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跟民国《大公报》三巨头类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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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公报》三巨头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有影响的报纸,创刊于1902年.1926年,英敛之创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刊.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五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此后,三巨头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社长:跨界主持

吴鼎昌(1884-1950),青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以后成为金融界知名人士.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

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他们三位一体,大事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手.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为三人讨论结果.

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这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则有关.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胡、张不同.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社长之职.

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一切关系.抗战胜利后,建议邀约到重庆谈判的,就有吴鼎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公,直至1950年8月逝世.

胡政之总经理:事无巨细

胡政之(1889-1949),少年赴日勤工俭学.先入商校,与吴鼎昌同校,后入帝大法科,通晓中日英法德意语文.清末回国任推事、律师、庭长.民国元年与张季鸾一道任职于于右任办的《民立报》,后随王揖唐到吉林、北京任职,看破宦海沉浮,决心文字报国,《大公报》任经理兼总编辑.1919年初赴巴黎采访和会,为唯一中国记者.他发回的电讯,揭露列强分赃,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了催化作用.

作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也无节假日.他每天一字不漏地看《大公报》,经常挑出错别字,和他报作比较,指出漏了哪条新闻,哪条新闻又是抄人家的,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周恩来生前多次称赞《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这首先有胡政之的功劳.他亲自主持录用编辑记者的笔试口试,他不用圣(剩)人贤(闲)人.如发现谁不称职,便断然解聘.他能用人,也能容人.如果报上发表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当局追究,他往往明确表示一概由他负责.

张季鸾总编:文人论政

张季鸾(1888一1941),留日时加入同盟会,并常为留日学生的《夏声》杂志撰稿.辛亥后归国,常在《民立报》上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刺宋教仁案发,张揭露袁世凯,被捕下狱,获释后回上海,发表《铁窗百日记》,说“袁家黑狱辛酸,呕出心肝".他和胡政之都在吴凇中国公学兼过课,新疆军阀盛世才就是他当时的学生.有一次,他因揭露安福系与日本军阀有密约,触犯段派权贵徐树铮,再次在北京入狱.

张季鸾(时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办报,强调政论.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等、,均有独到见解.因此时人认为,近代文人论政,前一者有梁任公,后者有张季鸾,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成了的“谍士”.

对张季鸾的器重,几乎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比如说,1937年12月8日张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指出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解”乃日本之阴谋,提出抗战到底必定胜利.蒋看了这篇文章,立即发表声明,拒绝德使的虚伪调解.张氏病重时,不但常派人去看望,征询他对战局的看法,而且在张氏谢世后,亲自到灵堂吊唁,特赠“一代宗师”.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中国报纸获此荣誉的仅此一家,这表明,其国际地位已为世界新闻界所承认.

《大公报》有多种地方版.1935年底,华北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通知邮局不准邮发天津《大公报》.次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出刊.1937年夏平津沦陷,天津《大公报》停刊,遂有《大公报》汉口版.是年底,上海失守,胡政之决定关闭沪馆,开辟港馆,香港版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后又有重庆版、桂林版.

《大公报》在旧中国新闻事业中有不少创新.社论叫社评,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每周日有“星期论文”,作者均学术俊彦,知名度高,权威性强.还创设文艺奖金,以奖掖青年作家为宗旨.第一次获奖的有曹禺、何其芳、李广田等.

在旧中国报纸上,最早报道苏联真实情况的,最早发表红军到达陕北通讯的,都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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