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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脉络
摘 要：界定了乡村建设思想的内涵,指出了其在中国近现代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意义,分析了乡村建设思想源流中的传统文化底蕴,梳理了自五四运动和创立初期以来,中国领导乡村革命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历程及思想发展脉络.20 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时期、1949 年至1978 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时期、2005 年至2016 年的新农村建设时期、2018 年至今的新时代农村建设时期.探究党在不同时期的乡村建设,目的是从以往乡村建设中吸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将经验加以推广,对教训进行规避,争取早日建成美丽乡村.
关键词：乡村建设；思想脉络；成就；经验
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是以和其他后继者（领袖群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长期坚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及解决办法所形成的具有独创性、规律性的认识,是中国领导的乡村革命和乡村发展实践中的一系列战略、政策、措施及其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中众多“明星村”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首创、政府认可试验推广的做法及经验的理论总结.
一、乡村建设思想的内涵和研究意义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这一百年,是中国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一百年,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百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修一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是时候了.自1919 年“五四”运动到中国创立,仍旧把农民问题看成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以主要精力领导农动和乡村建设.从1921 到1937 年,围绕土地革命这一中心,在苏区成功领导了农动、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仍然在延安边区和各解放区开展以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新中国62年(1949-2011)的历程中,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乡村向现代化飞跃式跨进,取得了举世公认、耀眼夺目的成就,农村改革发展思想被当成“中国经验”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百年光辉历程,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到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及人民公社,再到“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一路走来,农村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中国领导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先导.为中国近现代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思想史.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意义深远.从丰富多彩的乡村革命和实践百年的历史经验中,从先前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中,总结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发展理论,为中华思想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功在千秋.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研究中国的乡村建设思想,还具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利在当代.但是,检索国内外关于乡村建设研究的相关课题和成果文献,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专门针对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的课题及成体系的研究成果问世,但相关研究成果却异常丰富,比如：苏区革命史、党史,领袖人物的传记、文选和理论思想研究、新中国经济史、“三农”政策思想史等.可以认为,乡村建设思想研究是上述研究的新拓展和新领域,具有补白性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乡村建设思想源流中的传统文化底蕴
1.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弘扬
民为邦本的思想,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的记载：“黄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民本思想演化为多个侧面.比如：孔子与民生息、惠民和裕民的思想,如“足食、足兵、民信之也”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后,敛从其薄” ；荀子的民水君舟思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的民贵君轻以及牧民及教民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民本思想传承至今,经久不衰.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成为当今中国执政党的基本执政理念,“科学发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尊重人体地位和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等思想,业已成为新时代强音.
2. 大同、小康理想社会的追求
今日中国,十七大报告郑重承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这一目标向人们展示了全面小康及和谐社会的新画卷,体现出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脉相承.人们所熟知的《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小康”之论.这一论述是否出于孔子之口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但并不影响它的传承.
3. 传统土地政策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土地政策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三方面：其一,历代统治者都把土地问题看成政务之本和民心趋从与离散的重大问题.《商君书.徕民法》中说,“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此,“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马伯煌,1993）.其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占有王权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土地王权化的传统思想的“劣根性”挥之不去,“公权”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案例屡禁不止.其三,“强制兼并”和“拟制兼并”土地的故事反复演绎,前者如两宋时期的“公田法”、清前期的“圈地令”；后者如西周的“井田制”、晋代“占田制”和北魏“均田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思想也深受其影响,他曾说,平均地权论即“井田之遗意也”,因为“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惟有师其意而已” .直到孙先生晚年,由于受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平均地权”思想才发展到“有田者必自耕”,提出“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 .可以认为,中国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在上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上开始的,新时期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将受其影响,这才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特殊性.
4. 患难相恤、邻里互助合作与基层自治的思想传承
《左传》就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等思想.孟子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这段文字,论证了邻里守望相助的必要性,证明“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的历史存在.说明,早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先民就创造了“邻”、“里”基层组织,形成了“同养公田”共同耕作的原始合作生产形式.邻里互助合作的思想一直沿袭下来,在北宋《吕氏乡约》里成为契约规范.这应该是当今中国农村社区自助、互助、合作劳动思想的源头.乡里制度及基层自治的思想历史古老.《尚书大传》记载：“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这时的“邻”是最基层组织,三里（24 户）成“朋”,三“朋”（ 72 户）成里.说明汉语里的“邻里”、“朋友”等名词,由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组织名称演化而来.秦统一天下后,县是地方基本行政单位,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统一为乡（亭）、里,里以下的居民则按什伍编制,是为乡里制度.秦以后,乡里制度虽然经过了多次演变和曲折发展,但其基本架构和治理思想一直沿袭至今.乡里制度主要特征是基层社区自治,从古代部落自治、族群自治到乡里制度,再到近现代“乡绅治理”,这大概就是所谓“王权不下县”.事实证明,中国“乡政村治”格局和村民自治、管理的思想与中国乡里制度的思想文化一脉相承.
5. 农业为基础、士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理想与时俱进
周公在总结商代覆灭的教训时就把“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列为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商君书.农战第三》开篇写到,“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偷于农” ,把农业和战争一样,看成国家兴衰的头等大事,告诫人们,仓廪虽满也不要放松农事.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政策中,优先发展农业的思想一直占据首要地位.同时,定四民之居,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各司其职的思想也历史悠久.管仲首先将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主张将四种人固定集居起来,“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表明了古人对农工商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还写道：“故待农食之,虞而处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战？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就是说,只要人们各尽其能,各劝其业,农工商各业可以协调发展.中国与时俱进,将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引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
三、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发展脉络
“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大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我国新文化运动.1919 年２月,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提倡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于1920 年3 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 月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成立以后,他选派党员到农村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农民协会,而且亲自指导北京郊区广大农民开展抗捐抗税.1925年,他发表《土地与农民》,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的运动,中国农民破产的趋势,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这份文献“成为我们党当时指导农动的重要文献”（李云昌,1989）.
“在中国新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 ,领导人和农动领袖撰写了大量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这一时期,中国的宣言、决议案等文件,也突出了农民和农村问题,如：《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7）指出,“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贫穷和痛苦.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类似的还有《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1925.7）,《中国告农民书》（1925.11）等.特别要指出,《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机关报,记录了这一时期领导人、知识分子的许多关于农村调查和乡村运动和建设的文章,报道了乡村革命和建设的模范案例,是研究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的重要史料.自抗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战争是时代主旋律.为了保障战争的胜利,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在农村广泛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改革、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力所能及地开展文化教育、妇女解放、权益保护等乡村建设活动,其思想也有所发展.比如《关于农村调查》（1941.9）、《新主义论》（1940.1）、《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3）、《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3）、《组织起来》（1943.11）、《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1945.1）、《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5）、《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5）等论著,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想.早期的乡村革命和建设实践,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而展开的全方位探索.在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始终坚持以分田分地、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基,以组织农会、开展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为中心,以组织合作社、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为重要任务,以开办农民学（夜）校扫盲识字、卫生、妇女解放等文化和社会建设为保障.这些内容构成了早期的乡村建设思想框架体系.
四、“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思想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深入农村调查,使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农村问题.1928 年,陈翰笙接受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邀请进步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尔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中国农村》月刊,刊登研究会会员的农村调查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中国农村派农村调查研究文章很丰富.（1）许涤新的《动荡崩溃的中国农村》（1932.12）、《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1934.6）、《灾荒打击下的中国农村》（1934.9）、《农村破产中的农民生计问题》（1934.12）、《怎样改良农民的生活》（1938.5）等调研报告,以详实的数据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眼光,揭露军阀割据和封建残余势力摧残下的农村动荡、凋敝、经济崩溃的局面和“中国目下捐税繁重的程度”,描述“生计陷入绝境中的农民”的惨境,讨论“解决农民生计的对策之检讨”.（2）钱亦石《中国农村的过去与今后》（1934.1）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宰割中国农民的两把尖刀”,将其宰割成“一幅千窗百孔的画面”,批评国民政府“农村复兴运动之声,鼓噪全国,不幸到现在,还未看见农村复兴”.（3）吴半农《论“定县主义”》（1934.4）,批评了当时国内对“定县的工作是美国的金元铸成的”,是“奢侈的游戏”、“没有哲学和理论零星的乱干”等责难,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定县乡村建设的成绩和问题,认为愚、穷、弱、私“四个字充其量不过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而已”,“中国农村之所以穷困到破产的地步,其根本原因,第一是帝国主义商品之长期入侵,第二是军阀混战,第三是水旱天灾,第四是匪患,第五是苛捐杂税”.（4）还有刘梦飞《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判》（1933.7）,《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之商榷》（1933.12）；吴承喜《合会在中国今日之农村金融中的地位》（1934.10）、《中国各地的农民借贷——几个极堪玩味的统计申述》；王亚南《中国地租总论》（1943.6）.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陈翰生、薛暮桥、冯和法收录了“中国农村派”20 世纪30 年代组织撰写的大量的农村调查报告和论文,合编成《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比较系统地选录了中国成立前后到全国解放这一新主义时期内,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文件和法令,各个历史时期的领导同志、理论工作者和著名经济学家有关农村经济的重要论著,以及农村调查、农村实况报导（农村通讯）等文献资料” .“中国农村派”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对农村经济危机高度关注,有着深厚的民本情怀,而且更倾向于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平均土地分配,从而谋求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农村派的重要思想特色,也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原因.他们的早期探索与思想观念与一致,而且参与策划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我们据此将“中国农村派”的乡村建设思想纳入乡村建设思想体系.
五、新中国乡村建设及其思想发展
1949-1957 年,中国拉开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大幕.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 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1955 年9 月和12 月,主席先后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写了两篇序言,指出,“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前途” ,接下来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1956 年1 月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提出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十七条）,1 月23 日,政治局在十七条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简称“农业纲要四十条”）.两年后“农业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出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 汇集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集体化以及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文件、条例及领导人的调查报告等重要历史文献,是研究新中国初期乡村建设思想史的重要来源.1958-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建设及其思想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公社时期的乡村建设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1978-2011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迭起.1979 年9 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自1982 年至1986 年,、国务院连续颁布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五个“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从而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1991 年11 月29 日,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九十年代建设新农村的总目标：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
1998 年10 月14 日《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用了“建成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概念,规划了从那时到2010 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奋斗目标.从2004 年始至2011 年,、国务院有连续颁布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八个“一号文件”,2006 年的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自此,中国乡村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政策文件选》和《1985-1989 农村政策法规文件选》等系列的农村政策法规文件选集,也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乡村建设思想的主要依据.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发展农业、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基本内容,并且与撤销人民公社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基层组织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30多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造就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中国领导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历程中“明星村”不断涌现,不仅烙下了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痕迹,而且,以“明星村”的精英为代表的一大批农民,首创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中国乡村产生过典型示范效应.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乡苏工作的模范”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包括长冈、泗望2 村）,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上才溪、下才溪2 村）；民国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率先向工商业经济转变的江苏吴江庙港镇开弦弓村（江村）；互助合作先行实践村——河北遵化县西铺村(“穷棒子社”）, 浙江永嘉县燎原社（“包产到户第一村”）；人民公社时期“农业战线两面红旗”——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海南儋州石屋村；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发展先行“明星村”——安徽小岗村,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示范村——浙江奉化滕头村,山东烟台南山村,北京房山韩村河村,云南省昆明福保村.毫无疑问,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样本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村域层面佐证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巨大成就,凝练草根人物和平民的乡村建设思想,而且可以体现“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从而突破思想史研究主要以历代统治者、领袖人物及不同派别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伟大的经典文本”的研究范式,把史学研究由关注朝廷兴衰史转变到关注民生发展史.
六、乡村建设90 年的历史成就
1.中国农民世代渴望、孙中山为之奋斗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梦想成真,农民土地权利翻天覆地,越来越有保障
据民国7 年农商部统计数据概算,1918 年,中国总户数为43935475 户,其中自耕农23381200 户（占53.2%）,佃农11307432 户（占25.8%）,自种兼佃农户9246843 户（占21%） ；到抗战前,全国“仅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68%的土地,其中地主不过4%,而所占土地竟达50%”；“抗战以来,土地与其他财富以空前未有的速度集中于少数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手中”,“在十五省中,从民元至民二十八年平均的佃农数由占全人口的28%增至38%,半佃农（贫农、半自耕农）平均数由占全国人口的23%增至27%”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中国“耕地农有”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土地改革中,“全国得利农民连老解放区在内约3 亿人,约有7 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每年免交地租“即达3000 万吨以上的粮食”,农民“由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有人称之为“耕者有其田式的私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土地逐渐转变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经过“农村第二次革命”,农民按照人口平均再次分配了土地使用权,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称之为“耕者有其田式的公有”.双层经营体制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耕者的土地权益将更有保障.
2.农民组织化程度前所未有,农民自治、、生存和全面发展权利翻天覆地,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主宰
农民自古一盘散沙,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精辟分析：小农是一个阶级,但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要让农民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使农民组织起来,并实行自治.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提出了县域自治的设想,认为“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 .他还把地方自治机构举办合作经济看成是改造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希望通过举办合作经济,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观念,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一成立就把农民当成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新主义时期的农会运动、合作社运动,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组织起来；一切权利归农会,农民尝到了掌握“印把子”的甜头.今日中国：乡政村治格局保障了村民自治、权力；专业合作社迅猛发展,提升了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执政党“科学发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尊重人体地位和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等执政理念,使农民真正体味了“人权”的真谛.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画图” ,经济破产、社会衰落、匪患横行,农民穷困潦倒、民不聊生,是那个年代不同政党和派别对乡村经济社会状况的一致评价.如翰老所言：“农村经济之衰落,在中国已成普遍之现象.水旱蝗虫之天灾,兵匪苛捐之人祸,物价飞涨,举债之绝路；凡此种种,驱使大批穷苦无告者群趋城市以供包身制度之牺牲” .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这种景象.首先,农村经济实现了飞跃发展：1949 年,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分别只有11318 万吨、44.4 万吨、256.4 万吨、283.3 万吨、220 万吨、44.8 万吨,到2010 年,分别增长到54641 万吨、597 万吨、3239 万吨、12045 万吨、7925 万吨、5366 万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由1949 年的43.8 元、59.6 元,增加到2010 年的5919 元和3993 元（2009 年）.其次,农村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再也无需为人身和财产安全担忧.第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一系列的“村村通”工程彻底改变了农村生产条件,提升了农民生活品质.第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进步明显,到2010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4583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农民工6329 万人；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96.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832 亿元,累计受益7.0 亿人次；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10277 万人；全年5228.4 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554.9 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五保救济.“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局面显现.
七、乡村建设90 年的基本经验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 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中国乡村建设90 年,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到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及人民公社,再到“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一路走来,农村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中国领导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先导.这一百年,是中国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一百年,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百年.百年来的历史巨变和伟大成就证明,只有能够救中国,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视农村调查研究,勤于理论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乡村建设思想理论体系.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是以和其他后继者（领袖群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长期坚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及解决办法所形成的具有独创性、规律性的认识,是中国领导的乡村革命和乡村发展实践中的一系列战略、政策、措施及其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中众多“明星村”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首创、政府认可试验推广的做法及经验的理论总结.这套理论体系包含了下列内容和特色.乡村社会特殊论、新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线串珠,是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地认识国情和判断时局的结果,是近现代中国独立富强、乡村现代化快速推进的理论基石,崇尚调查,实事求是,彰显出中国的先进品质和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
——平均地权、耕地农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一脉相承,是中国提纲挈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和乡村建设的制胜法宝,是近现代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反映了中国对传统土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人为本一以贯之,是中国高屋建瓴、动员农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乡村发展的力量源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展示了中国尊重人体地位和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民本情怀.
——互助组、合作社、乡镇企业和中心村镇建设一路攀升,是中国领导农民展开大规模的乡村经济建设的组织方式,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通途,产业、人口和文化集聚相统一,造就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为世界乡村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经验[1-4].
——扫盲识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一体化,是中国保障农民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促进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近现代中国处理工农业和城乡关系的典范,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凸显中国的超凡的资源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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