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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文人的骨头（节选）
第一节紫禁城的盲点
在故宫上班,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守在寿安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读《文渊阁四库全书》.我想,乾隆老前辈若在,一定会对这事感到欣慰.此时,那座令他无比熟悉的巨大宫殿,早已物是人非.人潮汹涌的三大殿,也早已不见昔日的静穆与庄严,站在三大殿的台基上茫然东望,新东安市场的玻璃幕墙光芒刺眼,远方的国贸三期,更以不可企及的高度炫耀着自身的权威.乾隆面对过的苍穹,早已被犬牙交错的天际线分割围困,他所站立的地方也早已不再是天下的中心.站在自己的盛世里,他或许会想到人事沉浮、王朝鼎革,想到世间所有的变幻与无常,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这般“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然而,在寿安宫———故宫西路一个偏僻的庭院,情况就有所不同.这座当年乾隆皇帝为母亲进茶侍膳、歌舞赏戏的旧日宫院,如今已是故宫博物院的内部图书馆.在这里,所有与宫殿无关的事物都退场了.阳光均匀地涂在宫殿的琉璃屋顶上；青苍的屋脊上,几茎青草拂动；两百多年前的柱子,旧漆斑驳；楠子雕花的梁间,是燕子的王朝,没有人知道它们在那里世袭了多少代.九重宫墙把它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像一件精致、繁复的容器,牢牢锁住曾有的时光.
《文渊阁四库全书》,是那旧日的一部分,被这纷繁扰嚷的尘世隔得远了,但它仍在.在寿安宫,我看到的虽然只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影印版,但是完全依照《文渊阁四库全书》照相影印的,清代缮写者的硬朗笔锋还在,植物般茂盛的繁体字,埋伏在纸页的清香里,筋脉伸展,摇曳多姿,抵御着工业印刷的污染感或者电子书籍给汉字带来的损伤,让阅读成为天下第一享受.
或许只有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由无数种小书组成的大书,称“部书”、“类书”,也称“丛书”.这样的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四大部书”,明代有《永乐大典》,但与《四库全书》相比,都只是九牛一毛.所谓《四库全书》,就是一部基本囊括古代所有图书的大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所以才叫《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总字数约3.7 亿字,而《四库全书》则差不多九亿字.《四库全书》犹如一座由无数单体建筑组成的超级建筑群,与紫禁城的繁复结构遥相呼应.林林总总的目录犹如一条条暗道,通向一个个幽秘的宫室.然而,无论一个人对于建筑的某一个局部多么了如指掌,他也几乎不可能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角上,看清这座超级建筑的整体面貌.
图书馆里,即使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16开压缩影印本,也有1500 巨册,即使不预留阅读空间,密密麻麻排在一起,也足够占满了一整间阅览室,让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短促.这或许注定是一部没有读者的大书.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曾说,20 世纪学者中,只有马一浮一人通读过《四库全书》,但也只是据说.有资料说陈垣也通读过,他1913 年来北京,用了十年时间,把《四库全书》看了一遍,我认为这不可能,但他后来写出《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文津阁书册数页数表》、《四库全书中过万页之书》等一系列论著,倒是确凿无疑的.《四库全书》的珍本,全部线装,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460 万页,当年在紫禁城里,甚至需要一整座宫殿来存放它.那座宫殿,就是文渊阁.
文渊阁在故宫的另一侧,也就是故宫东路,原本是未开放区,今年（2013 年）4 月才刚刚对外开放.从太和殿广场向东,出协和门,透过依稀的树丛,就可以看见文华殿,文渊阁,就坐落在文华殿的后院里.如今的文渊阁,早已书去楼空.1948 年内战的炮火中,匆忙撤离大陆的国民政府疏而不漏,没有忘记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带走.他们不怕麻烦,因为他们知道它重要.三万六千余册线装古书,穿越颠簸的大海,居然毫发无损地码在台北的临时库房,后来又辗转运进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库房.这座藏书的宫殿,在丢失了它的藏品之后,犹如一位失了宠的皇后,在紫禁城里成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存在.
即使人们了解它的身世,也未必对它感兴趣,更何况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是用来干什么的.相比之下,人们还是对储秀宫、翊坤宫更加关注,因为后宫之后,是帷帐深处的风流与艰险,是权力背后的八卦,绝大多数观览者,此刻目光都会变得异常尖利和敏锐,印证着自己对帝王私生活的丰富想象.
所以,尽管文渊阁的位置还算显赫,它的外表也算得上华丽———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绿、紫、白三色琉璃将屋脊装饰得色彩迷离,屋脊上还有波涛游龙的浮雕,犹如一座梦幻宫殿,但这里依然人迹寥落.在整座紫禁城内,它依然是一个盲点,或者,一段随时可以割去的盲肠.
飞鸟在空气中扇动翅膀的声音,凸显了宫殿的寂静.每当站在空阔的文渊阁里,我都会想象它从前装满书的样子,想象着一室的纸墨清香,如同一座贮满池水与花朵的巨大花园,云抱烟拥,幻魅无穷.在这样一座宫殿里,一个人既容易陶醉自己,也容易丢失自己.如果说紫禁城是一座建筑的迷宫,那么《四库全书》就是一座文字的迷宫.它以它的丰盛、浩大诱惑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反而不知去向.我们不妨做一道算术题：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一年读400 万字,50 年读两亿字,这个阅读量足够吓人,却也只占《四库全书》总字数的五分之一,更何况面对这部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浩瀚古书,一个职业读书家也不可能每年读400 万字.一个人至少需要花上五辈子,才能全部领略这座纸上建筑的全貌.对于“卷帙浩繁”这个词,它给予了最直观的诠释.它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把我们的光阴毫不留情地吸走；又像一个灿烂的神话,把我们彻底覆盖.
幽暗的文渊阁里,我暗自发问：10 亿字的篇幅,究竟为谁而存在？它们为什么存在？
第二节文人的骨头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 年）,大明王朝在北京城漫天的火焰和憔悴的花香里消失了,带着杜鹃啼血一般的哀痛,在他们的记忆里永远定格.它日暮般的苍凉,很多年后依旧在旧士人心里隐隐作痛.
曾写出《长物志》的文震亨,书画诗文四绝,崇祯帝授予他武英殿中书舍人,崇祯制两千张颂琴,全部要文震亨来命名,可见他对文震亨的赏识.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 年）,清兵攻破苏州城,文震亨避乱阳澄湖畔,闻剃发令,投河自尽未遂,又绝食六日?,终于沤血而亡,遗书中写：“保一发,以觐祖宗.”意思是,绝不剃发入清,这样才能去见地下的祖宗.
以“粲花主人”自居的明朝旧臣吴炳,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按照吴炳的纪年,是明永历二年———被清兵所俘,押解途中,就在湖南衡阳湘山寺绝食而死.
对于效忠旧朝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几乎早就注定了.两千多年前,商代末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在周武王一统天下后,就以必死的决心,坚持不食周粟.他们躲进山里,采薇而食,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草当干粮,最终在首阳山活活饿死.他们的事迹进了《论语》,进了《吕氏春秋》,也进了《史记》,从此成为后世楷模,击鼓传花似地在古今文人的诗文中传诵,一路传入清朝.这些文人有：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
“粲花主人”饿死的时候,距离乾隆出生还有63 年,所以乾隆无须为他的死负责.但来自旧朝士人的无声抵抗,却是困扰清初政治的一道痼疾.他们无力在战场上反抗清军,所以他们选择了集体沉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迹未干,他们是断然不会与屠杀者合作的,他们的决绝里,既包含着对清朝武力征服的不满,又包含着对满族这个“异族”的轻视.无论东厂、锦衣卫的黑狱,还是明朝皇帝的变态枉杀,都不能阻挡臣子们对明朝的效忠.他们对旧日王朝的政治废墟怀有悲情的迷恋,却对新王朝的盛世图景不屑一顾.他们拒绝,许多人为此遁入空山,与新主子玩起捉迷藏.也有人大隐隐于市,一转身潜入自家的幽花美景.江南园林,居然在这一片动荡不安的时代氛围中进入了疯长期.馆阁亭榭、幽廊曲径里,坐着面色皎然的李渔、袁枚……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 年）,康熙下诏开“博学鸿词”科,要求朝廷官员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供他“亲试录用”,张开了“招贤纳士”的大网.被后世称为“海内大儒”的李颙,就有幸受到陕西巡抚的荐举,但他坚决不从,让巡抚大人的好意成了驴肝肺.敬酒不吃吃罚酒,地方官索性把他强行绑架,送到省城,他竟然仿效伯夷、叔齐的样子,绝食六日,甚至还想拔刀自刎.官员们的脸立刻吓得煞白,连忙把他送回来,不再强迫他.他从此不见世人,连弟子也不例外,所著之书,也秘不示人,唯有顾炎武来访,才会给个面子,芝麻开门.
顾炎武之所以受到李颙的特殊待遇,是因为他和顾炎武情意相通.当顾炎武成为朝廷官员荐举的目标,入选“博学鸿词”科时,他也以死抗争过,让门生告诉官员,“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才被官府放过.同样的经历,还发生在傅山、黄宗羲的身上.
对康熙皇帝来说,等待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但在这个世界上,有时除了等待,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康熙毕竟是康熙,他有的是耐心.以刀俎相逼既然没有效果,就干脆还他们自由,让地方官府厚待他们,总有一天,铁树会开花.
康熙深知,士大夫的骨头再硬,也经不住时间的磨损.时间可以化解一切仇恨,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变成历史旧迹,当这个新王朝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遮盖了旧王朝的残酷,他们坚硬的身段就会变得柔软.后来的一切都证实了康熙的先见之明,康熙大帝多次请黄宗羲出山都遭到回绝,于是命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抄写黄宗羲的著作,自己在深宫里,时常潜心阅读这部“手抄本”,这一举动,不能不让黄宗羲心生知遇之感,终于让自己的儿子出山,加入“明史馆”,参加《明史》的编修,还亲自送弟子到北京,参加《明史》修撰.死硬分子顾炎武,两个外甥也进了“明史馆”,他还同他们书信往来.傅山又被强抬进北京,一见到“大清门”三字便翻倒在地,涕泗横流.至于李颙,虽已一身瘦骨、满鬓清霜,却被西巡路上的康熙下旨召见,他虽没有亲去,却派儿子李慎言去了,还把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赠送给康熙,以表示歉疚.连朱彝尊这位明朝王室的后裔,也最终没能抵御来自清王朝的诱惑,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 年）举博学鸿词科,二十二年（公元1683 年）入值南书房……
躲进剡溪山村的张岱也没能顽抗到底,在浙江学政谷应泰的荐举下,终于出山,参与编修《明史纪事本末》.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
他们所坚守的“价值”,正一点一点地被时间掏空.
毕竟,新的政治秩序已经确立,新的王朝正蒸蒸日上,“复辟倒退”已断无可能.顾炎武、黄宗羲早就看清了这个大势,所以,他们虽然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如同李敬泽在《小春秋》里所说：“‘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他们自己选择了顽抗到底,终生不仕,却不肯眼睁睁断送了子孙的前程.连抗清英雄史可法都说：“我为我国而亡,子为我家成.”清朝皇帝也是皇帝,更何况是比大明皇帝更英明的皇帝,而天下士人的第一志愿,不就是得遇明君吗？康熙正是把准了这个脉,所以才拿得起放得下.面对士人们的横眉冷对,他从容不迫.
当这个新生的王朝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平稳过渡到乾隆手中,一百多年的光阴,已经携带着几代人的恩怨情仇匆匆闪过———从明朝覆亡到乾隆时代的距离,几乎与从清末到今天的距离等长.天大的事也会被这漫长的时光所淡化,对于那个时代的汉族士人来说,大明王朝的悲惨落幕,已不再是切肤之痛,大清王朝早已成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入仕清朝,早已不是问题,潜伏在汉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强弩之末.就在这个当口,乾隆奠出了他的杀手锏———开“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 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总共一万多册,但在修成之后,藏在书库里,秘不示人,成为一部“人间未见”之书,在明末战乱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副本几乎全部被毁,至清朝手里,已所剩无几,张岱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在当时就已基本上毁于兵乱.（流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残本,也只有约400 册,不到百分之四,散落在8 个国家和地区的30 个机构中）,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
只有在乾隆时代,在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之后,当“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才能完成这一超级文化工程（今人对“工程”这个词无比厚爱,连文化都目为“工程”,此处估妄言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工程将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如果说秦始皇对各国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起点,那么对历代学术文化成果全面总结,则很可能是一个壮丽的终点———至少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易逾越的极限.在两千年的帝制历史中,如果秦始皇是前一千年的“千古一帝”,那么后一千年,这个名额就非乾隆莫属了.更有意思的是,乾隆编书与秦始皇焚书形成了奇特的对偶关系———在历史的一端,一个皇帝让所有的圣贤之书在烈焰中萎缩和消失,而在另一端,另一个皇帝却在苦心孤诣地搜寻和编辑历朝的古书,让它们复活、膨胀、繁殖,使它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乾隆应被视为中国帝制史上独一无二的君王.
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国家工程,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绝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疑在一座历史的丰碑上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对于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士人们,构成了难以抵御的诱惑.
第三节华丽转身
“皖派”学术大师戴震迈向“四库馆”的步伐义无反顾.
乾隆二十年（1755 年）,戴震33 岁,风华正茂之年,他迎来了一生的转折点.《清史稿》称他“避仇入都”.所避何仇,《清史稿》没有说,纪晓岚在戴震的《考工记图注》的序文中说了,是与同族的豪门为一块祖坟起了争执,对方勾结官府,给他治罪,他连忙逃到北京,匆忙中,连行李衣服都没带.他寄旅于歙县会馆,连粥都喝不上,却依旧放歌,有金石之声.戴震因祸得福,正是在这一年夏天,他结识了纪晓岚、钱大昕这群哥们儿,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勾股割圜记》、《考工记图注》这些著作成功刻印,一举成为京城的学术名流.
尽管戴震影响巨大,但他的科举之路一直没有走通.到京17 年后,一个天大的馅饼才掉到他的头上.由于纪晓岚向“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推荐了戴震,于敏中向乾隆帝汇报后,将他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官.这一年,戴震已到了天命之年.
戴震就这样穿上了青蓝的官袍,由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变成政府公务员,这一选择在当时士人当中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他是在向体制投降.戴震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看来,在体制内做学问和在体制外做学问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所做的学问是真学问.
话是这么说,但在皇帝眼皮底下搞学术,与在刀俎上舞蹈没有什么分别.最高领袖的关怀,有时是危险的同义词.尽管乾隆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但他代表的帝王意志,依旧严峻凌厉.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不仅是学术问题,而随时可以被归结为政治问题,干得好升官,干不好杀头.征集图书最积极的江西巡抚海成,因为他征集的书里有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惹怒了乾隆,被革职拿办,后来又被处以“候”,就是死缓；编书、抄书者因失误而被罚俸成了家常便饭,连总纂官纪晓岚也曾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 年）冬天被记过3 次,第二年,纂修周永年被记过多达50 次.另一位总篡官陆费逵甚至被罚得倾家荡产.
因此,入馆编书,也是一项高风险职业,用今天话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纪晓岚全身而退,并不是因为他有“铁齿铜牙”———即使他真有,也会被修理得满地找牙———而是因为他既才华盖世,连乾隆都成了他的粉丝,同时不失阿Q 的精神胜利法,带着一种好玩的心态看待荣辱赏罚,他还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抄了不少禁毁小说,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没事儿偷着乐.
除了最高权力者带来的震慑,戴震还要面对知识群体的谩骂.对于皇帝意志带来的学术不公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入馆一年就扬长而去.尽管倡议成立“四库馆”的朱筠推荐了他的弟子章学诚,章学诚却宁肯一生潦倒也绝不入馆,更对乾隆朝的第一学者戴震嗤之以鼻,与他老死不相往来.道不同,不为谋,但他们最终在学术史里相遇,成为大清王朝文化苍穹上两颗不灭的恒星.
应当说,戴震走的,也是一条孤绝的路,一条孤绝的学术之路,甚至是一种皈依.他了却红尘,把目光收束在苍古斑驳的经卷中,它所需要的勇气、毅力,丝毫不逊于伯夷、叔齐,不逊于顾炎武、黄宗羲,更不逊于将与他相识视为生命中“头等重大事件”,却又终生不相契阔的章学诚.汉人的江山被夺走了,但文化的江山还在,这个江山,谁也夺不走,不仅夺不走,那些夺了宝座的帝王,还要削尖脑袋,对它顶礼膜拜.这文化,不仅考士人,也考皇帝,迈过它的门槛,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也才配得上这无限江山.他们终于悟出了,一纸书页,抵得上千军万马.不知不觉之间,时代的话语权,又回落到了士人的手上.
当袁枚在遥远的江南踏雪寻梅,戴震正踏着斑驳的石砖地和砖缝里蓬勃的杂草,走向庄严的“四库”馆.一进馆,他被冻得发木的面孔就会舒展、丰润起来,那世界如一片丰饶的园林,让他觉得妥帖、温暖和自由,正像袁枚在湖山之间的感觉一样.袁枚的理想生活藏在随园里,正如戴震的理想生活在“四库馆”.戴震的世界里,“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那余花、那好鸟,就是他触目可及的琳琅文字.戴震贪恋着那片文字的园林,在其中游刃有余.在校勘《水经注》时,他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为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 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 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 个字,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迎刃而解.除此,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校订.
人各有志.无论披着布衣还是官袍,他枯瘦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份不灭的信念,那就是对“道统”的坚守,对学术的信念.无论多么庄严的“政统”都有它的极限,八百年的周朝,够长久了,也有灰飞烟灭的那一天,所以他叩拜乾隆,虽五体投地,但当他瞥见御座上方那块“建极绥猷”匾,心底都会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而周朝小民孔子创建的儒学,已经延续了两千年,超越了所有的朝代,超越了焚书坑儒的毁灭,仍然香火传递.文人身处帝王的朝廷,心里却有自己的朝廷、自己的江山———那亘古不灭的“道统”,是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一股手传手的力量,历经两千年,把戴震推向“四库馆”.他守着如豆的灯火,面对着先人的语言沉默不语,却感到自己的血液里有一种已经酝酿了两千年的力量.
在戴震身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奔向“四库馆”.当时的大学者,除戴震外,还有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徐珂写《清稗类钞》,将他们五人称为“五征君”.戴震不再孤独,“四库馆”里,成百上千的编书、抄书者仿佛潮水,迅速湮没了他枯寂的身影.
由于字数庞大,当时又没有复印机,刊刻是不可想象的,抄写是最快捷的办法,于是成立了缮写处,前后聘用的缮写人员多达2840人以上.他们按照半页8 行、每行21 字的格式统一抄写.每书要先写提要,后写正文.两百多年后,在故宫图书馆,面对着它们的影印版,我仍然体会得到他们的细致和耐心.那一刻,我似乎听到了“四库馆”里,所有人都摒住呼吸,唯有笔尖齐刷刷落在纸页上的沙沙声.那种声音轻盈绵密,若有若无,一个敏感的人,能够从它们疾徐有致的节奏里,听出笔划的起承转合.纸是浙江上等开化榜纸,纸色洁白,质地坚韧.那时,定然有一只飞虫轻轻降落在某一张正在书写的纸页上,混迹于那些蝇头小字中,但缮写者的写字节奏没有丝毫的零乱,假如笔触刚好到达它停泊的位置,那悬起的笔尖一定会停顿在空中,等待它的重新起飞.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 年）,历经十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三年后,第二、三、四部抄写完成.又过六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 年）,最后一部（第六部）《四库全书》抄完了最后一个字,装裱成书.至此,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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