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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青年学生的两次徒步远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富有正义感的青年群体,都希望共赴国难,保家卫国,尽快加入到抗战行列之中.这其中,有两次青年学生为了民族前途,追求真理与光明的徒步远征,值得后人铭记.

跨越湘黔滇保存国粹

1937年7月7日,北平南部卢沟桥的声,打破了中华大地的宁静.战火快速蔓延,至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而此时,位于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位于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这三所培养中国青年精英的高等学府,已无法再安放下平静的书桌.危难关头,存留中国教育精髓、延续国家文脉已是燃眉之急.三所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磋商,于8月出台《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到：

政府为使抗战时期战区内优秀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按照草案设计,临时大学第一区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建而成,地点设在长沙.消息传出,师生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南下.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开课.

但此时,形势急转,局势恶化.12月,南京失陷,武汉告急,甚至长沙火车站都遭到日军空袭.显然,长沙已非久安之地,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必遭攻击,开课仅一个月的临时大学不得不迁校.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刚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正在制定誓死保卫湖南安全的宏大计划,对迁校主张并不赞同.表示省政府将全力保证师生安全,必要时可转移到湘西乡下办学.许多学生也认为,一旦国家危急,同学们应当随时准备以身报国,要求学校改变教学方式,实施战时教育.

梅贻琦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难道不比打仗更加艰巨吗？”

梅校长的观点,让很多反对迁校者改变了态度.1938年1月,临时大学常委会作出“关于迁校的决议”.地点确定为群峰叠嶂、日军难以进犯的云南

昆明.

但西迁,谈何容易,首先需要一笔庞大的旅费.张治中到临时大学讲演时说：

我们不否认战场上的失利,然而为了国家的荣存,我们应当死中求生.我们已经过了许多年的不生不死,以致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地下去了……这些时候贵校蒋梦麟先生到我那里和我商量迁校到云南的问题,我说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最好要到那里去,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从长沙到昆明,3000余里的路途,让学生们用两条腿完成,这在平时,恐怕学生们会觉得不近人情.其实,在当时,青年学生们也很彷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是奔赴前线还是继续读书,许多同学都在这种矛盾中纠结.校内还进行了一场关于“民族危机时刻,青年学生该往何处去”的激烈大讨论.一部分热血青年选择了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或参加战地服务队；另一部分同学向往革命圣地,悄悄奔赴西北.

为了说服学生,蒋梦麟还特邀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对同学们说：“你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战胜利后,担负着国家复兴的希望.”他也勉励学生,应当好好读书,为未来国家的复兴做准备,这样的鼓励和信念,更坚定了一部分同学与学校共命运的决心.

西迁队伍兵分三路：大部分教师及家眷、全体女生及体弱男生,采用海陆并用方式,乘船与火车,经香港辗转赴滇；冯友兰、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乘汽车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入昆明；体壮男生组建“湘黔滇旅行团”,靠两条腿,徒步完成跨越三省的远征.

学校开始组织男学生体检,体检结果分A、B、C三种：两个A,或一个A、一个B者,发《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必须步行；两个B者,可自愿选择步行；有C者,才允许乘车或坐船.

针对此次西迁,从政府到学校都作了周密安排.布告中说：

兹经本校与湖南省政府当局接洽,概承赞助允派高级将官沿途指导,并由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本校教职员另组辅导团,与学生同行,步行计划既经各方赞助实施不成问题.

一、全体赴滇学生除女生只注射伤寒预防针外,须受体格检验（检验时并注射伤寒预防针）,其体格健好者,由学校组为步行队公布之,至女生及体弱者,仍以乘舟车为便,学校除为办臻护照外,仍予以川资津贴廿元,惟经编入步行队之学生若不归队同行,学校不须发给川资及护照.

二、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概由学校担任.

三、步行时概适用军队组织.

四、步行时被毯及漱洗之物由学校设法随队运输,其书籍衣物得交由学校另行运输.

五、步行队到昆明后得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作成旅行报告书,其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

学校发给旅行团每位学生旅费20元,教授每人65元.准备行装要花钱,买纸、绳子、草鞋、布袜、油布、雨伞等,20元仅够一半的花销.所以,很多教职员工将自己的旅费捐出来,由学校统一调配,捐助那些体弱寒苦、成绩优良的学生.此外,每人制服一套、黑色棉大衣一件、绑腿一副、草鞋一双,旅行袋、水壶、搪瓷饭碗各一件.学校在长沙雇请了20名炊事员,自带行军锅灶.又买了三辆大卡车,其中一辆运载炊事员和炊事用具,其余两辆运载行李背包.同时派两名校医为随队医生.

为确保旅途安全,张治中特派湖南省政府高参、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全团分为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另外两位军训教官担任,每个大队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小队长均从学生中遴选.同时,还设有辅导团,由闻一多教授等11位教师组成.

临行前,黄师岳作动员：“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他还将此次西迁称作是中国第四次文化大迁移（第一次是张骞通西域；第二次是唐玄奘取经；第三次是郑和下西洋）.他勉励大家要维护神圣的教育事业,把抗战进行到底,努力完成这一历史

壮举.

1938年2月19日下午,由336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踏上西进的征途.

临时大学将此次徒步远征当作“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的良机.临时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余道南说：

这次远征对我等知识青年来说,可能是一次考察与锻炼,以数百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组成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三省,这可算是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如果成功的话,必将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我个人平素以务实和刻苦要求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点,此次旅行正好是烈火真金的一次考验,似乎有加以记录的必要.

于是,他随身带了一本袖珍笔记本,每天休息时必将所见、所闻、所做之事如实地记载下来.

向长清是临时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随团到达昆明后,他根据日记,将步行西迁的这段经历,写成《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一文,投寄到广州巴金主编的《烽火》杂志,这是最早一篇全面记录这次徒步远征的文章,刊载于1938年10月第20期《烽火》杂志.

每天,当五更时的雄鸡叫初唱之后,吹号的同学朦朦胧胧地爬起来,吹出一阵阵不十分纯熟的破裂号声.哪怕平时最爱偷懒的,在出发前的喧嚣中也只得用两只手拼命地搓眼睛,一骨碌地爬了起来,招呼着他那同伴,迅速地、小心地卷起他们的被盖,然后由一个人背到行李车的侧边,堆叠成花花绿绿的“城墙”.傍晚,遇到宿营地离公路有三四里的距离,则当从车上取了行李搬到自己的宿所之后,禁不住要发出强烈的喘息,心想：“明早上可真糟！”然而,一到平息下来,则一切什么又都忘到了脑后,只管到水溪边或者清水塘,把一双脚连草鞋一并浸在冰凉的水里.静静地回忆一天中间所见到的新奇事物.也有人从怀里掏出日记本子使劲地用钢笔书写,直到太阳隐藏了它那最后的一丝光线,大伙儿才回队,团团地围在厨房边等候吃饭.

行军的开始,的确我们都曾感到旅行的困难.腿的酸痛,脚板上磨起的一个个水泡,诸如此类,实在令人有“远莫致之”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行军是两列纵队,一个人须提防踩着前面那个人的脚后跟,又须提防后面的人踩着自己,两只眼睛脱离不开那狭长的队伍,只好暗地叫苦而已……一路上,我们也爬够了无数险峻的山峦……远远地看到那黄褐的大道又快要翘上山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又要发生厌憎的心理.

……一清早爬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只盘算着那天的路程.出发之后眼看着路旁那矮小的路牌的号码的增加或者减少,心里面也渐渐地加多了喜悦,像是快完成了每天的任务.

行军是不分天晴和落雨的,除了在较大的城市,为了顾及同伴们考察,多停留一两天之外,哪怕是下着倾盆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之后,也只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出发了.穿着草鞋的两只脚浸在泥泞的污水里面,怪难受的.

除了好些人多了一副眼镜之外,我们的外表简直就和大兵一样.一路上有人说我们是,也有说是宪兵,也有说是航校学生或者从前线退回的队伍.

……奇怪的是到了第十天之后,哪怕是最差劲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四五十里……脚板皮老了,即使赤着脚穿上粗糙的草鞋,担保不会再磨起水泡,腿也再不会感到疼痛.头和手添上一层黝黑的皮肤,加上微微的黑须,更显示出我们的壮健.

……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有时候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一只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是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气.然而过惯了,却也就都并不在乎.不论白天怎样感觉到那地方的肮脏,一到晚上稻草铺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天堂,放倒头去做你那甜蜜的幻梦.

这篇文章鲜活、细致地再现了旅途中的情景.

但这支队伍毕竟不同于士兵的队伍,为了“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途中凡遇到名胜古迹,一定要安排前往参观.除了每天必须完成的步行任务外,有的同学还沿途收集民谣,考察地理民风.著名心理学家刘兆吉教授,当时是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学生,出发之前想到闻一多教授曾说：“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于是,就有了利用此次旅行采集民谣的计划.

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的青年,有时面面相觑,有时哄然大笑,是笑语言不通,指手画脚；面面相觑,是要窥测真意.本来,一个穿黄制服的外乡人,既不是兵,又不一定是学生,跑来问长问短,是稀有的事,是可疑的事——稀有,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可疑,所以对他又不肯说话.

在黄子坚教授笔下,刘兆吉采集民谣的情景是这支旅行队伍中一个很奇特的画面.为了采集民谣,刘兆吉每天要比其他同学晚到宿营地,常常饥肠辘辘.于是,他就想办法,早上开饭后,铁锅里还有一层薄薄的锅巴,他揭下来一块,卷成卷,塞进茶缸,路上饿了,撕下一块充饥.一路上雨雪交加是常事,既要打伞又要记录民谣,他就用一根竹棍捆在伞柄上,将加长的伞柄捆在腰间,腾出两只手记录.当时湘黔滇疟疾流行,步行团发给每人六粒奎宁丸.为了央求老乡唱民歌,刘兆吉用珍贵的奎宁丸换取老乡的几首山歌.这一路,刘兆吉采集了2000多首民谣,平均每天采集30多首,后编辑成《西南采风录》.朱自清对此曾高度评价：“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步行团在黔、滇所走的路线,有的地段恰恰是三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走过的路线.墙垣崖头,仍能依稀看到当年红军张贴的标语.行进到娄山关时,同学们还凭眺了当年红军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战场,而在刘兆吉采集到的民谣中,就有一部分是当地百姓抒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之情的.这一切,都让青年学子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4月26日,旅行团抵达

昆明.

1946年,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胡适先生对这次“文化长征”发表感慨：

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西南联大的校歌,也唱出了抗战时期这所特殊大学的曲折经历.

西南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特殊大学,八年间培养了数千名学生,国粹文脉得以保存,这些历经磨练的青年才俊们,有许多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与文化学者.

穿越八百里秦川奔赴延安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在校生有2000多人,但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开学之际,却只有600多名同学了.一部分同学弃笔从戎,奔赴前线；一部分同学回到家乡,参加救亡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学,则费尽周折来到陕北延安.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这是80年前作家何其芳对延安的描绘.

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青年都希望尽快加入到抗战行列里,但却救国无门.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赶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报名处冷冷清清,管事的让他去找殷实的商家作担保,并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铺保（旧时以商店名义出具证明所做的保证）就不让报名.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重庆,国民党压制,打击进步力量.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控制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军事上,国民党军队战斗力不足,正面战场接连丧失国土.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

而中国却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所以,所在地延安,就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圣地.此外,延安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政策.1937年,丁玲撰写的《七月的延安》这样描绘：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六万人.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根据地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当时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很多,他们有革命的愿望和抗日热情,但毕竟未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思想状况更是复杂多样.因此,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抗日干部,就成为根据地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基于这种情况,党和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工作重点,把创建干部学校作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于是,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各类干部学校,仅在延安,就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

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三日刊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各方面情况作了系统报道.随即,他们收到不少青年学生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招生情况.《抗战》三日刊马上刊登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关于抗大的来信和《陕北公学招生简章》,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历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列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

1940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发布了第四期招生简章,规定了考试科目,包括政治测验、政治考核和各系艺术测验.各系除考作文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专业考试项目,如戏剧系要考戏剧常识、发音读词和表演技术；音乐系要考音乐常识、器乐、技术测验（听音、记谱、指挥、试唱）；美术系要考美术常识、写生、创作（宣传画、漫画、插画任选一种）；文学系要考文学常识、平时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招生简章后投奔到延安的.七七事变后的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便相约同窗好友九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

当时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过多限制.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有很多青年徒步而来,他们来到延安后,仍然得到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回去.

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专门设立了交际处.青年学生到达后,先由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造册登记,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青年都是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再分配工作.

要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安是必经门户,所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起到桥梁和堡垒作用.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干部有两万人,这里成为众多爱国青年参加革命的起点.

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于国共合作形势良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办事处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处长伍云甫不得不坐在门口接待室里,亲自接待青年学生.1938年4月,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都派人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党还批准办事处成立“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工作.很多青年流亡到西安后,食宿路费成了问题,办事处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扩充了招待所,以解决这些人的生活住宿问题.而且还对没有路费的青年学生给予补助,给予女青年乘车的便利.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路途有800里之遥,有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但大部分人都是步行,靠两条腿跋涉.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800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路的两侧尽是长途旅行者扔下的蛋皮、粽子叶和残破的鞋子.

油画家王式廓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起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翻山越岭12天才到达延安.

电影艺术家陈荒煤于1938年9月到达西安,他运气不错,搭上一辆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车.卡车开过咸阳、三原、洛川,路上去延安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年轻人都背着背包,徒步行走,浑身上下沾满了黄土.爬上这辆卡车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挤在一起,在车上摇摇晃晃地颠簸着,但情绪却随着目的地的临近愈加高涨,最后大家索性扯开嗓子唱起歌来.

1938年秋,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秦川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走,或是送往集中营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1939年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200多名爱国青年,并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并让他们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或活埋.不久,在的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或致死.

曾经导演过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著名导演王滨,1938年4月从上海来到武汉,准备转道西安设法北上奔赴延安.他的十天旅途颇具传奇性.那时火车必须时时给军车让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达河南省渑池县时,王滨在等待中闲得无聊,跑到一个土坡上晒太阳.朦胧中见有逼在胸前,原来这里是炮兵阵地.士兵将他抓去审问再三,直到意外找到一位保人,才把他释放.他和好友于敏连夜上路,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西安.黎明时随着拥挤的人群下车,却发现盘缠已被偷一空,只好当掉大部分衣物.支付完车钱和店钱,只剩下三元钱.他们在街上竟然巧遇一位熟人,这位朋友慷慨地资助他们30元.靠着这笔钱,他们向延安开拔,走了七天才到达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站——洛川,友人于敏已累得体力不支.这时突然开来一辆卡车,车上一人打开车门大叫王滨,原来是一位上海电影界的同行,筹备了一些经费正准备到延安拍新闻片,于是最后两天的路程缩短为四个小时.1938年5月1日下午,他们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于敏后来在回忆录中追忆这段往事时感慨：“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视红军长征,不过是泰山与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说明,一代青年为寻生之路的不易.”

可以说,当时每一位爱国青年都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们每个人的延安之旅背后,又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历经坎坷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十分动情,一过边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闻,用嘴亲吻,甚至躺在黄土地上高兴地打滚,那份激动的心情在不少回忆录中都有记载.

（编辑?王雪）

作者：《中国档案》杂志社副主编

青年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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