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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武术人？
摘 要：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从事传习武术之人很多,但是关于何为“武术人”问题,学术届鲜有探讨.文章采用历史学、诠释学等方法,从当代著名武术家王培锟先生的“武术人”观点切入,解读“武术人”.文章认为：“执戈磨砺精武技,强筋壮体神尚武”是成为“武术人”的前提,“武中蕴文求兼修,兴国安邦立其身”是“武术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价值旨归.
关键词：武术人 健体 尚武 爱国 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7）3—0001—04
人虽然是理性的存在,常常会理性的认知与他交往的对象,但是,人的生活之中也充满了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对一些高深的东西,不但能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而对一些身边日常很熟悉的东西,反倒是,有时候难以言说.“武术人”便是这样一个问题,便是这样一种日常现象.
一直以来,在武术界经常听到一些习武之人,以“武术人”自居.听多了,也就习惯了,习以为常了,不假思索了.但是,习惯了未必熟知,更不意味着就是真知,有时候甚至隐含着“无知”.真正地细细考量起来,质询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武术人,换句话说,何谓武术人？“武术人”马上又会变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难以给出清楚的阐释.
“武术人”涉及到武术界内外如何看待、界定习武之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诸多问题.对“武术人”这一问题,该文试图在历史梳理和厘清的基础上,以当代著名武术家王培锟先生的“武术人”为切入点,解读“武术人”,一方面旨在深化对“武术人”的认识,提升当代“武术人”的社会担当感,一方面以求教于学界同仁.1 历史中走来的“武术人”
笔者认为,“武术人”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出场形态.对于武术的缘起,就人的生存而言,现在比较认可的流行性通说,便是武术起源于人与禽兽、人与人的生存搏斗.一方面是原始时期,社会生存环境恶劣,“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人们为了生存,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同禽兽搏斗,形成了人与兽斗的技术,一方面是“盖古之人与猛兽争生活,进而与邻争生存”,原始部落、氏族的生存利益纷争,战争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如炎黄之战等,形成了人与人的搏斗技术.毋庸置疑,这两方面搏斗技术是武术缘起的滥觞.
马克思曾经指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延续性生活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而经验的传递又是延续性生活的必要条件.于是,这些最初的人与兽、人与人的搏斗技术,随着人们延续性生活的需要,逐渐开始有意识的总结升华这些搏斗经验,形成了最初的武术.当时的生存条件,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迫切需要武术这种生存技能.掌握武术技能,就有了立足社会的根本,就有了延续性生活的手段.因此,当时的“武术人”应该是那些掌握武术这种生存技能的人.当时这些“武术人”所掌握的武术可能是只鳞片爪的搏斗技术,其掌握武术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为生存.
夏、商、周时期,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十分注重通过武艺训练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初的武术便成为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军事技能,军队中的将士们成为武术的主体.夏朝出现了“序”和“校”等这样以教授武术为主的教育机构,进行各种武艺的传习和演练.商朝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并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其士气,吸引广大臣民来习武.西周时期,“六艺”中“射”“御”是武术训练的内容.在这种尚武之风中,有武艺者被尊为“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国语﹒晋语）.可见,夏商周时期,“武术人”主要是当时军队中掌握武艺的将士们.
春秋战国时期,武术的格斗技能迅速发展,出现了凭武艺立足谋生的武术人.这些“武术人”不仅有着高超的武艺,而且还掌握一定的技击理论.如,越国的著名越女论剑：“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1]《庄子·说剑篇》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诸如此类理论不胜枚举.直到今天,这些仍然被奉为武术格斗的经典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些高深而精辟的经典理论折射出当时这些“武术人”具有高超的武艺技能.司马迁在《史记》中,遇到这些“武术人”归入“游侠列传”.他指出,这些“武术人”具有一种品德——救人于危难之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 由此可见,当时的“武术人”不但具有高超的武艺,而且具有立身正直、善恶分明、重义轻利等高尚的社会品德.这些品德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
隋唐时期,唐武举制度的建立使古代“以武取士”的人才选拔得以制度化、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任侠尚武之风的盛行.这使得武术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宁做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语）,“武术人”规模空前扩大,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庶人.有能拉巨弓,会长矛、剑器的“武术人”,被冠以“猛殿之士”等不同称谓.
宋元时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武术内容更加丰富,出现了大量的武艺结社组织,如“角抵社”“相扑社”“英略社”等.“十八般武艺”就是最早出现于宋代的典籍中.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武林豪杰,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如被后人奉为民族英雄的南宋“武术人”岳飞,是个文武兼备的将才.金兵进犯中原,他率师抗金,收复中原,令金兵闻风丧胆,还留下了气壮山河、激励人心的《满江红》.可以说,岳飞是宋朝“武术人”的典范,他高尚的品质和彰显的民族精神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武术人”.
明、清时期,“武术人”是文武兼备.明代武术家著书立说之风到达顶峰.如明代武林英雄、爱国名将戚继光著的《纪效新书》、唐顺之的《武编》、俞大猷的《正气堂集》、程宗猷的《耕余剩技》、何良臣的《阵记》等,为后来武术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近代的中国“外患内乱”,社会上形成了“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的风尚.梁启超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3] “要想驰骋中原,屹立地球者,无不持尚武之精神.抟抟大地,莽莽万国,胜衰之数,胥视之此也.”[3] 这种尚武风尚客观上为武术人报效国家提供了机遇.武术人从“强种救国”和“健身强体”的理念出发,毅然挺身而出报效国家.如武术家霍元甲,大刀王五等等.当时的“武术人”在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如今,这些“武术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依然是激励广大习武者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巨大的推动力.
2 立身当代的“武术人”
2.1 “执戈磨砺精武技”
一提到“武”,人们就想到“止戈为武”.其实,“止戈为武”源自《说文解字》中对“武”的释义.仔细斟酌、反思,止戈的前提应是执戈,没有执戈何谈止戈.也就是说,要想止戈必需得首先勤奋地执戈,执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止戈.这样看来,“武”虽然表现为“止戈”,但是蕴含着“执戈”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勤奋地执戈,磨练出一身精湛的武技,才能达到止戈的境界.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出发考量,执戈磨技就是“武术人”的基本素养和传承、弘扬武术的前提和基础.“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拳打百遍,身法自然；拳打千遍,其理自现”“一日不练,自己知道；十日不练,功夫知道；百日不练,天下皆知”等诸如此类的武术谚语,皆揭示了武术需要千锤百炼的修炼和长年累月的打磨,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俗话说：“光说不练是嘴把式”.执戈磨砺是精武技的前提,精湛的武技是执戈磨砺的结果.没有执戈磨砺,就没有精湛的武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欲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学武不用功,功夫不上身”“要练武不怕苦,要练功莫放松”等诸多武术座右铭,均集中反映了“执戈磨砺”对“精武技”的重要性.
武术人只有执戈磨砺,才能收获精湛的武技,武术人只有具备精湛的武技,才能领会武术的文化意蕴,才能领悟武术的真谛.形意拳创始人李洛能37 岁拜心意拳大师戴文雄为师,勤学苦练,在总结前辈大师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多年练拳的实践经验,创设了形意拳.可以断言,如果李洛能没有长年累月勤奋地苦练心意拳,没有精湛的心意拳技艺和实践心得,是不可能创设出形意拳,并终成一代形意拳大师的.著名武术家孙禄堂先生擅长形意拳、太极拳和八卦拳.为了提高武术技艺水平,他游走四方,寻名师访明友,切磋交流武术技艺.他甚至将形意拳和太极拳等融合,创设了孙式太极拳.可以说,武术前辈大师们都很注重武术技术的勤学苦练,每个人都“执戈磨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武术“绝活”.这些武术前辈堪称当代“武术人”“执戈磨砺精武技”的典范.
2.2 “强筋壮体神尚武”
形神兼备、内外兼修是中国武术的一大特色.武术是既追求外在的形健,又注重内在的质善.拳谚曰：“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任何一个武术门派,都有自己的一套功法,套路和器械等重要内容体系和练习法则,如长拳所要求的“三节六合、四击八法和十二型”,八卦掌所要求的“三形三势,行走如龙,动转若猴,换势似鹰,步如趟泥,手如拧绳,转如磨磨”,南拳要求“稳马硬桥、脱胛团胛、五合三催……”.它们既注重身体外在的手眼身法步训练,又注重身体内在的精神气力功训练,既注重对人体外在的骨骼、关节、肌肉的锻炼,又重视人体内脏、神经系统的锻炼.
大凡强盛的国家和民族,无不具有较强的尚武精神.武术人不仅要具有的体魄,还要有尚武精神.武术人所具有的尚武精神和武术技击本质应有密切关系.武术的技击形态对培养人的尚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技击一道,广博精深.……大之足以强国强种.”[4] 孙中山先生认为,“惟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不讲,则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曩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我同胞然处竞争激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5] 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今者爱国之士,莫不知奖励尚武精神之为急务”.[6]
不过,对于武术的技击形态,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武术的本质是技击,并不是意味着武术所有的动作都能用来技击.譬如,武术套路中一些连接性动作就不一定具有技击含义,在实践中,也不一定必然表现出技击形态.应该说,技击性是武术的本质,不论何种形态的武术,如果离开技击性,就不能称之为武术.但是,武术的技击性不能简单理解为现实中的真实技击对抗.武术套路中的技击则是一种艺术化的技击出场形态,是一种在假想格斗氛围状态下“无人似有人”的艺术化技击形态.武术散打和生活中一些武术技击则是一种真实的打时“有人似无人”的真实技击形态.武术的技击包括艺术化技击和真实技击两种技击形态.
不论何种武术技击形态,均可以培养武术人的一种淡定、从容,一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尚武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真正的武术人在长年的坚持不懈地武技练习和体悟中,将这种“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融进自己的血肉之躯,成为其肉体和精神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武术人通过刻苦努力磨练武技,不但能强筋壮体,而且还能塑造一种尚武精神,将中华民族所拥有刚健、进取、自信、自尊的民族心理延续.
2.3 “武中蕴文求兼修”
柏拉图曾指出,“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7]武术文化显然也存在类似问题.仔细品读当前一些武术文化研究论文,不难发现,诸多武术文化研究论题的主要聚焦点是武术如何吸收中华民族的儒家、道家等文化精华.当他们用“武术文化”这个词的时候,习惯性地联想到武术对中华民族其他文化的吸收,相信只有这样,武术才能称之为文化.毫无疑问,武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氛围中孕育、成长,和中国哲学、兵学、美学等传统文化必然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走上“存在自我遗忘”的老路,在试图说明武术的文化性重要之时,过度关注中华民族其他文化对武术文化作用,不自觉地走上了武术文化存在的自我遗忘,忽视了武术自身就是一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武术和中华民族其他文化是一种互动交融的文化濡化关系,武术文化吸收、濡化其他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反哺其他传统文化,为其他文化输送了文化营养.在相互的文化濡化中,武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武术文化体系.武术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既有自己的文化精神内核,又有自己的文化外在物质载体,正如武术谚语所言：“有内无外难成拳,有外无内不成术.”武术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武术技术技法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
武术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不在于它与中华民族其他传统文化形态的关联（当然,武术与其他传统文化的关联肯定是武术文化的一部分）,而主要是由于它在任何历史出场语境中,均是沿着武术技击的出场路径,在现实语境中,呈现出一种蕴含着一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哲理理论体系的武术技术体系出场形态.武术理论体系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深邃的文化蕴意皆是有机地融于技术之中,彼此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没有武术技术,就没有武术文化可言.武术文化是一种技术文化,离开武术技术的武术文化研究是一个伪命题.所谓武术的博大精深,笔者认为,就是隐匿并融于技术之中或者由技术衍化出来的武术文化意蕴的博大精深.
除了与中华民族其他传统文化的关联外,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既包括技术自身（技术动作过程,技术动作所指的技击含义）,又包括武术动作的形象化名称（很多武术动作名称或仿生或拟人,如金鸡独立、大鹏展翅、武松脱铐等.诸如此类动作名称,本身就有传统文化的寓意和意蕴）,还包括一些拳种、门派诞生所依托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王朗创设螳螂拳等）,更囊括隐匿在武术拳种或者门派中的一些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文化精神价值.
可以说,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既没有必要圆枘方凿地去误读和曲解武术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的研究范式,更无需对武术文化进行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于一些其他传统文化,以说明武术的文化性.恰恰相反,从技术性层面去剖析、解读和诠释武术的文化性,更能彰显武术本身就是传统文化.武术自身不缺少什么传统文化,不需要额外再硬给加上什么传统之类的词藻,才能称之为传统文化.
武术的技术实践研修是感知、理解武术文化意蕴的不二法门.武术人只有透过纷繁复杂的武术技术形态,才能寻觅和感受到武术文化意蕴的博大精深.换句话说,要想理解武术的文化内涵和蕴意就需要武术人千锤百炼的研修武术技术,深化对武术技术的认识,才能顿悟、领会和理解其中的奥妙所在.否则,很难领会武术文化所谓博大精深的奥妙之处.太极拳名家杨澄浦就曾指出,“中国之拳术,虽派别繁多,要知皆寓有哲理之技术,历来古人穷毕生之精力,而不能尽其玄妙者,比比皆是.”[8]
“武中文蕴求兼修”,就是说,武术自身就是文化,武术自身就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基因.当代武术人在继承前辈大师的武学思想、技艺以及经典基础上,既要研习武术技术动作的外形和内涵,又要在武术技术动作实践操作过程中去发掘、复原和领会武术动作原意和传统文化意蕴,用武术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塑造自己,做到“文武兼修”.
2.4 “兴国安邦立其身”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语）作为自己终极的生命价值旨归.这种生命价值取向犹如海上的“灯塔”引领一代又一代人,去践行自己的生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创造辉煌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培育、积累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纵观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军中战将、民间武侠都把精忠报国作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均能在祖国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为国家利益、民族大义真正做到“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尉缭子》）,以实现精忠报国的理想.从抗击匈奴的西汉名将霍去病、抗击匈奴的李广,到驱逐倭寇的戚继光,从打击英国侵略者的关天培,到义和团的“保家卫国”,从精武体育会的“强国、强民、强身”,到国术馆的“强种救国,御侮图存”,无不体现了民族危亡之际武术人的社会担当.俗话说：“人在世间走,全靠一口气.”“兴国安邦”是武术人的一口“元真之气”,是武术人决定取舍趋避的思想“总开关”,是武术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它构成了武术人的人生价值底座,是武术人立足社会的力量源头,彰显了武术人的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以自己卓越的武功保家卫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兴国安邦的典范.他们的精神之所以代代的传扬,他们的事迹之所以代代的传颂,皆因为他们具有兴国安邦的符合每个时代需求的文化精神价值.
可以说,武术人已经超越了“技击之术”的限制,承载了更高的使命.他们所蕴含的“匡扶正义、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思想内涵,其价值追求一致指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不仅深刻地诠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文化要义,同时也体现出了武术人追求“内圣外王”之风范.
总的来看,“执戈磨砺精武技,强筋壮体神尚武”是成为“武术人”的前提,“武中蕴文求兼修,兴国安邦立其身”是“武术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价值旨归.这四句话不仅给当代“武术人”提供了人生价值标杆,而且给当代“武术人”指明了实践路径和社会担当.
3 结语
时代语境的变换,迫切需要事物随着时展语境,寻找新的时代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们清晰地可以窥探出,“武术人”从最初的单向度技能的“武术人”,开始走向多维度的“武术人”,从最初单一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掌握武术,开始走向了多元化的,既有生存、生活,又有保家、卫国和立身的使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不同时代的武术人有不同时代的社会担当.作为新时代的武术人,更要效仿和超越于前辈的武术人,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来承继和发扬中国武术文化,来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吴越春秋》．
[2] 汪涌豪. 中国游侠史[M]．上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8．
[3] 梁启超. 经典文存·论尚武[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59．60．
[4] 季培刚.( 传承与流变) 从民国著作看传统武学的境遇与前途[J]. 中华武术,2006(1):54．
[5] 陈铁生, 编. 精武本纪[M]. 上海: 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6] 梁启超. 中国之武士道[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22—29．
[7] 衣俊卿. 文化哲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8] 杨振铎. 杨氏太极拳[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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