜古如命,他热衷搜藏古玉,也是制作仿古玉的倡导者.《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多有清高宗命仿造古玉记录.如乾隆八年（1743 年）,他命人新做白玉仙人、白玉马各一件,“具烧汉玉,配文雅座”,甚至明确指出要按照《考古图》上的颜色烧造.
可以说,清高宗对玉器制作的控制是广泛而细致的,事无巨细皆一一过问.他的直接参与奠定了清代玉器繁荣昌盛时期技术特点的基调,而他的审美偏好更是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玉器艺术风格的形成.“玉厄”现象泛滥之后,清高宗对仿古风格的推崇更为为明显.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造办处档案中便有多项相关记载：着将白玉碗的两耳劄去；将白玉有靶杯的杯靶劄去；将白玉象耳双环六孔瓶的六孔劄去；将两件青白玉双环瓶的一件去飞脊兽面、一件去兽面；将青白玉象耳双环兽面瓶的兽面磨去等等.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年的档案中则记载,截止当年十月三十日,造办处实存铜、瓷、玉器5961 件,其中玉器计有3176 件,“汉玉”物件竟有1461 件之多,占据将近一半的份额.烟台市博物馆藏玉熊古拙的刀法及玉瓶摹仿的器型,便是清高宗倡导的仿古风格的有力物证.
另外,清高宗在崇尚师古、端正俗样的同时还非常强调寓意,通过玉器制作来表现自身的价值取向及思想态度.这在御制诗中多有表现,如前文已经提到,玉熊象征祥瑞,和阗玉骊龙守珠瓶则有自我警醒的意味.又如他对饕餮纹的态度,认为其“象戒贪多者”、“饕餮戒存夫”,并在《咏和阗玉饕餮觚》（乾隆五十一年）、《咏和阗玉龙尾觥》（乾隆五十二年）多次表达寓戒贪酒之意.而以“五毒”为主题的文房陈设,其寓意一是身体力行,循规蹈矩,做到百毒不侵,另一层寓意则是排除杂念,摒除浮躁,心性方能得到抚平修炼和滋养润泽.从中可见清高宗的思想受汉家儒学、佛教及少数民族宗教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田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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